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现在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只要长得好看就已经比其他人手握一分优势了，不过颜值只是一时的，才华才是永久的，不过你要是又有才又有颜那就最好不过了。在清朝时期，当时选官不仅看才华也要看几分颜值，因为在出现难以取舍的情况下可能就必须靠颜值一较高下了，难道古代也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么?不过古代并没有照相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长什么样，而且不同时代的人审美观也不会一样吧。
俗话说“寒窗苦读”，读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特别是在古代，科举制度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过三关斩六级”，通过童子试、乡试、会试，最终金榜题名者少之又少。许多人穷极一生，都止步于乡试、会试的大门之前，不得其门而入。
杜甫、黄巢、蒲松龄、左宗棠、洪秀全等名人，都是一辈子没有考中进士大军中的一员。
清朝乾隆时期，朝廷为了体现“皇恩浩荡”，出台了新的科考制度：为四次(嘉庆时期改为了三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的举人，额外提供一次考试的机会。这就是“大挑”制度。“大挑”每6年举行一次。通过“大挑”考试的举人，便可以直接当官了。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
“大挑”考些什么内容呢?出人意料的是，“大挑”不考四书五经，不考诗词文赋，而是考察考生的相貌，“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相貌。”那么，什么才是主考官心目中的最佳形象呢?
首先，脸必须是长方脸。其次，身材必须高大修长。最后，全身必须协调一致，不能有上长下短或上短下长的情况。
我常想，按照这种标准，被薛福成认为是苦瓜脸的胡林翼，一定不能通过“大挑”。幸好胡林翼会读书，自己考中了进士。
不得不说，一批幸运儿通过“大挑”考试，获得了当官的机会。
清朝文人钱泳的好友陈昶，便是通过“大挑”考试，获评一等，成为了一名知县，分配到浙江。在撰写文章上与曾国藩齐名的湖南文学家吴敏树，于1844年参加“大挑”考试，获评二等，受命到浏阳县任职教谕。清朝大儒郑珍也是通过“大挑”考试，出任荔波县训导。
在“大挑”考试中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陕西举人高照煦，参加过1880年的“大挑”考试。高照煦是1873年的举人，之后连续三次参加1874年、1877年、1880年的会试，均名落孙山，便只好退而求其次，参加了1880年的“大挑”考试。
高照煦相貌不俗，他对自己也颇有自信，满怀信心地去参加考试了。由于参加“大挑”考试的举人很多，主考官对他们进行了抽签分组。每20名举人为一组。经过考官的一番指指点点，选出一等3 人，二等9人，剩下8人被淘汰。人称“跳八仙”。
轮到高照煦出场了，他运气不好，被分到最后一组。最后一组只有13人。按照规矩，这种情况只能选一个一等出来。于是，高照煦与唯一的一等名额擦肩而过，被评了一个二等。后来，高照煦先后出任宜川县训导、郃阳县教谕、佛坪厅教谕、榆林府教授，一辈子在教育机构工作。
好在高照煦在教学管理上的确有两把刷子，一生桃李满天下，光是在光绪年间，就培育了14个举人，5个进士。
其实，比高照煦运气更坏的大有人在。
陕西朝邑举人阎敬铭，早年屡次参加会试，均乘兴而去、失望而归。无奈之下参加了“大挑”考试。阎敬铭写诗作文都不赖，可相貌很普通，甚至有点“歪瓜裂枣”。他参加这种“靠脸吃饭”的考试，毫无胜算，最终被涮下来——当然，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百无一用是书生”。阎敬铭被“大挑”淘汰后，又不能干其他事情，只能又捧起书本苦读。好在经过一番苦读，终于在1845年成功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进入仕途。
阎敬铭此后仕途一帆风顺，历任户部主事、总管湖北前线粮台营务、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山东盐运使、山东巡抚、户部尚书等职。1883年，任职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1885年，又授予东阁大学士。清朝不设置宰相一职，阎敬铭任职军机大臣和大学士者，被视为宰相。
阎敬铭在晚年还干过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慈禧太后打算重修清漪园。清漪园即现在所称“颐和园”，位于圆明园之西、玉泉山之东。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在抢劫烧毁圆明园的同时，也对清漪园进行了破坏。
阎敬铭坚决反对重修清漪园，这惹恼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下令，将他革职留任。革职留任的意思是革除职务，但暂时还留在位置上，相当于现在的留职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