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蚕很多人都知道，有的人甚至叫蚕为蚕宝宝，有的则很害怕。其实，蚕长大后要吐丝把自己裹起来，最后变成蛾子飞走，那么，蚕吐得丝也是非常珍贵的蚕丝，蚕丝可以用来加工成精美的纺织品。同时，蚕丝具有轻薄，保暖性好的特点，深受现代人的喜欢，其实，早在古代，就有了养蚕技术。据有关文献记载，相传在东汉时期的内蒙古便有了栽桑养蚕。具体的也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发现的“农耕图”左上角展现了“环庐种桑”的画面，这是否代表着在东汉晚期内蒙古已经出现了蚕桑业?
(一)东汉古墓：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1971年发掘的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位于内蒙古现和林格尔县东南40公里、新店子公社西3公里左右浑河北岸向南突出的一个小丘上，东面不远处的4公里左右是明代故城“榆林城”，据盖世林先生考证，现在的“榆林城”，就是墓主晚年居住过的在当时被称作“武成县”的地方。
(秋天的和林格尔)
这座古墓属于穹庐顶多室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及三个耳室构成，墓葬的构筑同中原地区东汉晚期的墓葬特征基本相似。据盖山林先生的考察分析，此墓所处的大致年代在东汉晚期。该墓葬的年代上限不应超过140年，下限年代应在东汉桓、灵之世，大约在公元二世纪60-70年代。
该墓早年被盗，墓内随葬器物大多已被盗走，甚至连棺木都被烧毁。尽管如此，这座东汉墓的各室墓壁、墓顶及甬道两侧，全部描绘着琳琅满目、色泽艳丽的壁画。
墓室壁画除顶部部分半脱落和个别地方因早年被盗时遭到破坏外，整个壁画保存尚比较完好，共有46组，57幅彩画，共计大约100余平方米，其中包括榜题二百五十项，大约700多个汉字。
壁画内容主要表现了墓主人作为一个大庄园主兼大官僚的生平事迹，还有出行、迎宾、宴乐等生活画面的描绘。
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当数“庄园图”，它生动地描绘了墓主人在庄园里休闲享乐的场景，以及当时劳动者们进行农耕、放牧、酿造、狩猎等劳动生产的画面。
在“庄园图”的左上方，有一片环掩着庐舍的桑树林，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桑树林中，有四个女仆正伸手釆桑叶，她们带着绳索、桑网、桑勾等的工具，旁边还置有箱萝之类的器物，很可能是蚕架、蚕簇之类的用具。
这正是古籍中记载的“环庐种桑”。
类似的画面也出现在甘肃酒泉西沟四号墓中：一高髻长裙的女子正在采摘桑叶，她的旁边绘有两棵桑树;丁家闹五号墓壁画，三棵树下五位青年女子手提小篮采摘桑叶。
(二)这些采桑图的发现真的能说明当时中国北方及河西地区蚕桑业的盛况吗?
其中，内蒙古中南部和林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很值得探究，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内蒙古地区有桑蚕丝织业发展的明确证据。因此，壁画中反映的场面究竟是否是当时真实的生产生活场面，我们不得而知，有必要进行探讨。
(1)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否能够实现桑树的种植?
武成县，在东汉属于定襄郡，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林城。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
这一时期起源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植物的分布面积会向北迁移。桑树原产我国中部，栽培范围广泛，东北自哈尔滨以南;西北从内蒙古南部至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南至广东、广西，东至台湾;西至四川、云南;以长江中下游各地栽培最多。
因此，在温暖期这样的气候背景下，桑树的种植范围从内蒙古南部北移至中部的和尔格林地区种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2)历史上的这一地区和现在的草原辽阔的内蒙古有所不同
秦汉时期，在河套一带的冲积平原和黄土高原上适合农耕的地方设里郡县，移民屯垦，开发了大面积的农田，建立起许多城防聚落。汉武帝就在这一带建立了云中、朔方、五原、定襄、上郡、西河六郡(其中相当一部分密区在河套以外)。
和林格尔汉墓位于内蒙古中南部浑河流域，《后汉书》记载“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经营农耕、桑麻，或畜牧、渔猎等都比较适合。
另外，汉代文献中所提到的北方桑树，多是高大的乔木型。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采桑图有两种形态的桑，一种桑高与采桑人等，一种桑比采桑人高得多，而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桑树也是比人高大的多。
因此，在当时和林格勒地区种植桑树也是极有可能的。
(浑河流域风光)
(3)种桑采桑技术是当地发展起来的还是从其他地区引进的也是值得探讨的
有一种可能是当时植桑养蚕技术是由邻近地区传入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随着汉代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文化交流活跃。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互市图”也可以说明当时经济往来交流之密切。
除此之外，汉代紧邻内蒙古的河北地区蚕桑业很是兴盛，而这种植桑养蚕技术传入邻近的今天内蒙古地区是非常有可能的。《史记·货殖列传》称道“燕、代田畜而事蚕”。说明直到汉初，不仅在河北平原南部的赵有桑蚕，而且在北部的燕和西北部的代也都以桑蚕著名。
(4)史书和诗歌记载
东汉末年战乱时，袁绍在河北乏粮，曾利用桑格补充军队的给养四。《三国志·杜散传》说冀州是“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
建安十二年(207年)前后曹操征乌桓，其子曹植随军来到蓟城。他写下了这首《艳歌》诗:“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
诗中勾画了当年蓟城北郊的地理风貌。根据北魏邮道元(465-527年)的《水经注》记载，以及从今天北京城西南的广安门一带发掘出密集的汉代水井来看，蓟城位于今天北京城内的广安门一带，原蓟城之北，正好是今北京城内的北海、中海和先前很大的什刹海一带。
曹植的这首诗说明在东汉、三国之际，现在的北京北海、中海一带是桑林密布的湖池之乡。
当然，由于没有更多的实物出土或其他更直接的证据来说明在东汉时期内蒙古已经发展起蚕桑业，仅仅依靠一张图就断言在东汉时期内蒙古地区已经掌握种桑采桑技术也是不准确的。
(三)墓主人的身份
壁画中的采桑图也有可能是随着文化的交流，当时的画工借鉴了其它地区的桑蚕业发展而将其绘制于壁上，或者是描述了墓主在其他地区生活的场景。
根据墓内壁画和题记，可以得知墓主是东汉王朝中央政府派遣到北方民族杂居地区的重要官吏。
他从举孝廉为郎(洛阳)而登入仕途，历任西河长史(治所在今陕西省)、行上郡屠国都尉、繁阳县令(治所在今河南省)，最后最高官职为护乌桓校尉(治所在今河北省)。
墓主因为官职不断变更居住地，“庄园图”从一般逻辑上来说，描绘的应该是墓主晚年时期在武城县的庄园里的生活场景，但也不能排除采桑图是其他地区生活的写照。
目前，对于帮助了解东汉时期内蒙古蚕桑业的资料还很匮乏，学界对这块的关注也不多。东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仅仅依靠现有的资料是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将会随着更多文物的出现，史料的涌现而拥有更加明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