乐一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黄帝至于三代，名称不同。周衰凋缺，又为郑卫所乱。魏文侯虽好古，然犹昏睡于古乐。于是淫声炽而雅音废矣。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执干戚，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故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乐》，秦改曰《寿人》。其声，楚声也，汉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生于《武德》，《礼容》生于《文始》、《五行》也。汉初，又有《嘉至乐》，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迎神之乐也。文帝又自造《四时舞》，以明天下之安和。盖乐先王之乐者，明有法也；乐己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荐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荐之世宗之庙。汉诸帝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焉。
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殊。其内史中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为《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荐之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邓静、尹商，善训雅乐，哥师尹胡能哥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郑声，惟夔好古存正焉。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武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明帝太和初，诏曰；“礼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庙乐未称，其议定庙乐及舞，舞者所执，缀兆之制，声哥之诗，务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于是公卿奏曰：“臣闻德盛而化隆者，则乐舞足以象其形容，音声足以发其哥咏。故荐之郊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者，礼乐之谓也。故先王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盖当其时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几二千年，《韶箾》、《南》、《龠》、《武》、《象》之乐，风声遗烈，皆可得而论也。由斯言之，礼乐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乐》。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建定烈祖之称，而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纪功。夫哥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昔《箫韶》九奏，亲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武之阼。特以显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辉，习咏其风声者也。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莫盛于《章斌》焉。《乐志》曰：‘钟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庙，又所以献酬酳酢也。在宗庙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长之中，长幼无不从和。’故仲尼答宾牟贾之问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云：‘鲁有禘乐，宾祭用之。’此皆祭礼大享，通用盛乐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舞宜并以为荐享；及临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后乃合古制事神训民之道，关于万世，其义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尚书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许制《章斌之乐》；三请，乃许之。
于是尚书又奏：“祀圆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釭，黑韦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余服如前。《章斌舞》者，与《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于朝庭，则《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袴，白布釭，黑韦鞮。《咸熙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袴，其余服如前。”奏可。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与《武始》、《咸熙》同服，不知服何冠也？
侍中缪袭又奏：“《安世哥》本汉时哥名。今诗哥非往诗之文，则宜变改。案《周礼》注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之乐》也。是以往昔议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正夫妇，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乐》。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袭后又依哥省读汉《安世哥》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为《正始》，而袭至是又改《安世》为《享神》，未详其义。王粲所造《安世诗》，今亡。袭又奏曰：“文昭皇后庙，置四县之乐，当铭显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具乐。”尚书奏曰：“礼，妇人继夫之爵，同牢配食者，乐不异文。昭皇后今虽别庙，至于宫县乐器音均，宜如袭议。”奏可。
散骑常侍王肃议曰：“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今说者据《周官》单文为经国大体，惧其局而不知弘也。汉武帝东巡封禅还，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其乐。言尽用者，为尽用宫县之乐也。天地之性贵质者，盖谓其器之不文尔，不谓庶物当复减之也。礼，天子宫县，舞八佾。今祀圆丘方泽，宜以天子制，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卫臻、缪袭、左延年等咸同肃议。奏可。
肃又议曰：“说者以为周家祀天，唯舞《云门》；祭地，唯舞《咸池》；宗庙，唯舞《大武》，似失其义矣。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左传》：‘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六代之乐也。然则一会之日，具作六代乐矣。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宾客燕会，比之为细。《王制》曰：‘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可以燕乐而逾天地宗庙之乐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夫六律、六吕、五声、八音，皆一时而作之，至于六舞独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厌人心也。又《周官》：‘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东夷之乐也。又：‘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哥，祭祀则吹而哥之，燕亦如之。’四夷之乐，乃入宗庙；先代之典，独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乐，皆主之于宗庙，而后播及其余也。夫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钧》之舞。”有司奏：“宜如肃议。”奏可。肃私造宗庙诗颂十二篇，不被哥。晋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庙哥，其乐舞亦仍旧也。
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青阳》、《硃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哥《青阳》，夏哥《硃明》，并舞《云翘》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硃明》，兼舞二舞。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加宗庙食举《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为上陵食举。减宗庙食举《承元气》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二曲，合七曲为殿中御食饭举。又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晋荀勖、傅玄并为哥辞。魏时以《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于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驺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郎作者是也。今谓之行礼曲，姑洗厢所奏。按《鹿鸣》本以宴乐为体，无当于朝享，往时之失也。
晋武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哥诗。诏又使中书郎成公绥亦作。张华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韶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勖则曰：“魏氏哥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未必皆当。”故勖造晋哥，皆为四言，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此则华、勖所明异旨也。九年，荀勖遂典知乐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勖及傅玄、张华又各造此舞哥诗。勖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骑常侍阮咸讥新律声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勖以其异己，出咸为始平相。晋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豫》之舞。
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哥词，陈之于舞列，宫县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哥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放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习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侍郎籓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鄴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符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语在《律历志》。晋世曹毗、王珣等亦增造宗庙哥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哥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云翘》承□”，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哥》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阙。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按礼，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乐于圆丘之上，天神皆降。作乐于方泽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哥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乐祭天地，其来尚矣。今郊享阙乐，窃以为疑。《祭统》曰：‘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哥，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至于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晋氏，太始之初，傅玄作晋郊庙哥诗三十二篇。元康中，荀籓受诏成父勖业，金石四县，用之郊庙。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证也。今庙祠登哥虽奏，而象舞未陈，惧阙备礼。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方兹休明在辰，文物大备，礼仪遗逸，罔不具举，而况出祇降神，辍乐于郊祭，昭德舞功，有阙于庙享。谓郊庙宜设备乐。”
于是使内外博议。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等五十一人并同万秋议。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以为：“圣王之德虽同，创制之礼或异，乐不相沿，礼无因袭。自宝命开基，皇符在运，业富前王，风通振古，朝仪国章，并循先代。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至于乐号庙礼，未该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宇，宜讨定礼本，以昭来叶。寻舜乐称《韶》，汉改《文始》，周乐《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庙，制《咸熙》舞文庙。则祖宗之庙，别有乐名。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厘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毁，则乐无别称，犹汉高、文、武，咸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无余名。章皇太后庙，依诸儒议，唯奏文乐。何休、杜预、范宁注‘初献六羽’，并不言佾者，佾则干在其中，明妇人无武事也。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寻诸《汉志》，《永至》等乐，各有义况，宜仍旧不改。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议者或云庙以居神，恆如在也，不应有迎送之事，意以为并乖其衷。立庙居灵，四时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无常，何必恆安所处？故《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格’。又《诗》云：‘神保遹归。’注曰：‘归于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备迎送之乐。古以尸象神，故《仪礼》祝有迎尸送尸，近代虽无尸，岂可阙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辞，明江左不迎，非旧典也。”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以为：“德业殊称，则干羽异容，时无沿制，故物有损益。至于礼失道愆，称习忘反，中兴厘运，视听所革，先代缪章，宜见刊正。郊之有乐，盖生《周易》、《周官》，历代著议，莫不援准。夫‘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质与诚，以章天德，文物之备，理固不然。《周官》曰：‘国有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知上帝非天。《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豫》之作乐，非郊天也。大司乐职，‘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则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众经，郊祀有乐，未见明证。宗庙之礼，事炳载籍。爰自汉元，迄乎有晋，虽时或更制，大抵相因，为不袭名号而已。今乐曲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正德》、《大豫》，礼容具存，宜殊其徽号，饰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后昆。前汉祖宗，庙处各异，主名既革，舞号亦殊。今七庙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庙有别制。后汉东平王苍已议之矣。又王肃、韩祗以王者德广无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愚谓苍、肃、祗议，合于典礼，适于当今。”
左仆射建平王宏又议：“竣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连文重出，故谓上帝非天，则《易》之作乐，非为祭天也。按《易》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云：‘肆类于上帝。’《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以知礼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谓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天为议，则上帝犹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上帝尔。《周礼》祀天之言再见，故郑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后冬至所祭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应以何时致享？《记》云：‘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质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郊宜有乐，事有典据。竣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舞乐。至于袷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舞。故谓后汉诸祖，共庙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适时之变也。后汉从俭，故诸祖共庙，犹以异室存别庙之礼。晋氏以来，登哥诵美，诸室继作。至于祖宗乐舞，何犹不可迭奏。苟所咏者殊，虽复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乐，岂复是异庙邪？”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诏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入庙诣东壁，并奏登哥，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参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哥。”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哥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文帝章太后庙未有乐章，孝武大明中使尚书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诗。
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
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北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焉。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治道，养以仁义，防其邪淫，上享宗庙，下训黎民，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气。以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哥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改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民，而不恻怆。加以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两仪之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禀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诗》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杂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民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唯垂采察。”于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兒》等乐。又减其禀。其后复《高絙》、《紫鹿》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依旧给伎。总章工冯大列：“相承给诸王伎十四种，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八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若如议者，唯天子八，则郑应纳晋二六，晋应赐绛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级，莫不以两，未有诸侯既降二列，又列辄减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于两义亦乖，杜氏之谬可见矣。国典事大，宜令详正。”事不施行。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咏哥。夫哥者，固乐之始也。咏哥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哥之次也。咏哥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故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昔有戎氏有二女，居九成之台。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不反。二女作哥，始为北音。禹省南土，嵞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嵞山之阳，女乃作哥，始为南音。夏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后析，斧破断其足。孔甲曰：“鸣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哥，始为东音。周昭王南征，殒于汉中。王右辛余靡长且多力，振王北济，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处作哥，始为西音。此盖四方之哥也。
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
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哥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哥，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哥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哥，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哥也。《尔雅》曰：“徒哥曰谣。”
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
《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凤将雏哥》者，旧曲也。应琚《百一诗》云：“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然则《凤将雏》其来久矣，将由讹变以至于此乎？
《前溪哥》者，晋车骑将军沈玩所制。
《阿子》及《欢闻哥》者，晋穆帝升平初，哥毕辄呼“阿子！汝闻不？”语在《五行志》。后人演其声，以为二曲。《团扇哥》者，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哥，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哥。《督护哥》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埋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懊憹哥》者，晋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语在《五行志》。宋少帝更制新哥，太祖常谓之《中朝曲》。《六变》诸曲，皆因事制哥。《长史变》者，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读曲哥》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哥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是也。凡此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
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哥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
《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鞞舞哥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鞞舞哥》亦五篇，又《铎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今《幡》、《鼓》哥词犹存，舞并阙。《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又云晋初有《杯盘舞》、《公莫舞》。史臣按：杯盘，今之《齐世宁》也。张衡《舞赋》云：“历七盘而纵蹑。”王粲《七释》云：“七盘陈于广庭。”近世文士颜延之云：“递间关于盘扇。”鲍昭云：“七盘起长袖。”皆以七盘为舞也。《搜神记》云：“晋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接杯盘反覆之。”此则汉世唯有盘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从来已久，欲云项伯，非也。
江左初，又有《拂舞》。旧云《拂舞》，吴舞。检其哥，非吴词也，皆陈于殿庭。扬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词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又有《白珝舞》，按舞词有巾袍之言；珝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珝，疑白珝即白绪。
《鞞舞》，故二八，桓玄将即真，太乐遣众伎，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相承不复革。宋明帝自改舞曲哥词，并诏近臣虞龢并作。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哥曲》，并列于乐官。哥词多淫哇不典正。
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自舞。《诗》云“屡舞仙仙”是也。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舞又是也。魏、晋已来，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若饮酒以杯相属也。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近世以来，此风绝矣。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论三调哥曰：“臣闻《风》、《雅》之作，由来尚矣。大者系乎兴衰，其次者著于率舞。在于心而木石感，铿锵奏而国俗移。故郑相出郊，辩声知戚；延陵入聘，观乐知风。是则音不妄启，曲岂徒奏。哥倡既设，休戚已征，清浊是均，山琴自应。斯乃天地之灵和，升降之明节。今帝道四达，礼乐交通，诚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闻，六代潜响，舞咏与日月偕湮，精灵与风云俱灭。追余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此则然矣。夫钟县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制，八佾为体。故羽龠击拊，以相谐应，季氏获诮，将在于此。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钟一肆，克谐女乐，以哥为称，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县合和《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不欲废罢，别立哥钟，以调羽佾，止于别宴，不关朝享，四县所奏，谨依雅则，斯则旧乐前典，不坠于地。臣昔已制哥磬，犹在乐官，具以副钟，配成一部，即义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谅以金县干戚，事绝于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攸序，长幼不可以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夫川震社亡，同灾异戒，哀思靡漫，异世齐欢。咎征不殊，而欣畏并用，窃所未譬也。方今尘静畿中，波恬海外，《雅》《颂》得所，实在兹辰。臣以为宜命典司，务勤课习，缉理旧声，迭相开晓，凡所遗漏，悉使补拾。曲全者禄厚，艺敏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自劝；风以靡之，可不训自革。反本还源，庶可跂踵。”诏曰：“僧虔表如此。夫钟鼓既陈，《雅》《颂》斯辨，所以惠感人祇，化动翔泳。顷自金龠弛韵，羽佾未凝，正俗移风，良在兹日。昔阮咸清识，王度昭奇，乐绪增修，异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详。”
乐器凡八音：曰金，曰石，曰土，曰革，曰丝，曰木，曰匏，曰竹。
八音一曰金。金，钟也，袴也，錞也，镯也，铙也。，铎也。钟者，《世本》云“黄帝工人垂所造。”《尔雅》云“大钟曰镛”。《书》曰“笙镛以间”是也。中者曰剽，剽音瓢。小者曰栈，栈音盏，晋江左初所得栈钟是也。县钟磬者曰笋虡，横曰笋，从曰虡。蔡邕曰：“写鸟兽之形，大声有力者以为钟虡，清声无力者以为磬虚，击其所县，知由其虡鸣焉。”袴如钟而大。史臣案：前代有大钟，若周之无射，非一，皆谓之钟；袴之言，近代无闻焉。
筼，筼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今民间犹时有其器。《周礼》，“以金筼和鼓”。
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周礼》，“以金镯节鼓”。
铙，如铃而无舌，有柄，执而鸣之。《周礼》，“以金铙止鼓”。汉《鼓吹曲》曰铙哥。
铎，大铃也。《周礼》，“以金铎通鼓”。
八音二曰石。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不知叔何代人。《尔雅》曰：“形似犁筜，以玉为之。”大曰綍。綍音嚣。
八音三曰土。土，埙也。《世本》云，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也。周畿内有暴国，岂其时人乎？烧土为之，大如鹅卵，锐上平底，形似称锤，六孔。《尔雅》云，大者曰祇，祇音叫。“小者如鸡子”。
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鞉也，节也。大曰鼓，小曰朄，又曰应。应劭《风俗通》曰：“不知谁所造。”以桴击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鞉。鼓及鞉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鞉；六面者曰灵鼓、灵鞉；四面者曰路鼓、路鞉。《周礼》：“以雷鼓祀天神，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致鬼享。”鼓长八尺者曰{卉鼓}鼓，以鼓军事。长丈二尺者曰鼛鼓，凡守备及役事则鼓之。今世谓之下鼜。鼜，《周礼》音戚，今世音切豉反。长六尺六寸者曰晋鼓，金奏则鼓之。应鼓在大鼓侧，《诗》云“应朄悬鼓”是也。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谓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则鞀、鞞即鞉类也。又有鼍鼓焉。
节，不知谁所造。傅玄《节赋》云：“黄钟唱哥，《九韶》兴舞。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拊。”此则所从来亦远矣。
八音五曰丝。丝，琴、瑟也，筑也，筝也，琵琶、空侯也。
琴，马融《笛赋》云：“宓羲造琴。”《世本》云：“神农所造。”《尔雅》“大琴曰离”，二十弦。今无其器。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绿绮，事出傅玄《琴赋》。世云燋尾是伯喈琴，伯喈传亦云尔。以傅氏言之，则非伯喈也。
瑟，马融《笛赋》云“神农造瑟。”世本，“宓羲所造”。《尔雅》云：“瑟二十七弦者曰洒。”今无其器。筑，不知谁所造。史籍唯云高渐离善击筑。
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体合法度，节究哀乐，乃仁智之器，岂亡国之臣所能关思哉？”《风俗通》则曰：“筑身而瑟弦。”不知谁所改作也。
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风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为名。”杜挚云：“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
空侯，初名坎侯。汉武帝赛灭南越，祠太一后土用乐，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者，因工人姓尔。后言空，音讹也。古施郊庙雅乐，近世来专用于楚声。宋孝武帝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空侯相似。怀远后亡，其器亦绝。
八音六曰木。木，柷也，敔也。并不知谁所造。《乐记》曰：“圣人作为控、楬、埙、篪。”所起亦远矣。柷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挏之，令左右击敔。，状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铻。以竹长尺名曰止，横擽之，以节乐终也。
八音七曰匏。匏，笙也，竽也。笙，随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它皆相似也。竽今亡。“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其笙中之簧，女娲所造也。《诗》传云：“吹笙则簧鼓矣。”盖笙中之簧也。《尔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舜祠得笙，白玉管。后世易之以竹乎。
八音八曰竹。竹，律也，吕也，箫也，管也，篪也，龠也，笛也。律吕在《律历志》。
箫，《世本》云：“舜所造。”《尔雅》曰：“编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长尺二寸者筊。”筊者爻。凡箫一名籁。前世有洞箫，其器今亡。蔡邕曰：“箫，编竹有底。”然则邕时无洞箫矣。
管，《尔雅》曰：“长尺，围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簥。簥音骄；中者曰篞；小者曰篎，篎音妙。古者以玉为管，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尺，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旧志云，一曰管。史臣案：非也。虽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时西王母献管，则是已有其器，新公安得造篪乎？《尔雅》曰：“篪，大者尺四寸，围三寸，曰沂。”沂音银，一名翘。“小者尺二寸”。今有胡篪，出于胡吹，非雅器也。
籥，不知谁所造。《周礼》有籥师，掌教国子秋冬吹籥。今《凯容》、《宣烈》舞所执羽籥是也。盖《诗》所云“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也。《尔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广雅》云，七孔。大者曰产，中者曰仲，小者曰箹。箹音握。
笛，案马融《长笛赋》，此器起近世，出于羌中，京房备其五音。又称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风俗通》则曰：“丘仲造笛，武帝时人。”其后更有羌笛尔。三说不同，未详孰实。
絪，杜挚《笳赋》云：“李伯阳入西戎所造。”汉旧注曰：“，号曰吹鞭。《晋先蚕注》：“车驾住，吹小；发，吹大。”即絪也。又有胡笳。汉旧《筝笛录》有其曲，不记所出本末。
鼓吹，盖短箫铙哥。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左传》曰，晋文公胜楚，“振旅，凯而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哥。”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哥，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哥。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又应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谓之鼓吹矣。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晋江左初，临川太守谢摛每寝，辄梦闻鼓吹。有人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当得死鼓吹尔。”摛击杜韬战没，追赠长水校尉，葬给鼓吹焉。谢尚为江夏太守，诣安西将军庾翼于武昌咨事，翼与尚射，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给之。今则甚重矣。
角，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或云出吴越。旧志云：“古乐有籁、缶。”今并无。史臣按：《尔雅》，籁自是箫之一名耳。《诗》云：“坎其击缶。”毛传曰：“盎谓之缶。”
筑城相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倡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至今传之。
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倡和，陈左善清哥，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硃生善琵琶，尤发新声。傅玄著书曰：“人若钦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说，则自兹以后，皆孙、硃等之遗则也。
《宋书·卷十九》译文及注释
《周易》说：“先王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以盛大隆重的仪礼将音乐献给上帝，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从黄帝到三代，名称不同。周代衰微时，古乐凋零残缺，又被郑卫之音所淆乱。魏塞堡虽说好古，然而他听了古乐仍然昏昏欲睡。于是淫声兴盛而雅音废弃了。
秦朝焚毁典籍，《乐经》因此亡佚。汉朝兴起，乐家有制氏，但衹能记载古乐的音调节奏。却不能说出它的含义。周代所保存的六代古乐，到童曲衹剩下《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称为《五行》，汉高祖改《韶舞》称为《文始》，用以表示不相沿袭。又制作《武德舞》，跳舞的人都手持武器，用来象征天下之人乐于自己行使武力来消除暴乱。所以在高祖庙中演奏《武德》、枚始》、《五行》之舞。周代又有《房中之乐》，台塑改称为《寿人》，它的声调是楚地的声调，汉高祖爱好它，孝惠帝改称为《安世房中乐》。产担又制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出自《武德》，《礼容》出白《文始》、《五行》。汉朝初年又有《嘉至乐》，是叔孙通因袭秦朝乐人而制作的宗庙迎神之乐。汉文帝又自己制作《四时舞》，用来表明天下的安和。原来爱好先王的古乐，为的是表明有一定的法则；爱好自己所制作的新乐，为的是表明有一定的制度。汉孝景帝采用《武德舞》作《昭德舞》，荐祭太宗庙。孝宣壶采用《昭德舞》制作《盛德舞》，荐祭世宗庙。选曲诸帝都演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
汉武帝的时候，河间献王与毛生等人共同收集《周官》以及诸子书中言及乐事的资料，着《乐记》一书，进献八佾之舞，与制氏没有差异。献王的内史中丞王定传下来，转授常山王禹。王禹在漠成帝时任谒者，多次对皇上谈论乐舞的义理，并且进献《乐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时，得到二十三篇，但是始终没有使用。
到了束汉明帝初年，束平宪王刘苍总结公卿的讨论，说：“宗庙应当演奏本朝的乐舞，不应当袭用前朝，这样才是彰明功德的方式。”于是继承《文始》、《五行》、《武德》制作《入武》之舞．又制作舞歌一章，进献祭汉光武帝庙。
东汉末年大乱，各乐舞散佚残缺。魏武帝平定荆州时，得到杜夔，杜夔精通音乐，曾经任束汉的雅乐郎，尤其熟悉关于雅乐的事，于是武帝任他为军谋祭酒，命他创定雅乐。当时又有邓静、尹商，善于训释雅乐，歌师尹胡能唱宗庙郊祀的乐曲，舞师冯肃、服养通晓前代的各种舞蹈，都由世夔统一管理．主遂考证古代经籍，搜集近代典章，魏朝恢复前代的古乐，是从杜夔开始的。而左延年等人，善于演奏流行乐曲，衹有杜夔爱好古乐，坚守正道。
魏文帝董翅二年，把篷朝《巴渝舞》改名为《昭武舞》，把宗庙《安世乐》改名为《正世乐》，《嘉至乐》改名为《迎灵乐》，《武德乐》改名为《武颂乐》，《昭容乐》改名为《昭业乐》，《云翘舞》改名为《凤翔舞》，《育命舞》改名俨应舞》，《武德舞》改名为《武颂舞》，《文始舞》改名为《大韶舞》，《五行舞》改名为《大武舞》。它们的许多歌诗，大都沿用前代的旧作。衹有魏迩初建时，使王塞改写登歌以及《安世》、《巴渝》诗罢了。
魏明帝左面初年，下韶书说：“制礼作乐，为的是类比事物、表彰功德而不忘其根本。凡是音乐，都是以舞蹈为主，从黄帝《云门》以下，一直到且伐《大武》，都是太庙舞蹈的名称。而管理它的官员，都称为太乐，那是因为总领诸类，不能拿其中一类来作为名称。武皇帝的庙乐未能相称，在商讨规定武皇帝的庙乐及舞蹈时，舞者执持的物件，行列位置的制度，声歌的诗句，一定要使其周详完备。乐官从容自若，所以称为太乐。”太乐是汉朝的旧官名，后汉依据谶书改称太子乐宫，到这时改复旧名。
于是公卿卜奏疏说：“臣下听说凡是道德隆盛，教化昌明的朝代，那么乐舞能够表现它的德化，音声能够抒发它的盛情。所以在祭天祭祖中进献，鬼神因它的和谐而享用，在朝廷演奏，君臣因它符合礼度而高兴。能使四海之内，到处知道皇上的德政进入极盛时期，而光辉曰曰更新的工具，就是指的礼乐啊。所以先王以殷盛的乐舞荐祭上帝，并配祀祖先，实在是根据当时情况制作的。周代末年，上距唐、虞差不多有两千年，有《韶筋》、《南》、《籥》、《武》、《象》之乐，它的风化遣功，都是可以了解并加以评论的，从这一点来说，礼乐的事情，是不能停止的。如今太祖武皇帝乐，应当称为《武始之乐》。武是神武的意思，又是足迹的意思。《武始》意谓神武的初始，又指王者事迹的兴起。高祖文皇帝乐，应当称为《咸熙之舞》，咸是皆的意思，熙是兴盛的意思，咸熙的意思是说适逢盛运，承受天命，天下由此都兴盛起来。至于群臣论述功德。建定先祖的称号，却没有制定乐舞，这不是昭明美德、记述功业的办法。歌诗是用来咏叹美德的，舞蹈是用来表现事迹的。在文字上，文和武合起来称为斌，而兼有文武之资，正是圣德得以彰明的原因啊!臣等恭谨地制定乐舞，称为《章斌之舞》。从前《箫韶》在虞舜庭中演奏，《武》、《象》、《大武》也在固文王、周武王的阶前振起。这是特地用来显示他们的德教，表明他们的成功，使天下的人亲身感受他们的光辉，习咏他们的风化啊。自从谨直担、塞壶各自根据他们的时代制作《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乐舞中适合的内容，用以咏美当今创业的圣主，来传扬丰功伟绩，没有比《章斌》更隆盛的了。《乐志》说：‘用钟磬演奏，执干戚起舞，是用以祭先王之庙，又是用来主客酬酢的。在宗庙之中，君臣无不致敬意；在族长之中，长幼无不顺从和睦。，所以孔子回答宾牟买的问题时说：‘周代的德行通达四方，礼乐相互交往。，《传》说：‘鲁国有大祭之乐，在大祭宗庙时应用。’这都是举行祭祀先王时，普遍用盛乐的明确的文字记载。现在如果祭祀天地宗庙，那么这三舞应当一并用为祭献，及至天子亲自祭祀先王，也应当用这三舞。然后才合乎古代制度中敬事神明、训导百姓的道理，关于后代万世，它的意义更为显著。又，臣等考虑，三舞应当有一个总的名称，可以命名为《大钧之乐》。钩是平的意思，指的是大魏三代功业相同，以致国家兴隆、天下升平。名称很美，义理又很确切。”尚书奏称：“应当照所上奏疏办理。”明帝起初不同意制定《章斌之乐》。群臣再三提出请求后，才答应了。
于是尚书又上奏疏说：“祭祀上天以下时，《武始舞》舞人的服装是：平顶礼帽，黑色的裹发巾，玄色的衣裳，白色的领和袖，绛色领袖的内衣，绛色的合幅裤，绛色的袜子，黑色的皮鞋。《咸熙舞》舞人戴皂绢做的帽，其他服装如前。《章斌舞》舞人与《武始》、《咸熙》舞人同一服装。在朝廷演奏时，则舞《武始舞》的人的服装是：武士帽，赤色的裹发巾，生绛色的袍子，单衣，绛色衣领衣袖，皂色领袖的内衣。虎纹合幅裤，白色布袜，黑色的皮鞋。《咸熙舞》舞人的服装是：缁布冠，黑色的裹发巾，生黄色的袍子、单衣，白色合幅裤，其余服装如前。”所奏得到许可。史臣按：《武始》、《咸熙》二舞中，所戴的冠帽规定不同，可是说《章斌》与腻始》、《咸熙》同一服装，不知道《章斌》戴的是哪一种帽子?
侍中缪袭又上奏疏说：“《安世歌》本来是汉朝时的歌名，如今它的歌词已不是往时的文辞，那就应当更改歌名。据《周礼》注说：《安世乐》就是周代《房中之乐》。所以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房中之乐》歌咏后妃的德性，是用来教化天下而端正夫妇之道的，应当改《安世》的名称为《正始之乐》。在魏国刚刚建立时，已故侍中王粲写的登歌《安世诗》，专门用来怀念歌咏神灵以及述说神灵鉴临享受的意思。臣缪袭后来依据王粲的登歌来省察阅读汉朝《安世歌》的歌词，也说：‘四面摆下盛大的陈设，神灵前来享受饮宴，美好的进献与美好的礼仪，永远受到神灵的保佑。’没有《周南》、《召南》中所说的以后妃之德教化天下的话。如今想来，过去认为《房中之乐》是后妃之歌的人，恐怕是违背了它的原意。当祭祀娱神的时候，升堂就歌咏先祖的功德，下堂就歌咏宴享之乐，用不着去歌咏后妃的德化。自是应当依据实事来为它的乐歌命名，改称《安世歌》为《享神歌》。”所奏许可。按文帝已经改《安世》为《正始》，而缪袭到这时却又改《安世》为《享神》，不了解其中道理。王粲所写的《安世诗》，现在已经失传。
缪袭又上奏疏说：“祭文昭皇后庙，设置四悬之乐，应当刻于碑石，显示其节奏以及演奏的次序，依照太祖庙的名称，称为昭庙的供乐。”尚书上疏说：“按照礼仪的规定，凡是妻子继承丈夫的爵位，用同样牺牲祭祀的，祭乐也没有差异。昭皇后如今虽然另设祭庙，至于宫悬乐器节奏的规定，应当照缪袭的建议。”所奏许可。
散骑常侍王肃上奏说：“帝王各自用他们的礼乐制度事奉天地，如今研究者以《周官》的孤文单证作为治国的大法，我担心他们有片面性而缺乏全面观点。漠武帝东巡封禅回来，在甘泉祭主二，在祭后土，都用全部乐舞。说他全用，是说他全用宫悬之乐。所谓天地的本性以质朴为贵，是说器物没有文饰罢了，不是说祭祀时的乐器应当再减少。按礼乐的规定，天子置宫悬、舞八佾。如今祭祀天地，应当用天子的制度，设置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卫臻、缪袭、左至蝗等都赞成王尽的意见。所奏许可。
王扇又上奏议说：“研究乐舞的人认为周代祭天时，衹舞《云门》，祭祀地时，衹舞《咸池》，祭祀宗庙时衹舞《大武》，似乎违背了它的原意。厘伐依礼迎接宾客时都演奏全部的乐舞。《左传》：‘王子颓宴饮五大夫，演奏全部的乐舞。’这是指六代的乐舞。那就在一次的宴会中，一一演奏了六代的乐舞。祭祀天地宗庙，是一件大事，而宾客宴会，比起来算是小事。《王制》说：‘各样菜肴不能超过祭祀的牺牲，日常衣着不能超过祭祀的服饰。，能够使宴饮之乐超越祭祀天地宗庙之乐吗?《周宫》：‘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用来荐祭鬼神，协和邦国，调谐万民，慰安宾客，娱乐远人。’六律、六吕、五声、八音，都同时来演奏，至于六舞却惟独分开来用，造就是人心难以满足的原因。《周官》又说：‘乐官稣师掌管教习干乐，在祭祀的时候，就率领他的属下来表演。祭祀先王也是这样。稣乐，是束夷的乐舞．又说：‘乐官千鞍氏掌管四方夷族乐舞以及它的声歌，在祭祀的时候就吹奏歌唱，宴会时也是这样。’四方夷族的乐舞，竟能够进入宗庙，而前代的典则，如今难道就不能用?祭先王和宴曰也可演奏夷乐逭一点，表明古今夷、夏的乐舞，都主要在宗庙演奏，然后传播到其他场合。演奏先王乐舞，贵能包举应用，采纳四夷的乐舞，正是赞美德化的广大普及．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都应当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钧》之舞。”主管部门奏称：“应当照王肃的奏议办。”所奏许可。王肃私自写宗庙诗颂十二篇，没有合乐歌唱。晋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庙歌，它的乐舞也沿用旧乐。
汉光武帝平定陇、蜀，增广郊祀之礼，以高皇帝配享从祀，乐舞演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舞《云翘》、《育命》之舞，在北郊祭天以及在明堂祭祀时，演奏的乐舞和在南郊一样。在迎祭四时之气的五次郊祀中：迎春歌唱《青阳》，迎夏歌唱《朱明》，连同舞《云翘》之舞；迎秋歌唱《西皓》，迎冬歌唱《玄冥》，都舞《育命》之舞；迎季夏歌唱《朱明》，同时舞《云翘》、《育命》二舞。汉章帝元和二年，祭祀宗庙奏乐时，按照旧例，在进献食物时演奏《鹿、《承元气》两首乐曲。三年，自己作诗四篇，第一篇名《思齐皇姚》，第二篇名《六骥膦》，第三篇名《竭肃雍》，第四篇名《陟叱根》，合并前面二曲为六曲，作为宗庙进食之乐。加上宗庙进食的《重来》、《上陵》二曲，合并八曲作为上陵进食之乐。减少宗庙进食时的《承元气》一曲。加上《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二曲，合并为七曲，作为殿中皇上用膳时进食之乐。又，汉朝太乐进食之乐有十三首乐曲：第一首名《鹿鸣》，第二首名《重来》，第三首名《初造》，第四首名《侠安》，第五首名《归来》，第六首名《远期》，第七首名《有所思》，第八首名《明星》，第九首名《清凉》，第十首名《涉大海》，第十一首名《大置酒》，第十二名《承元气》，第十三名《海淡淡》。魏氏以及晋荀勖、傅玄一齐为这些乐曲作了歌辞。魏朝时认为《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首乐曲不够通畅流利，把它减去。魏朝的雅乐有四首乐曲：第一首名《鹿呜》，后来改名为《于赫》，用以歌咏武帝。第二首名《骝虞》，后改名为《巍巍》，歌咏文帝。第三首名《伐檀》，后来减省除去。第四首名《文王》，后来改名为《洋洋》，歌咏明帝。《骗虞》、织檀》、《文王》三曲，一并由左延年改变它的乐调。正月元旦朝廷大会时，太尉奉进玉璧，诸王行礼，束厢雅乐郎演奏的就是这些乐曲。现在称它为行礼曲，用乐律第五种姑洗厢演奏。考查《鹿呜》一曲，本来以用于饮宴为得体，用于宗庙祭礼是不确当的，这是过去的失误。
晋武帝泰始五年，尚书上奏，命太仆傅玄、中书监旬勖、黄门侍郎张华各自创作元旦行礼及王公祝寿酒食举乐的歌诗。韶令又命中书郎成公绥也写。张华上表说：“考查魏朝祝寿进食的诗以及汉朝所施用的这类诗，它们的文句长短不齐，未必都合乎古制。因为依据乐曲节奏作诗，诗句的长短，本来要有所因循，而懂音乐的作者，足以掌握其声调，按照乐曲来作诗，大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改动的。所以从两汉到魏朝，作歌诗都因袭前作而不加变动，虽然诗篇的词句不同，或兴或废而随时变化，至于它的押韵，停顿的运用，都依照旧作，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所以臣等作诗，都一概承袭，不敢有所改动。”荀勖却说：“魏朝的歌诗，有的一句两个字，有的三个字，有的四个字，有的五个字，同古诗不一样。”将这一问题去请教司律中郎将陈顺，陈顽说：“将魏朝的歌诗合乐歌唱，未必都合得上。”所以荀勖创作晋朝歌诗，都是四言诗，衹有王公上寿酒一篇是三言五言，这就是张华和荀勖所表明的不同的宗旨。泰始九年，荀勖就掌管乐舞的事情，命郭琼、宋识等创作《正德》、《大豫》之舞，而荀勖以及傅玄、张华又各自创作遣二舞的歌诗。荀勖制作新的律笛十二支，散骑常侍阮咸批评新的乐律定音过高，遇高则近于哀伤，不合乐声的中和之道。荀勖因为阮咸和自己意见不同，把他贬出任始平相。
晋朝又改魏朝的《昭武舞》为《宣武舞》，改《羽籥舞》为《宣文舞》。
盛空元年，诏令定祖宗的庙号，而庙乐同时用《正德》、《大豫》之舞。
及至束晋刚立宗庙，尚书向太常下达祭祀所用的乐舞的名目。太常贺循答覆说：“魏朝改编龃目的乐舞，用来作为一代的典礼，不知大晋乐舞名目为什么与魏朝不同。自从遭到祸乱，往日的典章制度已经不复存在，然而这些乐舞都是用乐律调协，用五声文饰，用歌词歌咏，在舞队中陈列时，宫悬在堂下，琴瑟在堂上，八音更迭演奏，雅乐一时并作，升堂而歌，堂下吹奏管乐。各自有它固定的歌词，仍是周代人的旧制。自从选翅以来，依仿造一礼仪，衹是自己创作新诗罢了。往日的京都荒废，乐舞如今已经散佚，音韵的曲折变化，又没有人懂得它，那么在今天很难凭臆想来说了。”当时因为没有雅乐的乐器和演奏的乐人，省减太乐及鼓吹令。这以后得到登歌，进食之乐，尚有不完备之处。晋明帝太宁末年，又诏令阮孚等人改编。晋成帝咸和年间，就再设置太乐官，收集遗佚的乐舞，但还没有钟磬一类的乐器。
起初，苞显既然用新乐律创作《正德》、《大豫》二舞，又修正钟磬乐器，这事没有完成荀勖就死丁．互尘三年，置虫童下诏令苞显的儿子黄门侍郎茎蓬修定钟磬之乐，用于郊庙祭祀的乐舞。不久遇到动乱，原有的音声制度，没有人记载下来。座巍任职型业时，同谢堂一起为朝廷修定雅乐，但尘壶不久就死了。继任的庾翼、桓温一心去管理军务，乐器存放在府库中，于是招致破烂损坏。在西晋发生祸乱的时候，乐人都为虏寇所俘，待到胡人败亡，邺下的乐人中，很有些回来的人。谢尚当时任尚书仆射，就依靠他们来备办钟磬。太元年间，打败苻坚，又得到乐工杨蜀等人，他们对旧乐熟练，于是四厢的钟磬乐器才得以完备。
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再度调整钟磬的乐律。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修正它。这事记载在《律历志》中。晋代曹毗、王殉等人也增加新创作的宗庙歌诗，然而郊祀时却不设乐舞。
何承天说：“世上都传说孙吴没有雅乐。考逊毖在旦旦堕迎接父亲丧柩时，史书上衹是说他歌妓日夜不停，那么没有钟磬登歌是可以知道的了。”何承天说：“有的人说，今天的《神弦》歌，就是孙氏的宗庙登歌。”史臣案：陆机的《孙权诛》：“《肆夏》用于宗庙，《云翘》用于口”，陆机不会空说造句话。又，韦昭在孙休时代为进献《鼓吹铙歌》十二曲上表说：“应当将此曲交付乐官，使善于歌唱的人练习歌唱。”那么玉麸并不是没有乐官，而善于歌唱的人却能将歌词配合音乐，怎能仅仅将《神弦》歌作为宗庙之乐呢?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主管部门奏称：“宋朝刚刚建立，宗庙祭祀应当设置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自撰写新歌。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辞七首，都应施行应用。”下韶许可。十二月，主管部门又奏称：“按照以往元旦设置乐舞的旧例，参酌指派三省所改的太乐各歌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创立三十二章，应当用来教习试用。使用期将近，要预先唱习。特申奏统摄施行。”诏令许可。又改《正德舞》为《前舞》，《大豫舞》为《后舞》。
元嘉十八年九月，主管部门奏称：“在南北两处郊祀应当奏登歌。”又商讨宗庙乐舞的事。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等十二人所见相同，没有来得及列名上奏，碰上战争发生，这事就停下来了。二十二年，举行南郊大祀，才设置登歌，诏令御史中丞垄至蛙创作歌诗，但庙祀的乐舞仍付阙如。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主管部门奏称：“前殿中曹郎荀万秋建议：考查古礼，祭祀天地有乐舞，为的是迎接神灵降临．所以《易经》说：‘雷在地上轰鸣。先王创作音乐来推崇功德，以盛大隆重的礼仪，将音乐献给上帝，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周官》说：‘在圜丘坛上奏乐，天神都降临；在方泽中奏乐，地神都出来。，又说：‘于是奏黄钟之乐，歌大吕之歌，舞《云门》之舞，用以祭祀天神。于是奏太簇之乐。歌应钟之歌，舞《咸池》之舞，用以祭祀地神。’从这一点来说，用乐舞祭祀天地之神由来很久远了。如今郊祀缺少乐舞，臣对此有疑。《祭统》说：‘祭祀有三件重大的事，进献之类没有比帝王用酒祭祖更重要的，音声没有比登歌更重要的，乐舞没有比《武宿夜》更重要的，这是周代的制度．，至于奎勉奏《五行》之乐，魏朝舞《咸熙》之舞，都是用于祭享。到了晋朝，在泰始初年，傅玄创作置郊庙歌诗三十二篇。元康年间，荀藩接受诏令完成其父荀勖的事业，钟磬乐器四厢悬挂，用于郊祭庙祭。造就是郊祭庙祭相承有乐的明证。如今庙祭虽然已奏登歌，但象舞尚未陈设，恐怕在具备礼仪方面有所欠缺．大抵圣明的君主治理世事，朝代不同而教化相同，虽然增损减益有些差异，升降盛衰情况交互出现，但未尝不是用古礼治理当代，规矩相同。如今正当国家太平时刻，典章制度齐备，凡是往昔遣佚的礼仪，无不备办。又何况在郊祭时招引天地神灵，昭明功德的时候，怎能使乐舞欠缺呢。臣认为郊庙之礼应当设乐舞。”
于是诏令朝廷内外广泛商讨这件事。骠骑大将军竞陵王型诞等五十一人都赞同万秋的立议。尚书左仆射建王王皇噬认为：“圣王的功德虽然相同，但创定的礼仪却不一样，乐不相沿用，礼也不相因袭。自从大宋应天顺命，开创帝业以来，功业超过前王，教化盛于古人，朝廷礼仪和国家典章，都依照前代。自从后晋东迁，事务繁多而时间不足。虽然国家的重要法令典章稍稍具备，但遣佚欠缺的地方还很多。至于乐舞名目，郊庙礼仪，未能详具往日的规制。如今皇上功德又一次昌盛，以孝道治理天下，应当商定祭天祭地与祭祖的礼仪，用以昭示后代。查虞舜之乐为《韶》，汉朝改为《文始》，周代之乐为《大武》，室曲改为《五行》。由于眷念始祖有功而继宗有德，所以汉高祖庙乐称《武德》，汉太宗庙乐名《昭德》。董魏为亘游庙创作《武始舞》，为文帝庙制作《咸熙舞》。那么对于本朝祖宗的庙乐，应当另立乐名。晋代之乐如《正德》、《大豫》，到了塞伐也不改换名称，衹是称为《前舞》、《后舞》，这种依据前代的做法，是不合事理的。如今应当更改权定的名称，将《凯容》改为《韶舞》，将《宣烈》改为《武舞》。祖宗的庙乐，一概凭德定名。如果祭庙不毁迁，那么庙乐就不用其他名称，就像选产担、选塞查、选亘眯、还塞童、汉景帝等君主庙乐，都有美号，乐舞就凭美号而定，没有其他名称。对于章皇太后庙，按照诸儒的意见，衹奏文乐。何休、杜预、范宁注释有‘初献六羽，一语，并不说乐舞舞人行列，因为说舞人行列，干戈就在这行列裹。这注释表明妇女与战争之事无关。郊祀之乐，不再用其他名称，仍然和宗庙之乐相同罢了。查考《汉志》，如《永至》等乐的名称，各有意义，应当照旧不变。到了塞置，太祝衹有送神之礼，而没有迎神之礼，近来有人论议说立庙是用来让神灵居住的，庙祭时神就如同常在一样，不应当有迎神送神的礼仪。臣认为造一切违背了制礼的初衷。建立庙宇来让神灵居住，一年四季按时祭祀，用以表达孝亲之思的感情。神灵是升天还是降临，没有一定，为什么一定要常住在庙裹?所以《祭劝说：‘迎来神灵的时候快乐，送走神灵的时候哀伤。，甍堕注释说：‘迎来神灵而快乐，快乐的是亡亲的到来，送走神灵而哀伤，哀伤的是他不能知道亡亲能不能受享祭礼。’《尚书》说：‘祖考降临。’《漠书。安世房中歌》说：‘神灵来饮宴娱乐。又，《诗》说：‘太王、王季、文王三先君的灵魂在天。’《诗》又说：‘神明回归。’注说：‘回到天地之中。’这都是说神灵有去有来，那么有送迎神灵之礼，也就很清楚了。就是周代名为《肆夏》之乐，也是为迎神送神而设之乐。古代以人称为“尸”来象征死者神灵，所以《仪礼》中祝有迎“尸”送“尸”之礼，近代虽然不再用“尸”，怎么可以缺少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辞，这就表明东晋没有迎神之乐，并不是往昔的典制。”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立议认为：“如果道德功业有不同的称誉，那么乐舞也就有不同的礼仪，任何时候，没有沿袭不变的制度。所以典章制度有所增减损益。至于礼、道丧失，称谓习俗走上邪路之处，在大宋中兴受命的时候，见闻所及，须有所改革，前代谬误的典章制度，应当改正。郊祀之所以有乐舞，原出于《周易》、《周官》，历代进行讨论，无不援以为据。所谓‘扫净土地来进行祭祀，用黏土烧制的器皿作礼器’，衹是用质朴与诚心彰明天地美德，而典章制度的设置，道理本来就和这不一样。《周官》说：‘国家有了变故，就祭祀上帝和四方山川。又说：‘四块圭有璧作底座，用来祭祀天、旅祭上帝。两块圭有璧作底座，用来祭祀地、旅祭四方山川。’这裹四方山川不是指地，那么可以知道上帝不是指天。《孝经》说：‘郊祀后稷，用以配祭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用以配祭上帝。，那么《豫》的作乐，不是郊祭天。大司乐的职务是：‘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用以祭祀天神。，郑玄注：‘天神，指五帝和曰月星辰。’帝王在夏历正月时，在南郊祭祀他所受命的上帝，那么冬至和夏至的祭祀，又不是祭祀天地。查考各部经书，关于郊祀有乐的问题，没有看到明确的证据。宗庙祭礼的事情，在以往典籍中记载得很清楚。于是从汉朝初年直到晋朝，虽然有时或许更改旧制，大抵相承不变，衹是不袭用原来的名号罢了。如今乐曲亡佚，世上通晓音律的人很少，关于重新创作的事情，臣听说过他们的议论。《正德》、《大豫》之乐的礼节法度一一存在，应当另立与以前不同的美名，修改使用。以《正德》作《宣化》之舞的乐曲，《大豫》作《兴和》之舞的乐曲，造就可以光大前代功烈，使后代子孙欢欣。前汉的祖与宗，各有不同的神庙，庙主的名称既然改变，乐舞的名号也就不同。如今七代祖先的庙合在一起祭祀，庭殿同在一个地方，在舞蹈的礼仪方面，不能每一庙另有其他制度。这一问题，后漠束平王刘苍已经议论过了。又，王肃、韩祗认为帝土的德化广大无边，天下不分内外，六代四夷的舞蹈，金石丝竹的音乐，应当都在宗庙演奏．我认为刘苍、王肃、韩祗的意见符合经典礼法，在当今适用。”
左仆射建平王刘宏又提出意见：“颜竣根据《周礼》、《孝经》，因为天与上帝两词连文重出，所以认为上帝不是指天，那么《周易》中所说的作乐，不是为了祭天。查《周易》中说：‘先王作乐舞来推崇功德，以盛大隆重的仪礼将音乐进献给上帝，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尚书》说：‘向上帝行祭祀之礼。’《春秋传》说：‘祷告吴天上帝。，凡是说到上帝，没有一处不是指天。上天尊贵，不能衹有一个称号，所以有时称为吴天，有时称为上帝，有时称为昊天上帝，不能因为天有好几个称号，就认为上帝不是指天。徐邈据《周礼》‘国家有变故，就祭上帝’之语，推知礼祭天，旅祭上帝，同是祭天。说礼祭天，是指常规的祭祀，说旅祭上帝，是指有特殊情况而祭祀。《孝经》称：‘尊敬父亲的事没有一件比从祀上天更大。’所以说：‘郊祀后稷，以后稷从祀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文王从祀上帝。，这裹既然将天作为议题，那么上帝就是指天就更加清楚了。不想使两个天在文字上重复，所以将天变称为上帝罢了。《周礼》中祀天的话两次出现，所以郑玄注把前一次的天神称为五帝，后一次冬至所祭者为昊天。颜竣又说：‘二至的祭祀，又不是天地。，不知道天地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祭祀?《礼记》说：‘扫净土地来进行祭祀，用黏土烧制的器皿作礼器。，主旨是说明所用的器物应当质朴，并不反对用乐舞迎接神灵降临。万挞认为郊祀应当有乐舞，这事是有故典叮以依据的。酦垒又说：‘塞垩王型苍认为前连诸帝各自神庙，因此祖宗的神庙可以各有各的舞乐，至于三年一次在始祖的神庙合祭，那就专用始祖的乐舞。所以认为后汉诸帝都在同一庙庭祭祀，虽然有祖和宗的区别，不应当掺入其他乐舞。’这虽然有独特的见解，但没有统观适应时世的变动。后汉祭祀依从俭朴，所以诸帝共在一庙，仍然用不同的祭室保留诸帝各自神庙的礼制。自从晋朝以来，升堂而歌，赞颂美德，诸帝的祭室相继演奏乐舞。至于祖和宗的乐舞，为什么还不可以更迭演奏?如果歌咏的内容不同，虽然共在一庭，也没有什么妨碍。魏时三祖各有各的舞乐，难道是三祖各有各的神庙吗?”
群臣的意见都赞同刘宏：“祭祀南郊迎神时，奏《肆夏》。皇帝刚登上祭坛时，奏登歌。开始祭献时，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时奏《肆夏》。祭庙迎神时，奏《肆夏》。皇帝进庙门时，奏《永至》。皇帝到束壁时，奏登歌。初献时，奏《凯容》、《宣烈之舞》。祭献完毕时，奏《永安》。送神时，奏《肆夏》。”韶旨许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主管部门又上奏：“郊庙的乐舞，由皇上亲自奉行，开始登上祭坛以及进庙到束壁时，一并奏登歌，乐歌不延奏到三公祭献之时。”左仆射建平王刘宏又参加讨论，认为：“公卿祭献时，也应当奏登歌。”
主管部门又奏称：“在元旦朝见群臣的大会以及祖父二庙的斋戒祠祀时，登歌照旧都在殿庭中设置演奏。查祖庙祠祀时，依照新的礼节制度，升堂唱歌的人上殿，演奏弦管的人在殿下；如今元旦朝见群臣时，升堂唱歌的人也应当上殿，演奏弦管的人在殿下。”诏旨一并许可。
宋文帝章太后的庙乐还没有合乐的歌诗，垄逮大塱年间，派尚书左丞殷淡创作新歌诗，砠查又亲自创作堕去屋、宣立后的歌诗。
后汉正月初一，天子驾临德阳殿受群臣朝贺。佛骨从西方来到，在殿前嬉戏，激荡水势变成比目鱼，在水中跳跃嗽水，兴起云雾遮挡了曰光；起雾完毕，又变成黄龙，长有八九丈，出水游戏，在阳光中炫耀。用两根长丝绳系在两根柱子的顶上，相距有好几丈速，两位歌女相对跳舞，在绳上行走，相遇时肩膀贴近而不倾倒。
从魏、晋到江左，尚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忭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上表说：“臣闻知圣明的君主创作礼乐，参赞弘扬治政之道，用仁义教化，防止奸邪不正，对上祭祀宗庙，对下训育百姓，体现五行的纯正音乐，调协八方之风来培育正气。由于宫声纯正方平而崇尚道义，角声坚挺整齐而遵循礼节，弦歌钟鼓金石的演奏完备了。所以能通达神化之境，有百兽率舞之感，转移风气，改变习俗，达到和谐安乐的极点。衰亡时期，杂技兴起，观赏违礼的表演，如倒立反走、头脚放入竹筐之类，外则皮肤受到损伤，内则心肝受到摧毁。对于路边繁茂的芦草，尚且要牛羊不去踩踏，何况他们是天子的百姓，却不同情悲伤。加上全国诸侯春秋二季朝见，观光朝廷，聆听《雅》、《颂》的正声，看到仪仗的次序，这种以足踏天，以头行地的表演，倒反了天地的顺序，伤害了伦常的大道。如今夷狄正在星辽对岸，抵御外敌是当前急务，士兵每天吃七升米，就舍死忘生，奔赴国难，而造一过分奢侈的杂技，演员每天要发给五斗米。正当扫荡神州，治理塞、渣之时，像逭一类事情，是不能给边防将士知道的。应当下诏太常，纂集雅乐，反复演奏《箫韶》之乐，使盛运曰新，而歌功颂德之声，永远流传到后代，造就是《诗》中说的‘安及皇天而没有灾异，能够昌大他的子孙，啊!凡是对人有伤害的杂技，都应当废除。传布俭朴的美德，获得百姓时势太平的咏颂，所谓君主的仁德既然如同清风吹拂，而百姓就如同草受风吹一样地响应，就是指此而言啊。愚臣管见的忠诚之意，但望陛下采纳鉴察。”皇上于是废除《高短》、《紫鹿》、《跛行》、《鳌食》及《齐王卷衣》、《笮儿》等乐，又减少发给乐人的廪食．以后又恢复了《高短》、《紫鹿》二乐。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数刘曲在彭城举行元旦大会，按旧例由朝廷赐给伎乐。总章工冯大开列：“相承赐给诸王伎乐共十四种，舞伎共三十六人。”太常傅隆认为：“不清楚确定这一人数的依据。祇有杜预注《左传》佾舞时说过诸侯的伎乐有六六三十六人，臣认为这一说法不对。凡属舞蹈。是用来配合音乐的，八音能够和谐，然后才成其为乐，所以一定要以八个人为一队列。从天子到士，每一等级以两来逐步减少，两的意思是减少两个队列。杜预认为在一个队列中又减少两个人，到士时衹剩下四个人，怎能成其为乐。据服虔注《传》说：‘天子乐舞八八六十四人，诸侯乐舞六八四十八人，大夫乐舞四八三十二人，士乐舞二八十六人。，这一解释很是允当。如今诸王不再有佾舞，但他们的乐官舞伎，就是古代的女乐，皇上殿庭八八六十四人，诸王则应六八四十八人，这一道理和常例是很清楚的。又据《春秋》，郑伯接受晋悼公赠送的女乐二列十六人，晋悼公又以一列八人赐给魏缝，造就是乐舞以八人为一队列的明证。如果按照一些人的看法，衹有天子每一队列八个人，那么塑伯应该接受置惶公二列六人，置惶公应该赐给魏缝一列六人了。从天子到士，关于乐舞的典章制度，在尊卑的差级上，无不以降以两列。没有诸侯既降两列，又在一列中专门减少两人，近于减少一大半的人，不仅八音难以具备，也不合所谓‘两’的含义，杜氏的谬误是分明可见的了。国家典章的事情非同一般，应当下诏令详审更正。”他建议的这件事没有施行。
人类的诞生，没有人能知道是怎样开始的。人凭藉聪明才智，生存于天地之间。大凡喜怒哀乐的情感，好得恶失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会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发怒时就要争斗，喜悦时就要歌唱。歌唱这件事，就是音乐产生的起始。当人们觉得歌唱还不够，于是手也舞起来，脚也跳起来，那么舞蹈是在歌唱以后产生的。歌唱与舞蹈，是用来宣泄喜悦之情的，如果喜悦之情缺乏节制，那么就流荡荒乱而走上邪路，所以圣人用宫、商、角、征、羽五声协和人们的本性，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来调节人们的流荡，而称它为音乐，所以它有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的作用。
从前有蜮氏有两位女儿，居住在九层的高台上，天帝派燕子夜间飞往台上，这两位少女用玉筐把燕子盖住，过一会儿掀开来看，燕子生下两枚蛋，有五种颜色，便向北飞去，不再回来。她俩为此事而歌唱，这才有了北音。夏禹巡视南方，他的妻子怠山之女命侍婢在荒山山南等候夏区归来，壶山之女于足作歌。这才有了南音。夏后子甲在东阳黄山种田，突然刮起大风，天色昏暗，他迷失了道路，走进一户人家，这家生子，正在哺乳。有人说：“夏后到来，是一个好日子，这孩子将来必定大吉大利。”有人说：“如果这孩子命薄，受不了，将来准有灾祸。”夏后就把孩子带回家，说：“我认他做儿子，哪一个敢害他?”后来劈柴时斧头砍断了孩子的脚。孔里说：“唉这真是人生的命啊!”于是他创作了《破斧》之歌，这才有了束音。周昭王南征，在选ZL中死去，旦疆的车右芒篮尘身材高大而且有勇力，携坚玉渡江北归，旦公于是将酉翟作为圭余尘的封地，把家搬到西河，他怀念故乡而创作歌曲，这才有了西音。造就是四方之歌了。
在黄帝、帝尧的时代，帝王教化风行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无事。所以有击壤而歌的欢乐，庆云呈现的祥瑞，曰姓就据此创作歌曲。这以后《风》、《雅》的正声衰亡，而妖淫靡漫的乐调兴起。周代衰微时，有一位名唤秦青的人，善于唱歌，薛谈向秦青学唱歌，没有学到秦直的技能就辞别回家．秦青设宴在郊外为他送行，就敲着拍子唱起了送别的哀伤之歌，那声音震动了树林，连天上的流云都停止不动。薛谈就留下来不再离开，完成他未竟的艺业。又有一位名蝗娥的女子，她束往齐国，到达雍门时，没有饭吃，于是她就卖唱为牛，不久她走了，那歌声仿佛还在梁柱间回绕，一连三天都不断绝。周围的人认为整继并没有离开。韩娥去住旅馆，旅馆的人欺侮她，她就拉长声音，哀哀地哭泣，全乡无论老少，听到了都相互看着，悲哀流泪，一连三天吃不下饭。人们赶繁把她追回来，她回来后，又拉长声音歌唱，全乡老少，高兴得拍着巴掌跳起舞来，不能制约自己，忘掉丁原先的悲哀。于是拿一大笔钱送她回去。所以雍门这地方的人善于唱悲哀的歌曲，是由于仿效韩娥当年的发声。卫国人王豹住在淇川，善于歌唱，河西的人都受到他的影响。齐国人绵驹住在高唐，也善于歌唱，齐国的西部，也继承了他的艺业。前漠有一位虞公，善于歌唱，他的歌声能使屋梁上的灰尘飞起来。像这一类的歌唱，都是不配合音乐的。《尔雅》说：“不配合音乐的歌叫做谣。”
凡是乐章古词，今天尚能保存的，都是汉朝的民间歌，《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都是这一类。吴歌杂曲，都来自江南。自晋、宋以来，渐渐有增加补充。
《子夜歌》，有一个女子名子夜，创作了这一曲调。晋孝武叁五年间，王鳄王塑些家有鬼歌唱《子夜》。殷允任职豫章的时候，侨居豫章的庾僧度家也有鬼歌唱《子夜》。殷允任职豫章，也是在：左五年间，那么可见《子夜》是太元以前的人创作的。
《凤将雏歌》是一首古老的歌曲。应璩《百一诗》说：“给他唱《陌上桑》，他却说是《凤将雏》。”那么《凤将雏》的产生已经很久了。也许是由于讹传演变才成为现今的模样吧!
《前溪歌》，是晋朝车骑将军沈充创作的。
《阿子》及《欢闻歌》，晋穆帝升平初年，唱完时总是喊一声：“闷于你听到没有?”这话记载在《五行志》中。后人推衍它的声调，把它作为两首歌曲。
《团扇歌》，晋中书令王珉同嫂嫂的侍婢有私情，深深相爱，嫂嫂打侍婢打得很厉害，侍婢平素善于歌唱，而王珉爱好手拿一把白团扇。所以创作了这支歌。
《督护歌》，堑球内史遥逵之被昼弛杀害，塞产担派府内直督护丁‘吐收殓埋葬。逵之的妻子是直担的大女儿，她把工哇叫到住处，亲自询问收殓送葬的事情，每问一事，总是叹气说：“丁督护!”那声音悲哀深沉，后人依据她的声调，推衍成为曲调。
《懊偿歌》是晋朝隆安初年，在民间讹传歌谣的曲调。这话记载在《五行志》中。宋少帝重新制作新歌辞，太祖常称它为《中朝曲》。
《六变》各曲，都依据某一件事创作歌辞。
《长史变》，是司徒左长史王厂在败亡时创作的。
《读曲歌》，是民间为彭城王刘义康创作的。它的歌辞就是：“犯死罪的是刘领军，却误杀了刘第四。”
所有这些曲子，最初都是不合乐的徒歌，不久就配上音乐曲调。又有依据音乐曲调，然后创作歌词，魏代的三调歌词就是属于这一类．
古代天子处理政务，命公卿大夫进献诗歌来陈述意见，由太师太傅修正，然后君主斟酌取舍。台、堡时期没有采集诗歌的官员，诗歌大多是从前代继承下来的，既同当时事务不相适应，而且也没有留传给后代人观看的价值。汉武帝虽然创作新歌，但他并不把光显祖先、崇述正德放在首位，衹是歌咏眼前有关祭祀的事情以及一些吉祥的瑞兆罢了。商周时期《雅》、《颂》的体制已经没有了。
鞟舞，不知道它是什么时代产生的，但在汉堑已经用于酒宴祭神了。在傅毅、张衡所写的赋中，都提到它用于宴享的事。曹植《鞟舞歌序》说：“据莲玺壶时《西园故事》的记载，有一位名全坚的人，能跳稗舞．社会动乱，他避乱到西上投靠星堡。先帝听说他原先有舞技，把他召回。吏竖既然中途荒废，同时认为古曲又多有谬误，不同时代的文词，未必要前后沿袭，所以依照从前的曲调，改写新歌词五篇，不敢供备宫廷之用，近来作为小国的鄙俗之乐来演奏它。”晋朝的褂舞歌也有五篇，又有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都在元旦朝会时演奏。如今幡舞、鼓舞的歌词仍然保存，但舞却已亡缺。鞟舞，就是今天的朝扇舞。
又说是置翅初年有杯盘舞，《公莫舞》。史臣查考：杯盘舞，是今天的《齐趾宁舞》。张衡《舞赋》说：“依次累叠七盘，而上下腾跃。”王粲《七样》说：“在广阔的厅堂表演七盘。”近世文士颜延之说：“盘扇的传送反复翻动。”鲍昭说：“挥动良长的衣袖跳起七盘舞。”都是将七盘看作舞蹈。《搜神记》说：“晋朝太康年间，全国跳《晋世宁舞》，伸出手来接杯盘，翻来覆去。”逭就是汉代衹有盘舞，到了晋朝又加上杯子，将杯盘反复调换。
《公莫舞》，即令大的巾舞。相传说项庄表演剑舞，垩伯用衣袖来阻挡他，使他不能杀害汉高担，并且对堕韭说：“公莫。”占人彼此相称叫做“公”，意思足说莫要杀害汉王。如今《公莫舞》用手巾作道具，是象征项伯衣袖的遣式。考《琴操》有《公莫渡河曲》，那么追一曲调的产生已经很久了。世俗传说出于项伯故事，是不对的，
江左初年，又有拂舞。以往认为拂舞是吴地的舞蹈，考察它的歌，却不是吴地的歌词。都在殿庭演奏．握迅《拂舞序》说：“自从到了江南，见到白符舞，有的人称它为《白儿鸠舞》，说是自有此舞，已有数十年。考察歌词的内容，乃是呈国百姓苦于茎腊的虐政，希望归属晋朝的意思。”
又有白贮舞，考察舞蹈歌词，有说到巾袍的话，白纡本来是呈地的出产，白纡舞应当是吴地的舞蹈。置翅的《十-歌》义说：“洁白的白绪啊!一节节作对成双。”呈地音称呼绪为贮，可能白贮就是白绪。
鞟舞原本两列各八人，桓玄将要称帝，太乐遣送一群乐伎，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奏增满为八个舞列，从此继承F来，不再变革。宋明帝亲自改作鞟舞曲调的歌诗，并且诏令左右亲近之臣虞稣也作了歌词。
又有西、伧、羌、胡各杂舞。随王刘诞在裹腿时，创作《襄阳乐》，南平穆王任职豫州时，创作《寿阳乐》，趔州刺史选地之又造《西乌飞歌曲》，都在乐官演奏之列。歌词大都放荡，不够典雅，
前代设乐宴饮，在喝得酣畅的时候，一定自己站起来跳舞，这就是《诗》中所说的“经常舞得飘飘然如登仙”。酒宴奏乐一定跳舞，但不应经常如此。《诗》讥刺的是经常跳舞，不是讥刺跳舞。汉武帝设乐宴饮时，长沙定王起舞，又是一例。魏、晋以来，尤其看重用舞蹈相请，被请的人代替他起来跳舞，就像饮酒时用杯酒相请一样。谢安请桓嗣跳舞就是一例．近代以来，这一风尚已经没有了。
孝武帝大明年问，将鞟舞、拂舞、杂舞配合钟石乐器，在殿庭中表演。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说这件事，并且论述三调歌说：“臣听说《风》、《雅》的创作，是很久远的了。重要的诗歌，和国家的兴盛衰亡有关，其次也表现在和美的风俗教化中。它出自人．山甚至能感动木石，当它声音响亮地演奏起来，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郑相子产出行郊外时，能凭声调辨明哀戚；延陵季札入聘鲁国时，能从音乐观察民俗。可见音乐不叫随便地启用，曲调怎能白白地演奏。歌舞的艺人既然设置，忧与乐就已见出征兆。清音与浊音衹要和谐，山声与琴声自然相应。遣乃是天地间的灵和之气，盛袁的大关键，如今皇上圣德传播四方，人们以礼乐交往，确实不是浅薄寡陋之臣所能斟酌裁断的。臣以为三代、六朝没有乐舞流传下来，舞蹈歌咏随着时光逝去而湮灭，它的神妙如风云流动而消失，今人追想当日的余曲而长久怀念，抚摩留存的乐器而慨叹惋惜，事实就是这样了．大凡天于专用的乐舞、乐器的演奏，以雅音作为功用，舞蹈的制度，以八列各八人为法式，所以舞蹈和乐器演奏，用来相互配合，季氏受到孔子指责，就在于他用了天子的乐舞。如今音乐官署旧有佾舞及二列八人之类，服装既小相同，曲调也不一样，推究今乐而考订古乐，这…区别是显然可知的。又，歌钟一部，能够谐和女乐，但仅仅以歌为称，不是雅乐的乐器。大明年问，就用宫悬为鞟舞、拂舞伴奏，节奏虽然协调，衹是有违雅乐的体制。将来懂音乐的人，或许对圣世有所讥议。如果认为钟乐和舞已经相配，不打算废除，那就另行设置郃歌钟，用来为羽佾之舞伴奏，而鞟舞、拂舞衹用于一般宴会，不用于朝廷祭享大礼，宫悬的演奏则严格依据雅乐的准则，这样做就使得往日的乐舞与前代的典制不会湮减。臣从前已经制作歌磬，还存放在音乐官署，可以拿来辅助歌钟，配成一部，按照古代雅乐的义理，这样做也许是妥当的。又，今天的《清商》曲，是出于魏宫的铜雀台，魏的曹操、曹丕、曹数的风韵，令人怀想。西晋时对它就很崇尚，束晋时更为看重，确实因为在乐舞中，它是最为杰出的。可是人情喜变，观赏更改，它逐渐零落，在十余年中，散佚将近一半。自从近来家家争逐新的靡靡之声，人人爱好民歌俗唱，致力于烦促险急的音调，不管律例法纪，放荡无边，不知道将到什么地步，造就排斥了典雅的正声，助长了烦乱的淫乐。士人有等级差别，没有特殊原因，不可以失礼；奏乐有一定的范围，长辈和晚辈不可以共听；所以由于下流的乐曲创作在民间一天天兴盛起来，高雅的情韵风味就在士族中丧失了。大凡山川震动，社稷沦亡，灾祸相同而各有戒惧，但那种哀伤的靡靡之音，隔代的人同样地爱好，虽然作为亡国的征兆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不管欣赏它的人，还是畏惧它的人，都仍旧进用，这真是臣弄不明白的地方。如今京都安定，全国太平，像壬匝那样来正乐，使《雅》、《颂》各得其所，确实就在今天了。臣认为应当韶令主管部门，专力学习，收集整理往昔的乐曲，相互开导启发，凡是遗漏之处，都使其拾遣补阙，通晓旧曲的人俸禄优厚，才艺聪慧的人提升官位，用利禄来打动他们，那么人人都想勉励自己。他们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可以用不着训导而自然改革。恢复雅乐的本来面目，不久可以企及。”皇上下韶说：“僧虐奏表陈说如此。大抵乐舞既已陈设，就要辨明《雅》、《颂》正乐，用来感动人神，教化万物。近来音乐已经荒疏，羽佾之舞尚未形成，移风易俗，确实就在今天。从前阮咸有高明的见识，王尘显示卓才，在增修乐舞遣业上，僧虐而如在不同的朝代中作出了同等的贡献。这奏表即可交付外廷遵守知悉。”
乐器共有八类声音：叫做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八音第一类称为金。金有钟、镕、锌、镯、铙、铎。
钟，《世本》说：“黄帝的乐工垂造的。”《尔雅》说人型的钟称为镝，就是《书经》中所说的“笙锈以间”的锈。中型的钟称为剽。剽音瓢。小型的钟称为栈。栈音酸，就是束晋初年所获得的栈钟。悬挂编钟编磬的木架称为笋虞，横挂的称为笋，纵挂的称为虚。蔡邕说：“钟磬上刻画鸟兽的形状，声音洪大而有力度的称它为钟虞，声音清细而没有力度的称它为磬虞，敲击悬挂的钟磬，可以知道它们是通过木架来发出声音的。”
镑的形状像钟，但比钟大。史臣查考，前代记载有大钟，如周量王的无射钟就是一例，不止一处，都称它为钟；至于说到铸，近代没有听到。
锌是锌于。圆如舂米的碓头，上面大，下面小，如今民间还常有这一乐器。《周礼》：“用金锌调和鼓声。”
镯是釭。形状如同小钟，行军时敲它，用来作为鼓声的节拍。《周礼》：“用金镯节止鼓声。”
铙，形状如铃，但没有铃铛，有短柄，用时执柄，以槌敲击作响。《周礼》，“用金铙节止鼓声”。坠丝的《鼓吹曲》称为铙歌。
铎是大铃，《周礼》，“用金铎会通鼓声”。
八音的第二类称为石。石就是磬，《世本》说是一个叫做拯的人造的，不知叔是哪一代的人。《尔雅》说：“磬的形状像犁锹，用玉制成。”大的磬称为馨。声音嚣。
八音的第三类称为土。土就是埙，《世本》说：埙是暴题公造的，也不知暴新公是哪一代的人。凰伐天子领地中有一个暴国，恐怕就是那时的人。填是烧土做成的，大小像鹅蛋，上尖下平，形状像秤锤，六个小洞。《尔雅》说，大的埙称为删，邮的读音为“叫”。“小的埙像鶸蛋”。
八音第四类称为革。革类中有鼓、桃、节．大的称为鼓，小的称为栋。又称为应。应劭《风俗通》说：“不知道是哪一个造的。”用鼓槌来敲击的称做鼓，用手摇动的称作挑，鼓和跳有八面的称做雷鼓、雷跳。有六面的称为灵鼓、灵跳．有四面的称为路鼓、路桃。《周礼》：“用雷鼓祭祀天神，用灵鼓祭祀社神，用路鼓祭祀鬼神。”鼓中有长达八尺的称为奸鼓，用于军事。长一丈二尺的称为冬鼓，凡是守备及役事时就敲它。现代称它为下鉴。鍪，《周礼》音戚，现代音切豉反。长六尺六寸的称为晋鼓，演奏金属乐器时就敲它。应鼓放在大鼓旁边，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小鼓悬挂在大鼓旁边”。小鼓有鼓柄的称为绍。大绍称为鞟。就是《月令》说的“五月修理轺、辨”。那么稆、绍就是手摇鼓一类。另外又有一种鳄皮鼓。
节，不知道是谁造的。傅玄《节赋》说：“唱黄钟歌，跳《九韶》舞，没有节就不能开El歌唱，没有节就不能打拍子。”那么节的产生也是很久远的了．
八音的第五类称做丝。丝类有琴、瑟，筑、筝，琵琶、空侯。
琴，昼融《笛赋》说：“宓羲氏制造琴。”《世本》说：“琴是神农氏制造的。”《尔雅》：“大琴称作离。”二十弦。现在没有这一乐器。齐桓公有琴各号钟，楚筵王有琴名绕梁，司马相如有琴名瞧尾，蔡伯喈有琴名绿绮，事典出自傅玄《琴赋》。传说焜尾足基值堕的琴，值壁的传也这般说。从玆的赋来说，那么礁尾不是伯喈的琴。
瑟，星融《笛赋》说：“神农氏制造瑟。”《世本》，“瑟是痉董压制造的。”《尔雅》说：“有二十七根弦的瑟称为洒。”现在没有这种乐器。
筑，不知道是谁造的。史书衹是说过高渐离善于击筑。
筝，演奏台地音声的乐器。傅玄《筝赋序》说：“世人认为筝是墓区造的。如今看来，筝的礼制合乎法度，音节穷尽哀乐之情，是具有仁智品格的乐器，怎么是亡国之臣能够考虑到的呢!”《风俗通》却说：“筝的形状如筑，弦丝如瑟，不知道是谁改造的。”
琵琶，傅玄《琵琶赋》说：“汉朝遣送乌孙公主嫁给昆弥，考虑到她在途中思念家乡，所以命乐工改制筝和筑，制成可在马卜演奏的乐器。因为要依从地方俗语，所以命名为琵琶，为的是容易在外国流传。”《风俗通》说：“挥手为琵，退手为琶，于是称它为琵琶．，”杜挚说：“在长城的战役中，将丝弦设置在小鼓上鼓奏，”这些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这一乐器不列入帝王宫廷。
空侯，起初称为坎侯，漠武帝减南越酬神，祭太一神和土神时，命乐工侯晖仿照琴制作坎侯，坎的意思是说它那种坎坎的声音应合节奏。侯的意思衹是因为乐工姓侯罢了。后来称它为空侯，那是音读讹误。古代将空侯用于郊庙雅乐，近代以来，专门用于楚地乐曲。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吴兴沈怀远被流放广州，他制造绕梁，这一乐器跟空侯相似，怀远后来死了，他的乐器也失传了。
八音第六类称为木。木类有机、敔，都不知道是谁制作的．《乐记》说：“圣人制造成榨、揭、埙、篪。”它的产生也是很久远的了。
祝的形状如同涂漆的竹筒，方有二尺四寸，深有一尺八寸，中间有一个带柄的木椎，用木椎连底拌动，使它向两边敲击。
敔，形状如同蹲伏的老虎，背上有二十七个栉齿状的钮镭，用一尺长叫做范的竹板，横向敲击它，用来节制乐曲终了。
八音第七类称为匏。匏类有笙、竿。
笙，是一位叫做随的人制造的，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入．在匏裹排列管子，在竹管顶端安置簧片。宫声的竹管放在中央。有三十六个簧片称为竽，宫声的竹管放在左边。在十九簧到十三簧之间的称为笙。其他的地方，笙和竽都相同。竽在今天已经失传。“大笙称它为巢，小笙称它为和”。那笙中发音的簧片，是女娲氏制造的?《诗》的注解说：“衹要一吹笙，那么簧就发音了。”就是指笙中的簧片。《尔雅》说：“有十九个簧的笙称为巢。”湿童查的时候，墅厘任文学宫的聂量在爱的祭祠里得到古代的笙，笙管是用白玉制成的。恐怕是到了后代才把笙管换成竹子。
八音的第八类称为竹。竹指乐律，乐器有箫、管、篪、籥、笛。乐律见《律历志》。
箫，《世本》说：“是舜制造的”《尔雅》说：“编结二十三根管子，长一尺四寸的称为管，十六根管子长一尺二寸的称为笑。”茭音爻。凡是箫也称为籁。前代有一种洞箫，这一乐器今天已经亡失。蔡邕说：“箫，编结竹管，管中有底。”那么在蔡邕的时候就没有中空的洞箫了。
管，《尔雅》说：“长一尺，围一寸，并排涂漆，有底。”大的称为筹。篙音骄。中等大的称为簿。小的称为够，莎音妙。古代用玉做管子，就是舜时西王母所献的白玉琯。《月令》：“调琴、瑟、管、箫。”蔡邕注释说：“管的形状长一尺，围一寸，有孔洞而没有底。”这一乐器今天已经失传。
篪，《世本》说：“是暴新公制造的。”旧记说，也称做管。史臣查考，这一说法是不对的。虽然不知道暴新公是哪一朝代人，但不是舜以前的人是很清楚的。舜的时候西王母进献管乐器，那就是当时已经有了这一乐器，新公怎么制造篪呢?《尔雅》说：“篪，大者长一尺四寸，围三寸，称为沂。”沂音银。也称为翘。“小的长一尺二寸”。现今有胡篪，出自胡地吹奏，不是雅乐的乐器。
籥，不知道是谁制造的。《周礼》有籥师，掌管教公卿大夫的子弟在秋冬季节裹吹籥。就是如今《凯容》、《宣烈》舞中所持的羽籥，大约就是《诗经》所说的“左手执籥，右手执翟”的了。《尔雅》说：“籥如同笛，但籥衹有三个孔而且短小。”《广雅》说：籥有一。大的称为产，中等的称为仲，小的称为鲔。纺音握。
笛，查考驱《长笛赋》，这一乐器是近代产生的，出自差族中，塞屋完备它的五音。又说丘仲善于吹笛，没有说是丘必制造的。《风俗通》却说：“丘仲制造笛子，是汉武帝时的人。”此后更有羌笛罢了。三种说法不同，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
葭，杜挚《笳赋》说：“李伯阳进入西戎时制造的。”汉朝旧注说：“菰，号称吹鞭。”《晋先蚕仪注》：“皇上车驾停下的时候，吹小菰；出发的时候，吹大菰。”菰就是葭。又有胡笳。汉朝旧有的《筝笛绿》有胡笳的曲调，但没有记述这曲调产生的经过。
鼓吹，就是短箫铙歌。蔡邕说：“鼓吹是军乐，是黄帝时岐伯制作的，用来宣扬德教，建立武功，鼓励战士，讽劝敌人。”《周官》说：“部队有功就奏庆祝作战胜利的军乐。”《左传》说：晋文公战胜了楚国，“整顿部队，奏着得胜的军乐回来”。《司马法》说：“得意就奏凯乐，唱凯歌。”雍门周游说盂尝君，“在不可测度的深渊鼓吹”。解释的人说，鼓自是指一件东西，吹是指竽、籁一类的乐器，所谓鼓吹不是指箫、鼓合奏，另外作为一种乐曲的名称。那么短箫铙歌在这时还没有称为鼓吹了。在应劭的汉朝《卤簿图》上，衹有骑在马上的人手中拿着菰。菰就是笳，没有说鼓吹，可是汉代有黄门鼓吹乐。汉代祭享宴饮用黄门鼓吹乐十三支乐曲，与魏的鼓吹长箫曲相同。关于长箫短箫的问题，《伎录》放在一起说，丝乐器和竹乐器共同演奏，执节的人唱歌。又，《建初录》说：《务成》、《黄爵》、《玄勘、《远期》，都是骑吹曲，不是鼓吹曲。造就是过去陈列在殿庭演奏的是鼓吹曲，今天在路上随行演奏的鼓吹曲是骑吹曲，两种曲子不相同。又，逐护观望魏武帝的部队，奏着鼓吹曲回来，这又应当是今天的鼓吹曲。魏、晋的时代，又给予将帅以及营门的乐曲大概是鼓吹乐，造就是那时称它为鼓吹了。魏、晋两朝赐给鼓吹乐很轻易，营门督将五校，都有鼓吹乐。东晋初年，临贝太守邀垫每次睡觉，总是在梦中听到鼓吹乐。有人给他算命说：“您活着的时候得不到鼓吹乐，将在死后得到鼓吹乐罢了。”谢搞在追击杜殁时阵亡，朝廷追赠他为长水校尉，在殡葬时赐给鼓吹乐。谢迪任辽夏太守时，到武昌去和安西将军庾翼商量事情。庾翼同谢尚比赛射箭。说：“你如果射中靶子，我将拿鼓吹乐作为奖赏。”谢尚射中了，庾翼就将自己的那副鼓吹乐副队给他。如今却是很看重的了。
角，在书籍中没有记载。有人说是出自羌胡之族，用它来惊扰中原各国的马。有人说是出自吴越之地。旧志说：“古乐有籁、缶。”如今都没有。史臣查考，据《尔雅》所载，籁本是箫的另一名称罢了。《诗》说：“坎坎地敲着缶。”《毛传》说：“盎称为缶。”
筑城时砸土的乐曲，出自梁孝王。梁孝王建筑睢阳城，广十二里，创作首倡的歌声，敲小鼓作为节拍，筑城的人砸下木杵来应答它。后代称这一歌声为《睢阳曲》，到今天仍然流传。
在魏、晋的时候，有一姓孙的人善于增广旧乐曲，宋识善于打拍子唱和，陈左善于清唱，列和善于吹笛，郝索善于弹筝，朱生善于琵琶，最能发扬新声。尽玄著书说：“人们如果钦慕听说遇的人而忽视见到的人，不是也很糊涂吗?假如这六位音乐家生在上世，那就超越古今而无与伦比，哪裹衹是与夔和伯牙同契合呢?”查考这一观点，那么从魏、晋以后，都是孙、朱等人留下的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