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希特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的元首，从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混成了国家的元首，不得不说希特勒确实有些本事。然而也正式有着这样的经历，德国当年的一员猛将施陶芬贝格似乎一直都瞧不起希特勒，曾几次扬言说要干死希特勒，然而最终还是付出了行动。希特勒的一生曾遭遇过很多次的暗杀，最著名的就是施陶芬贝格主导的这一次。不过最终还是失败了，那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944年7月14日是一个星期五。这天中午，施陶芬贝格在班德勒大街接到了凯特尔打来的电话：希特勒已经回到了刚刚完成扩建工程的“狼穴”，明天要在那里接见他和弗罗姆，听取关于征召预备役人员和部队训练的报告。对密谋分子来说，这就是行动的信号。施陶芬贝格镇定地检查了汇报所需的文件，把那两颗炸弹装进箱子，盖上了一件换洗衬衣;瓦格纳上将也提前准备好了次日下午从拉斯滕堡飞返柏林的运输机。15日凌晨，施陶芬贝格孤身飞往拉斯滕堡，先由联络官带至凯特尔处进行汇报，下午1点多又和弗罗姆一起进入地堡“面圣”。
中午11点，即预定的暗杀行动开始前两小时，奥尔布里希特上将在班德勒大街发出了“瓦尔基里”指令。密谋集团成员、第2和第21军区后备装甲部队司令弗里德里希·耶格尔上校下令：驻扎在克兰普尼茨坦克训练场的装甲部队朝市区进发，封锁政府街区。下午1点20分，施陶芬贝格从“狼穴”打电话到班德勒大街，以暗语通知奥尔布里希特：希特勒本人就在地堡内，第一个短会已经结束，他还有半个小时工夫进行准备。打完电话之后，上校返回会议室，正准备取出皮包、启动炸弹的引信，却发现希特勒在几分钟前已经不见了!
这次失手可谓意外之至。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元首”临时中止了会议，离开了地堡。施陶芬贝格显然是受困于自己的双重身份，不得不在暗杀开始前打电话确认整个计划是否进行无误，这才错过了良机。反过来讲，当天他身边全无助手，以独臂和三个手指也很难在几分钟内就打破化学信管中装有酸液的玻璃管;即使他一离开会场就启动炸弹，返回去时希特勒也可能已经离开了。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要紧的是马上让奥尔布里希特取消行动、撤回已经开拔的部队!下午1点40分，班德勒大街的电话又一次响了：“意外情况!立即取消行动!”
7月16日晚上，在柏林的所有密谋分子又一次聚集到了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的公寓。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就是殉道前“最后的晚餐”。奥尔布里希特表示，虽然他把15日的意外解释成“临时演习”，但弗罗姆回到柏林后已经发现了真相，他虽然没去告密，但恼怒地训斥了奥尔布里希特，并再度重申只有他本人有权启动“瓦尔基里”计划。显然，弗罗姆的骑墙态度在下一次行动中将成为巨大的障碍。施蒂尔普纳格尔上将的联络官、从西线专程赶回来的策扎尔·冯·霍法克中校(Caesar
von
Hofacker)表示，只要能把希特勒炸死，他依然有信心说服克鲁格元帅入伙;更重要的是，隆美尔依旧是可依靠的支柱(他们都未曾想到一天后隆美尔就会因伤永远退出行动)。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则带来了从阿图尔·内贝那里打探到的消息：密谋集团成员法尔肯豪森上将已经被免职，原因不明;希特勒还下令马上逮捕戈德勒。这位口无遮拦的“新总理”一旦被捕，许多相关人员都会受到牵连。贝克当即决定：让戈德勒马上离开柏林、到东普鲁士暂避，同时要求施陶芬贝格表明态度。独臂上校表示，7月20日他还有一次面见希特勒的机会，无论如何，他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完成最后的行动。
7月19日，受难日的前一晚。黄昏时分，施陶芬贝格从班德勒大街的办公室打电话到维茨勒本位于远郊的私邸，通知他次日下午1点为“瓦尔基里”行动开始的时间。维茨勒本此时正与赫普纳、卫戍司令哈泽等30多位军官召开会议，大家都知道：明天将是许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贝克和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通过了最后几次电话，安排了一些琐碎事务;施陶芬贝格则留在办公室，起草次日向希特勒做汇报所需的文件。下班之前，独眼上校让自己的司机(他不知道“瓦尔基里”的秘密)去奥尔布里希特的副官那里取回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送到贝特霍尔德的公寓。他本人直到晚上8点才离开班德勒大街，中途在一座小教堂里做了晚祷，随后在哥哥那里睡了最后一觉。
1944年7月20日，星期四，天气晴。清晨6点，施陶芬贝格的座车准时驶往朗斯多夫军用机场(今为柏林-舍纳费尔德国际机场的一部分)，上校身边坐着他的副官维尔纳·冯·黑夫滕中尉(Werner
von
Haeften)，这是一个年轻而热忱的密谋者，他的工作是在上校启动定时器时给予帮助。黑夫滕手里提着施陶芬贝格的公文包，包里除了汇报用的材料外，还有那两颗依旧用衬衣裹住的炸弹。半小时后，他们在机场与施蒂夫少将会合，在7点钟乘坐瓦格纳将军安排的一架He-111F-4型联络机飞往拉斯滕堡。10点过了没多久，飞机抵达距“狼穴”7公里的机场，飞行员事先已经接到瓦格纳的指令：中午12点一过，随时准备将施陶芬贝格送回柏林。
在“狼穴”的卫兵和其他军官眼里，施陶芬贝格的举止与往日没什么不同。在联络官的带领下，他和黑夫滕顺利通过了三道关卡的检查，进入了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局所在的2号安全区。上校轻松地在一棵橡树下吃了点早餐，随后去和守在电话交换局里的费尔吉贝尔打了个招呼，就到凯特尔那里参加通气会。凯特尔告诉他，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将在下午造访拉斯滕堡;虽然这位法西斯鼻祖此时已成为德国人控制下的傀儡，但希特勒从不放过这种宣示“友谊”的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迎接。为此，原定的汇报会将从中午1点提前到12点半进行，时间也必须缩短。由于天气炎热、地堡的通风系统有问题，开会的地点从地下会议室移到1号安全区中心的临时小会议室。
地下会议室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小房间，如果炸弹在那里爆炸，四处反弹的弹片将使所有在场者受到致命的创伤;而1号安全区的那个小会议室有10米长、4米宽，是一间砖木结构、外覆混凝土房顶的房子，面向草坪的墙上开了许多玻璃窗，会大大缓冲爆炸的气浪。对施陶芬贝格来说，这并不算最好的行动场所，但此时已无退路。12点25分，当凯特尔慌慌张张地催促他前往会议室时，施陶芬贝格却询问统帅部长的副官冯·弗赖恩德少校，哪里可以盥洗更衣，整理一下着装。对一个马上就要去觐见希特勒这个对仪表极度挑剔的怪物的军官来说，这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弗赖恩德不仅慷慨地把自己的休息室借给了施陶芬贝格，还答应会在会议室里给他找个好位置。
施陶芬贝格只有几分钟时间来启动炸弹。在黑夫滕的帮助下，他先取出一颗炸弹，用左手的三个手指夹紧镊子、弄破了装有酸液的玻璃管，酸液开始一点一点地腐蚀金属丝。铅笔式信管的延迟时间是30分钟，但在夏日炎热的午后，金属丝只需14分钟就会被蚀尽，炸弹随后将爆炸。正在两人手忙脚乱的关头，弗赖恩德已经在外面催促了，他们因此没来得及把第二颗炸弹也拾掇好，黑夫滕只能随手把那颗炸弹藏进了自己的提包、用衬衣盖上。施陶芬贝格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皮带，用独臂提起那个显得过于庞大的公文包，走出了休息室。当他跟随弗赖恩德穿过两个安全区之间的甬道、走近小会议室时，时间已经过去4分多钟了。凯特尔正在为上校的迟到嘟嘟囔囔，他站在会议室门口，领着施陶芬贝格朝里走去，随从黑夫滕只能留在外面。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校也没有显出丝毫的慌乱，他在前厅提醒电话接线员，稍后柏林会给他来一个紧急电话，以便为随后的脱身制造出理由。
7月20日当天，“狼穴”小会议室的布局非常简单：正中央是一张长5.5米、宽1.5米的橡木长桌，所有文件都散乱地摆在桌上。希特勒本人坐在靠近桌子中间的一张靠背椅上，背对着门，他的两侧后方几步之外各有一个坐着的速记员。其他20个人(不包括闯进来的施陶芬贝格和凯特尔)都紧紧围在桌子四周，或站或靠，观察着希特勒的举止。站在希特勒右手边的是陆军代总参谋长豪辛格中将、空军总参谋长冈瑟·科尔滕上将和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首席参谋勃兰特上校，约德尔在左边，副官长施蒙特在“元首”的斜对面。和大门正对着的10扇窗户全都敞开着。施陶芬贝格走进来的时候，豪辛格正在做关于东线战况的汇报，当凯特尔向众人介绍这位戴着黑眼罩的独臂人时，正在摆弄放大镜的希特勒只是稍微抬头致意。凯特尔随后就站到了“元首”的左边，施陶芬贝格则朝豪辛格的右侧走去。
站在豪辛格右边的科尔滕是个过于热心的家伙，他听到施陶芬贝格马上要向“元首”做汇报，主动地朝右边挪了挪，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独臂上校。但这样一来，原先站在科尔滕右侧的勃兰特就被挤到了桌子右侧的拐角处——这个细节马上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施陶芬贝格小心翼翼地站到豪辛格身旁，用左手把公文包放在地上，朝着希特勒的方向捅了捅，直到两者的直线距离缩短到不足2米。此时已是12点37分，时间所剩无几。趁众人聚精会神探头观察桌上的地图的工夫，施陶芬贝格小声嘟囔着“有个电话”，像进门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朝停车场走去。
此时，在小会议室里，站在拐角处的勃兰特上校正努力朝前凑过去，试图看清桌上的地图。他的腿在不经意间碰到了装有炸弹的皮包，大概是嫌这个大家伙太碍事，这位好管闲事的参谋把提包拎了起来，挪到橡木长桌右侧的那根底座外面。这样一来，炸弹和左侧的希特勒之间就隔了一块厚厚的木板，而和勃兰特自己却近在咫尺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凯特尔才发现施陶芬贝格不见了。因为接下来就要轮到后备军处做汇报，他让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负责人布勒上将赶紧去找人。脾气暴躁的布勒在门廊里兜了半圈，没见一个人影，只好折回来。这个时候，豪辛格的报告已经接近结束了，他指着地图上爱沙尼亚的佩普西湖，战战兢兢地说：“如果我们在这附近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
那句话再也没有说完。1944年7月20日中午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