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帮助朱棣策划靖难之役，是击败建文帝的大功臣，但姚广孝本身又是一名僧人，他的所作所为究竟有没有违背佛法呢?姚广孝年轻时就在苏州妙智庵出家，据说精通三教，后来在朱元璋的挑选下结识了朱棣。姚广孝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帮助朱棣夺取皇位，但此举并没有正统性，所以有人觉得姚广孝并非正人君子。姚广孝的确并非常人，如果用另一人作为参考的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真正了解姚广孝的为人。
1、“贤德忠良”vs“倾国之士”
跟诸葛亮很相似，姚广孝也生于乱世。跟诸葛亮不同的是，他真的是“布衣”出身。
诸葛亮虽自称“本布衣”，而其实，他的家族跟“荆襄权贵”是有关系的，他“出山”之前，家里哥哥弟弟，差不多都在东吴做官。所以，他这个布衣，严格讲，算“官员家属”。
姚广孝那时候，因为是汉人，几乎就没有做官的机会，也就难成为官员家属。《明史》记载，他出身在行医的家庭。行医，如果不是“御医”，基本等同于“匠人”，今天讲，就是“手艺人”、“勤行”。那时候，类似这样家庭以至于社会地位略高些的普通家庭，孩子要么继承家业，如同鲁迅先生说的——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要么就出家为僧，想方设法在崇尚佛教的元帝国“体制”内谋个差事，算是“曲线发展”。
相比诸葛亮背靠官员家属身份的“自由躬耕”，姚广孝的成长之路，更多了些无奈。
之所以冒着被喷“大逆不道”而把世代称颂的“贤德忠良”诸葛亮跟负“倾国之士”名头的姚广孝摆在一起比较，是因为，这俩人所做的“大事”，很是相类。
都是在乱世中遇到了“明主”。
都是辅佐着明主，以军事手段谋取“王霸”。
都“发挥余热”地为明主调教继承人。
明主!刘备若是，朱棣便也是。甚至——更是!
王霸之业，刘备所得，西川一隅，朱棣却赢取了全天下!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耗尽国力而终不能实现北伐大愿，苦心“调教”个阿斗，到底也不成器。再看姚广孝，不仅“导师”出仁智多谋的皇太子(仁宗朱高炽)、文治武功的皇太孙(宣宗朱瞻基)，还有个了不起的“旁听生”郑和(三保太监)!
从“成绩”看，后来者姚广孝显然更优。
可他还是“倾国之士”!
因为，他辅佐的“明主”，夺了“正统”。
相比，诸葛亮辅弼的刘备，似乎，本身就是正统。似乎!
刘备称帝，是在曹丕“逼禅”汉献帝、建国称帝的紧后。说起来，名义上算是“复兴”了汉室。从今人的视角看，未必，在那之前，刘备丁点儿就没想过称帝?答案可能无争议吧!
说到底，至今，仍坚决抱定传统的“正确”，所争的，并非结果，更是“本源”——诸葛亮是“儒”，姚广孝是“僧”。二者的忠奸高下之分，本质上，是儒与佛之争。
诸葛亮功败垂成，也是济世奇才。姚广孝成就累累，还是妖僧!
2、意识形态环境的千年变迁
诸葛亮光环的“大定”，说起来，很大程度上，还是《三国演义》的宣传效应。
《三国演义》就诞生于明朝，成书在姚广孝之后。那个时代的人文环境，趋向于对“儒”的绝对的、排他的尊崇，把一千几百年前的“布衣丞相”诸葛亮，装扮成了当时儒士们更喜欢的样子;而当世儒士们所尊崇的“儒”，却与诸葛亮那个时代的儒学，有了很大区别。
其中最凸显的，就是宋代的“程朱理学”——诸葛亮那时候，没那套形而上的教条，诸葛亮其人的军政成就，更在于权谋与用兵，跟儒并无绝对的依托式关联，跟明代以来“愚信”的“腐儒”意识形态，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明代儒士们偏就要他归并到自己熟悉、惬意的框架中!这个框架最鼎定也是最核心的，就一个字——忠。忠君的忠。于是，诸葛亮等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明智、倨傲、目标导向，就被“演义”成了“忠君不二”。稍稍细想，不难悟出，这便是典型的“历史服务于现实”!
姚广孝是僧人。他本名可能是“姚天禧”，出家后曾自号“逃虚子”，后法号“道衍”。七十岁前，他一直都是“道衍和尚”。“靖难”之后，他被敕封“国师”，御赐俗名“广孝”，但还是僧人。
说他是“妖僧”，也是因为他具有一些惯常认识中佛教徒(释子)所“不应”有的学问、技能，比如“阴阳术数”，再比如军事谋划。作为佛教徒，他不仅“超常规”地具有了这些能耐，更将其“贡献”给了“大逆”。这样说来，实在是很“不正经”的和尚。
前面说了，出家为僧，在姚广孝还是青年的元末，是汉人子弟的“出世之路”。在元帝国，人被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印欧白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及南方少数民族)。处于“第三等级”的汉人，几乎没有“入仕”机会，因而很多不那么虔诚信佛的知识分子，也剃度为僧，“不正经”的和尚，挺多的。
正经也好，不正经也罢，既是僧人，就谈不到“忠君”。忠君，是儒士的事。
史书是儒士书写的。史书，跟其他书一样，有立场，有态度。儒士书写的史书，自然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持他们认为正确的态度。
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什么呢?别的不说，单就对“佛”，朱子(朱熹)就说过佛祖是“一懒胡耳”。连佛祖都只是“懒胡”，姚广孝能在史籍上有一段还算中性的“传”，没骂什么，已经是给了后来终究“承袭大统”的他那几个明朝皇帝学生面子了。
所以说，历史这个东东，光看史书，恐怕还是要多加小心。看史书时，还得留神著述者及其所代表的势力所持的立场与态度。
3、自我剖析与自我标榜的天壤之别
也许是料想到在儒士书写的史籍上不会有什么好话，姚广孝在晚年，就是得了“广孝”俗名之后，写了一部带“回忆录”色彩的《道余录》，扼要回顾一生的同时，很往深往透地讲了佛与“道”、儒与“道”、儒与佛，以佛教式的虔诚与思辨，做了自我剖析，并记述修行的心得，从头到尾没有自夸之词，也没有自辩之意。如果确实写完了，无未尽之言，且写的时候抱着印证自我的诚实，可以说，算得有深度、有客观风范的理性之作。
但是，因为“批”了明清儒士无比尊崇的“朱圣”(朱熹)，《道余录》，从来都没真正被当作“思想文献”上过任何“正经”台面。
顺着前述的惯性，对比一下诸葛亮。
诸葛亮戎马一生，没留下什么著述，传世的，只有两篇《出师表》，又以《前出师表》更为经典。到现在，这篇文章，还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被要求“全文背诵”。
像杜甫那样的质朴文人，能从出师表里读出且只读出“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温情;而只要稍稍“现实”点儿、“政治化”点儿，就不难从中看出勉励而为的尴尬，再透点儿，还能嗅出穷兵黩武的味道!
先帝不以臣卑鄙……字面上是“卑鄙”，实际上，更让人感觉到的是“标榜”。等于在说：我可是先帝(刘备)特特选中哒!
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话是没错。问题是：何为“善道”，谁说的话才是“雅言”?
宫中府中，具为一体……这话可不只是标榜和暗示了。简直就是在摆资格!要说能从中感到“不臣之心”，也不见得就过分!
这样的立场、态度，跟“妖僧”、倾国之士姚广孝的《道余录》所表现出的“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的机辩、洒脱相比，情怀之高下立现!
当然，不是说，诸葛亮不伟大、不忠诚。他有他的现实困境。相比姚广孝，同样是乱世，他的机会真的不算“好”。作为“受顾命”者，他也实在难以洒脱自己。
撇开这俩人太多的相似和不同，单就结果看，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因素，还并非在于他们个人，而更是时代的趋向。简单说，诸葛亮所面临的“大势”，本质上是逆向的;而姚广孝却参与进了“适时”的潮流。或许，这个选择本身，带有他主观使然的投机性。但从历史唯物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显然是无可求证了。
能确证的，之于历史，是孙先生的话——顺之则昌，逆之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