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时候，中原一般都喜欢买草原民族的马当战马，而这些马都是在北方长大的，为什么南方的马就没有北方的好呢?主要还是因为游牧民族对于马的培养方式会让马更加的强壮，耐心也会更好，而且中原有很多地方根本就不产马，也不好养马、例如三国时期，东吴就不产马，那他的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就为大家讲讲三国时期大家是如何购入战马的。
中国传统的产马养马的地区，主要是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地带。三国时期东吴统治的核心区域远离这一产马地带，那么，东吴究竟有没有骑兵部队?如果有，东吴骑兵的马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东吴有骑兵吗?
和蜀汉骑兵一样，东吴骑兵在历史上的记载也很少，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经过梳理史料，还是可以发现东吴骑兵在战场上活动的丝丝痕迹。
(一)东吴历代君主重视骑兵
东吴孙氏集团起家于孙坚，孙坚是吴郡富春县人，曾为县吏，应是当地豪族(当时任郡县吏者多为豪族人士)。但孙坚长期在北方作战，尤其是他曾出任车骑将军张温的参军，到凉州征讨反叛的边章、韩遂，孙坚亲眼目睹过西凉骑兵的战斗力，对骑兵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
《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山阳公载记》，记录了董卓和长史刘艾的一段对话，刘艾在对话中提到：“闻(孙坚)在美阳亭北，将千骑步与虏合，殆死，亡失印绶，此不为能也。”董卓与刘艾谈论的是他们在凉州平叛时对孙坚军事能力的评价，刘艾的意思是孙坚曾率一千多骑兵与边章、韩遂的部队交战而惨败，因此对孙坚的能力评价不高。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其中透露出孙坚在这一时期已有千人规模以上的骑兵部队。
《三国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载，孙坚与刘表争荆州，“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孙)坚，坚轻骑寻山讨公。”这说明孙坚此时率领着一支轻骑兵部队。
孙坚死后，余部投奔袁术。后来袁术将此余部交还孙策，这些部队应该已经被袁术整编过，“兵才千余，骑数十匹”，虽然骑兵数量不多，但孙坚余部中仍然保留着骑兵编制。而且，孙策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又缴获了一批战马。《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在打败刘繇后，“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此时孙策具备了恢复千人以上的骑兵部队规模的条件。
受父兄影响，孙权对骑兵战术也很重视。孙权本人就很精通骑术，《三国志·吴主传》载孙权曾“亲乘马射虎于稜亭”，《三国志·张昭传》也载：“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乘马射虎是十分危险的狩猎游戏，而孙权敢于这样作死而居然不死，可见其骑术技能十分了得。合肥之战时，孙权在谷利的指点下“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顺利飞越已被拆断的津桥，保全性命。谷利显然是一名骑术高手，但孙权能够稍加点拨，就成功付诸实践，他的骑术也是很高的水准。
(二)东吴有一批骑兵将领
孙氏军事集团是孙坚在北方作战的过程中崛起的，因此早期军事将领中有很多擅长骑兵作战的北方人。例如程普是幽州右北平郡土垠县人，右北平地近塞北，是著名的乌桓突骑的重要据点，骑马射箭是当地的传统文化风俗。《三国志·程普传》载，有一次孙策被敌军包围，程普“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孙)策因随出”，程普骑马持矛冲入敌阵用的显然就是乌桓突骑的冲锋战术。
又如韩当，是幽州辽西郡令支县人，与骑兵名将公孙瓒是同乡，他们生长于塞外，经常接触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对骑兵作战耳濡目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三国志·韩当传》载，韩当“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是常带骑兵作战的骑将。
再如太史慈，是青州东莱郡黄县人，年轻时曾避祸辽东，以太史慈的资质，在辽东对当地的乌桓、鲜卑骑兵战术应该有一定心得。《三国志·太史慈传》载：“(太史)慈长七尺七寸，美须髯，猿臂善射，弦不虚发”。
又载，太史慈在刘繇部下时，“独与一骑卒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太史慈与孙策的马上单挑，表明二人不但精于骑兵战术，而且都以此为豪，企图用骑战得胜来向对方立威。
除此之外，前述的谷利也是骑术高超的将领。周瑜也曾“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胁，”可见周瑜也曾亲率骑兵出战。三国中后期，毌丘俭之乱时，东吴派丁奉接应来降的文钦，遭遇魏国追兵，丁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
以上记载都可以看到东吴将领很善于指挥运用骑兵，战术非常娴熟，这与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等南朝政权有很大的区别。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之一，就是孙氏集团对骑兵建设的重视。据《三国志·周泰传》，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得到孙权喜爱，收为养子，养于宫内，“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可见孙权在对贵族官僚子弟的教育中十分重视骑术教育，从娃娃抓起，努力培养骑兵将领后备人才。这种重视骑兵的风气，是支撑东吴骑兵在三国战场上独树一帜的强大动力。
(三)东吴有大规模骑兵出战
前面举的例子表明东吴确有骑兵部队，但骑兵人数都比较少，或者没有记载人数。《三国志·张纮传》载，合肥之战时，孙权曾打算“率轻骑将往突敌”，但被劝阻。孙权敢于亲率轻骑兵发动冲锋，说明此时他指挥的骑兵有一定规模，只是具体数目不详。
东吴有骑兵部队具体数目的几次记载多在三国中后期。《三国志·全琮传》载：“嘉禾二年，(全琮)督步骑五万征六安。”《三国志·吴嗣主传》载，魏国发生诸葛诞之乱时，东吴“使文钦、唐咨、全端等步骑三万救诞。”
根据袁绍在官渡之战时“精卒十万，骑万匹”以及后来西晋“千兵百骑”的兵力配置比例，这一时期军队中步骑比例一般为10:1。但东吴军队因马匹紧缺，无法做到按通行标准配备骑兵。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周瑜在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时“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程普、韩当、周泰、吕范等人在升任将领时也都被配置“兵二千人、骑五十匹”，可推测“兵二千人、骑五十匹”是当时东吴军队的标准配置，也就是说，东吴军队中步骑比例约为40:1。
按照这一比例，可推算全琮征六安时骑兵为1250骑左右，全端等人救诸葛诞时骑兵为750骑左右。考虑到东吴本土并不产马，战马来源有限，千人左右的骑兵部队已经算是较大规模的了。
二、东吴骑兵战马的几个来源
既然东吴本土不产马，那么东吴数千骑兵的马是从哪里来的?古代骑兵所用战马多为骟过的公马(民间至今有“母马上不了阵”的俗语)，加上当时东吴政权的客观实际情况，基本不具备大量饲养骑兵用马的条件，因此，东吴骑兵的战马毫无疑问都是从外地来的。
(一)北方
三国时期盛产良马的地区，主要是与匈奴、鲜卑、乌桓、羌等游牧民族相邻的幽州、并州、凉州。这些地方均控制在曹魏手里。因此，孙权和曹魏的关系十分微妙，时战时和，这除了三国之间的捭阖纵横以外，孙权觊觎北方的马匹，企图从曹魏手里获得一些战马，也是原因之一。
孙权的示好确实能够得到一些回报。黄武元年(222年)，孙权打败刘备后，派使者聘魏，“文帝报使，致鼲子裘、明光铠、騑马。”騑马是驂乘用的马，即仪仗用马，这种马一般选择体型高大、健壮有力的马种，而且经过严格训练，用作骑兵骑乘的战马不成问题。孙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的马都是好马，但数量不多，因为曹魏也知道马是战略物资，偶尔施舍一点表示恩惠是可以的，但肯定不会大量地给。
除了使用外交手段吃免费午餐，孙权也愿意从曹魏付费买马。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派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同时“令王惇市马”，也就是利用朝贡的机会跑到北方收购马匹。也有曹魏方面主动卖马的。嘉禾四年(235年)七月，曹魏使者带来马二百匹，“求易珠玑、翡翠、玳瑁，(孙)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不听其交易。’”由此也可看到孙权确实很重视骑兵建设，买马的时候很舍得花钱。
孙权与曹魏时战时和，经常动手打起来，在东吴打胜仗的时候，掳掠到一些军马也是常有的事情。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在江陵打败曹仁，“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黄武七年(228年)孙权使周鲂诈降，引诱曹休入境，陆逊打败曹休，“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建兴元年(252年)，曹魏分兵三路攻吴，诸葛恪率兵迎击，大败魏军，“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这些马有些是驮运拉车的马，但只要体格够好，加以训练成骑兵的战马也是有可能的。
(二)西南
论骑兵，蜀汉的条件比东吴好一点，蜀汉本土产的蜀马，属于中国西南马种，体型不大，主要用于驮运，但也有一些健壮的蜀马可用于骑兵。孙权很注意维护与蜀汉的同盟关系，除了战略上的考虑，从蜀汉获得一些马匹也是孙权考量的重要因素。
《三国志?孙权传》载，蜀汉邓芝出使东吴，“致马二百匹”。蜀汉一次就送给东吴二百匹马，可见当时蜀汉的马匹数量非常充足。《华阳国志?后贤志》载，蜀汉李密出使东吴，孙权问蜀马有多少，李密对曰：“官用有余，民间自足。”也表明蜀汉马匹产量较大，而且供应稳定。三国中后期吴蜀关系渐趋紧密，东吴通过民间贸易渠道也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蜀马。
(三)辽东
辽东也是重要的产马地区，史称“其地多马”，“民习鞍马”。孙权曾经不顾顾雍、张昭等文武重臣的反对，派出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率大规模的使团渡海至辽东联系公孙渊，但公孙渊出尔反尔，杀死张弥、许晏等人，令孙权损失惨重。
这一事件被注释《三国志》的裴松之指责为“非惟暗塞，实为无道”，还有人以此评价孙权“昏虐”、“刚愎自用”等等。实际上，孙权之所以重视与公孙渊的关系，一方面是希望从战略上牵制曹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从公孙渊那里获得一些马匹。孙权罔顾众人的反对，体现了他对建设一支强大骑兵部队的执着追求，即使是只有一线希望，他也愿意冒这个险。
其实在此很早以前，孙权就派人至辽东开展外交活动了。据《三国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公孙渊曾上表魏明帝称：“臣父康，昔杀(孙)权使，结为仇隙。”这一记载表明早在公孙康执掌辽东时，孙权就派人到辽东活动，但当时公孙康与曹魏的关系较为稳固，他杀死了孙权的使者以示忠于曹魏。公孙康死于建安末年，孙权派使者至辽东，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孙权因袭击荆州、杀死关羽，与刘备关系破裂，已无法从蜀汉获取马匹，而他与曹丕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曹丕也不会轻易给予东吴较多的马。严峻的外交形势迫使心怀骑兵梦想的孙权不得不寻求新的军马来源，因此他将目光转向了辽东。
第一次的失败，还不能让孙权死心。黄龙元年(229年)五月，公孙渊夺取公孙恭之位，成为辽东之主，孙权再度萌生希望，“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嘉禾元年(232年)三月，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这一次出使颇有成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作为对孙权的回报。这次出使，可以说孙权牵制曹魏和获得马匹的目的都达到了，虽然史书没有记载孙权得到了多少匹马，但这次是双方首次结盟，为表示诚意，公孙渊出手总不至于太小气吧。
嘉禾二年(233年)三月，孙权派张弥、许晏出使，已经是第四次出使了。虽然客观上确实存在很大风险，但因为有了前次出使的成功，孙权坚信这次也能成功，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公孙渊反复无常，背信杀人，实难预料，导致孙权豪赌失手。就像2018年世界杯韩国对德国时押了德国一样，本来自认为胜券在握，但没想到坑这么深，后果这么严重。
即使是张弥、许晏被杀后，孙权仍然没有放弃对辽东战马的执着追求(内心很强大，孙权的成功可以复制)。魏景初二年(238年)春，公孙渊起兵反魏，自称燕王，曹魏派太尉司马懿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向孙权求救，孙权经过权衡，认为还是骑兵的马重要，于是不计前嫌，“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但孙权没想到公孙渊这么不经打，东吴使者及援军还没到辽东，公孙渊已经死了，于是羊衜等人“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而还。
孙权经营辽东的措施总的看来并不很成功，但他对辽东一往情深，痴心不改，反映了他内心对骑兵的渴求。而且，孙权的痴心换来的不是镜花水月一场空，也有所斩获。嘉禾元年(232年)周贺、裴潜前往辽东，就曾得到公孙渊回馈马匹。嘉禾二年(233年)张弥、许晏出使，张弥和许晏被杀，但使团中的秦旦、张群等人逃亡至高句丽，与名叫“宫”的高句丽王取得了联系，意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一年后，孙权“遣使者谢宏、中书陈询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高句丽王则“上马数百匹”作为回报。可见，孙权从辽东和高句丽那里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马匹，只不过这和孙权付出的巨大成本相比，有点不太划算。
三、东吴骑兵的战绩评价
孙权高度重视骑兵建设，而且也确实组建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骑兵部队，但这支部队的实际战绩正如大家在阅读史书时的感受一样，表现平平，没有刷出存在感。
东吴骑兵较大规模出战的记录，前面已经提到过。一次是合肥之战，孙权率领具有数量优势的轻骑兵，却被张辽的八百人敢死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一次是六安之战，全琮率步骑五万，其中骑兵约一千二百五十骑，围攻小小一个六安县，却无功而返。一次是寿春之战，全端等人率步骑三万，其中骑兵七百五十骑，援助固守寿春城的诸葛诞，最后这些骑兵一部分投降，一部分战死，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三次大战，无一得胜。东吴骑兵的战绩实在是乏善可陈。
其中原因，大概有几点：
(一)东吴骑兵规模太小，人数太少
孙权在位时虽然极力四处扩展骑兵马匹来源，但效果有限。东吴只有三国中后期和蜀汉的关系比较稳定，能够获得数量相对较多的蜀马。但蜀马并不是适合用于骑兵作战的良驹骏马，蜀汉本身的骑兵部队亦不甚强，更何况马毕竟是战略物资，吴蜀关系再好，蜀汉君臣也未必希望给东吴太多的马。因此，东吴骑兵始终缺乏充足的马匹，规模受到极大限制。
据《太平御览》引《会稽典录》载，东吴名士朱育曾对钟离牧说：“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骑乃有可图。今骑无从出，而怀进取之志，将何计?”朱育称孙权的谥号“大皇帝”，说明此时孙权已死，朱育的话表明孙权意图建立一支五千人以上规模的骑兵部队的愿望，至死未能实现。孙权受到马匹来源的限制，始终未能建立一支符合其主观理想和客观需要的骑兵部队。
(二)东吴骑兵将领后继乏人
东吴早期的骑兵将领，多为北方人或曾经游历北方的人士，这些人在东吴政权逐渐江东本土化的的过程中，地位实际上不断下降，他们无心也无力培养下一代骑兵将领人才。程普之子程咨默默无闻，韩当之子韩综叛吴降魏，后为诸葛恪擒斩，太史慈之子太史亨官至越骑校尉，这倒是和骑兵有点关系，但越骑校尉属于中军的领军卫系统，是戍卫宫城的禁军，一般不承担野战任务，而且太史亨没有任何值得史书一提的事迹，可以想见他的骑兵才能远远不及乃父。
孙吴集团早期的北方系骑兵将领到了第二代就出现断层了，他们连自己的儿子都培养不好，更别指望他们能培养好其他人。孙权虽然重视在贵族官僚子弟中进行骑兵教育，但缺乏足够的师资，其效果必然是大打折扣的。
(三)东吴后期渐渐丧失重视骑兵的风气
在孙吴集团早期，由于孙坚、孙策、孙权的重视和提倡，其整体上的风气以善于骑马为豪。但到了孙吴政权后期，崇尚骑兵的风气出现了变化。
《三国志·吴嗣主传》注引《晋纪》载，孙晧时，东吴光禄大夫纪陟出使魏国，路经寿春，魏国寿春将领王布为其表演骑射，然后问：“吴之君子亦能斯乎?”纪陟回答：“此军人骑士肄业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为之者矣。”从纪陟的话中不难看到，到了孙晧时期，东吴有身份的士族已不太善于骑射，而且已经不以会骑术为荣，甚至还带有一点点鄙视的意思。当年太史慈和孙策骑马单挑的英武风气在东吴已经不复存在。这说明东吴士大夫已丧失重视骑兵的尚武传统，其中隐约已可看到后来东晋等南朝政权士大夫文弱风气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