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这个《大名风华》的时候小编也知道里面肯定有扫地僧，哈哈，现在很多人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的，这部剧也不例外，那么这个《大明风华》中的姚广孝是不是和历史上真实的姚广孝一个样呢?其实也不见得一个样啊，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真实的姚广孝是什么样的吧!
姚广孝有官不做，既有“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意图，又有忏悔和救赎之举。他尽力在僧人与仕途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所以会有二次出世。
下面老陈将带大家从姚广孝的生平出发，具体分析其二次出世的原因：
姚广孝(1335-1418)，幼名天禧。至正九年(1349)出家，更名道衍，字斯道，晚号逃虚老人，又号独庵。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顺带说一句，姚广孝还是郑和的师傅。对，就是那个三宝太监)
姚广孝一生，既辅佐明成祖成就帝业，又德树丛林，故世人常方之以刘秉忠。然而，姚广孝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面向，远比刘秉忠复杂。明人陈鳃典即说:
“秉忠之后与秉忠相仿佛者，明之姚广孝。然秉忠受室拜官后，不以野服终;而广孝虽封国公，赐宫人，终不近，没身不改释氏衣冠，其终始与秉忠亦不同也。”
姚广孝二次出世
姚广孝平生经历了两次出世:一次是在至正八年(1348)，一次是永乐二年(1404)。这两次出仕，所处个人境遇、时代背景皆异，所显示的心境亦大为不同。
至正八年的出世，姚广孝尚在少年，一介“凡夫”而已。关于他奉佛的原因，文献所载不一。
姚广孝常自父曰:“某不乐医，愿仕以显父母。”父母不从，一日入城，见僧官骆从之盛，叹曰:‘僧亦富贵如此耶!’决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郎瑛《七修类稿》所载
此说未必可信。因为姚广孝一生并不耽于富贵，他曾于永乐二年将朱棣所赐钱财散全都散予百姓，且他一生亦与贫道结交，并不贪财疾贫。不过，当时他的家境确实贫寒。他自己曾说:
“姚氏之先，沛梁人，世为人民，家寒微，无风望显达者，.....无寸田尺土，生计甚疏。” 《逃虚类稿》
姚广孝生于元末，是时政局动荡，战火频频，科举时废时行。南方士人的仕进之路，愈加艰难。
“国家开乡选法已三十余年，而破选之荒者仅史朋孙氏、程端学氏，而来者无继焉，岂其人好隐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杨维祯《东维子集》
当然，很多人遁入空门，也有栖身糊口的目的。因为此时的寺院在元蒙统治者的护持下，地位尊崇，生活优裕，堪称一方“乐土”。
“东南兵革体息垂六十年，而国家崇尚佛学，与之土田，镯其摇役，使其徒坦坦施施而无所忧虞。” 危素《说学斋稿》
所以元末逃禅之风极盛，尽管其中良荞不齐，鱼龙混杂，但这种风气显然影响了姚广孝弃医奉佛的人生选择。他就曾说:“然世事佛，积善卿之人皆敬焉”。可见，流俗确实也影响到了姚广孝的人生选择。
但是，姚广孝的出家，却不同于那些仅为衣食而奉佛的俗僧，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志趣。姚广孝的家族世代行医，子承父业，是一般家族的传统，但他的人生志趣似乎并不在于此。他尝对父亲说:
“某不乐于医，但欲读书，为学有成，则仕于王朝，显荣父母，不就则从佛，为方外之乐。” 《逃虚子集补遗》
可见，他的人生志向首先是做官，其次是奉佛。这两种极为矛盾、难以调和的人生取向，颇为奇妙地融合在姚广孝身上。事实上，从姚广孝的人生看，这两种志向他都基本实现了。
姚广孝自云:“至正，年十四，即从佛，父不夺吾志，遂出家于里之妙智庵。”父亲“未夺其志”，还有另一原因。姚广孝还有一个兄长，“曰恒，字伯远，续祖父箕裘之业”。看来，“子承父业”的责任落在兄长身上。所以姚广孝能比较顺利地出家。
姚广孝第二次出世，是在永乐二年(1404)，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出世。但就其心境而言，倒是完全符合僧人身份。
《明书》中载姚广孝向明成祖请辞道:
“臣本一江南浮屠，叨赖陛下圣神文武，得成大业。臣何功之有?况殊恩已蒙，不胜感激，若又受辱爵，实非臣子自处之义。伏愿圣慈，给迁原碟，放臣复为僧人，则死无憾矣。”
这段话可以看出，姚广孝出世之心十分坚决。但若与前次的出世相比，增加了不少尘世的纷繁。
《明史本传》中则载道:
“永乐二年四月，姚广孝以七十岁高龄被朱棣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恢复其俗姓，赐名广孝。命畜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
显然，此时的姚广孝过的是“亦僧亦俗”、“非僧非俗”的生活，一面古佛青灯，缁衣素餐;一面又冠带而朝，牵盼俗世，内心颇为矛盾。
究竟是何种原因使他作出了此种人生选择呢?
首先，明成祖的亲睐。“靖南之变”后，姚广孝成为明成祖最信任的“臂膀”。
“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姚广孝七十岁生日时，明成祖写了《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两首云:
寿介逃虚子，耆年尚未央。功名跻辅弼，声誉籍文章。昼静槐阴合，秋清桂子香。国恩期必报，化日正舒长。
玉露滋芳席，奎魁照碧空。斯文逢盛世，学古振儒风。未可还山隐，当存报国忠。百龄有余庆，写此寿仙翁。
这两首诗，除一般的祝寿诗应有之意外，明成祖还表达了两点意愿:一是歌赞了姚广孝的功名和才能;二是希望姚广孝继续辅佐他治理、化育国家，所谓“未可还山隐，当存报国忠”。
事实上，为挽留姚广孝，明成祖也想了很多办法。永乐二年五月，派他去松江、嘉兴、苏州、湖州赈灾。这些地区不仅是姚广孝家乡和早年的禅游地，而且是当时反对明成祖最为激烈的地区。明成祖派姚广孝去赈灾，表明了对他的充分信赖。
更能体现朱棣挽留姚广孝的良苦用心的是让他重修《文献大成》。大学士解给编修《文献大成》，书成而朱棣不中意，又特命广孝领衔重修。
“词臣纂修者及太学儒生数千人，绪秘库书数百万卷，浩无端倪。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句考，秩然有法。” 《明史》
最后，书“四历寒暑而成”。成祖朱棣大为赞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命姚广孝作序。可见，朱棣对他的重视与欣赏非同小可。因此，姚广孝不得不“心存白云外，迹混红尘中”。
其次，姚广孝对于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的杀戮，一方面心含愧疚，另一方面也颇为失望。尤其方孝孺一案，更使他颇为寒心。
“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领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愉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碟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明史》
对于姚广孝来说，明成祖一手炮制的这桩惨案，不仅违背了佛教慈悲悯众的教义，而且还背信弃义。
此外，还有一事对姚广孝触动极大。
“广孝初为僧，其姊戒之曰:‘汝为和尚，当发慈悲心。”但当其姐知其预谋“靖难之役”，叹曰:“和尚慈悲当如是邪?”后来，广孝贩灾回家，往见姊，姊拒之曰:“贵人何用至贫家。”广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坚不出，家人劝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姚广孝连下拜，姊曰:“安用尔拜许多耶?曾见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毕，其姐遂不复再见。
《逃虚子诗集补遗》
姚广孝的姐姐、好友王宾等人，都拒绝与其交往，亲友的态度，不仅代表着舆论时议，更使姚广孝有“众叛亲离”之感，内心不能不受到极大震慑。
因此，姚广孝需要佛禅来安顿之心灵，救赎往昔的罪恶。
永乐十六年(1414)，姚广孝病甚，成祖问其所欲，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
“溥洽，即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坐系十余年。” 《明史》
成祖同意后，“广孝顿首谢”。姚广孝临终遗愿是向明成祖乞赦溥洽，这表明他至死都在为“靖难之役”的杀戮流血而忏悔。
最后，姚广孝是极聪明之人，“伴君如伴虎”、“狡兔死，走狗烹”之类道理，不会不懂。他之所以要再次出世，实际也透显出他明哲保身的想法。
早在洪武二年(1369，他作《奉题听雨楼》云:“胜国之季，兵变之余，前辈翰墨存者无几”。这是基于亲历之事而发出的慨叹。其友高启于洪武七年因《上梁文》而腰斩于市;杨基遭人诬陷，死于劳役;宋镰因胡惟庸案而被滴茂州，半途死于三峡……。这些对他都是一种警醒。
因此，他不禁感叹：
“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人心对面九疑山，一笑杀人俄顷间。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刹奔驰有何乐?”
可以说，身披袭装，归隐禅寺是他最好的求生选择，即“处阴乃荣茂，近阳则枯稿”。
结语：
总之，姚广孝人生中的两次出世，心态和势态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说第一次出世是为了实现人生抱负的话，那么复出世的人生选择既是“功成身退”，也更是忏悔和救赎之举。对于一个兼通内外典的僧人而言，庄禅的处世之道，使姚广孝深明自然与宇宙万物之“机”;而儒家圣贤之学，又使他能够建立勋业。
所以，他能够徘徊于世间与出世间，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