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只有中国人有嗑瓜子的习惯，当然这个说法不清楚是不是一定准确，但大部分国人对嗑瓜子这项技能的确都非常熟练。实际上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人开始尝试嗑瓜子，嗑瓜子这件事可以从宋朝开始说起。我们平时吃的瓜子多为葵瓜子、西瓜子还有南瓜子，在古代最先登场的则是西瓜子，这也是因为西瓜并非是本土水果，而是从国外传来的。如果中国一早就有西瓜，可能嗑瓜子这件事还能往前推个几百年。
众所周知，国人精于饮食，喜食瓜子，不管是西瓜子、南瓜子、葵瓜子，经过炒香后，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瓜子有壳，手动剥开费时费力，面对此况，中国人自有一套，拿起一颗瓜子，放在齿间，轻轻一磕，受到压力的瓜壳从中张开，再用舌尖轻探壳内，瓜仁顺势入口，咀嚼几下，口舌生香，一套配合操作下来，方便快捷，行云流水。
嗑瓜子，是无数人的心头好，中国人如此爱瓜子，除了哪一点口腹之欲外，也能从科学的层面得到解释。瓜子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磕瓜子能够使整个消化系统活跃起来，瓜子的香味刺激舌头上的味蕾，味蕾将这种神经冲动传导给大脑，大脑又反作用于唾液腺等消化器官，使含有多种消化酶的唾液、胃液等的分泌相对旺盛，可以说，不管是饭前饭后，嗑瓜子总是有利无害的。
这样看来，瓜子被当做是国民零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丰子恺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末就曾撰文书写过中国人吃瓜子的嗜好，文中写道：
中国人具有三种博士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但我以为这三种技术中最进步最发达的要数吃瓜子…发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
而说起这嗑瓜子，可不是近现代才兴起的，国人与瓜子的缘分还得从数百年前说起，史料有记载，嗑瓜子的习俗在明代已经流行，清代民国愈演愈烈，晚清之前，和当今葵瓜子“当道”不同，当时说的“瓜子”主要是西瓜子，晚清以来南瓜子开始流行，民国时期葵瓜子又异军突起，最终确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如此看来，我们嗑的不仅仅是瓜子，而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北宋：历史悠久，西瓜子首次亮相
如前所说，明清清之前是没有葵瓜子和南瓜子的，向日葵和南瓜都是美洲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辗转传入中国，最早也是在晚明嘉靖年间。
而西瓜相对来说，历史就悠久的多。
关于中国西瓜的起源问题从明代就已有争论，有人主张中国西瓜五代引种说，有人主张西瓜是中国原产。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转引五代后晋胡峤的《陷虏记》中记载：
自上京东去……隧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 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以此推测西瓜为 940年以后由回鹘人从中亚传入新疆引种，随后在中国盛兴，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东郊田家湾唐墓葬出土的“唐代三彩西瓜”，有力地证明了西瓜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了内地。
而另一种说法，主要是依靠对古代文献资料的解读，比如认为“寒瓜”“五色瓜”等都是西瓜的别称。
当然，不管是哪种说法，均可看出最迟在五代以后，西瓜逐步向南传播，南宋初年西瓜的种植在中原及长江流域逐步推广，到南宋中后期西瓜已在江南地区获得普遍种植，而且经过长期的培育与传播，西瓜的品种也逐渐增多，各地方志所记载西瓜品种达50余种。
国人不单培育出了今天我们以食用瓜瓤为主的西瓜，还有专门以食用瓜子为主的西瓜 ，称为籽瓜，这或许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瓜子。
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在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瓜子”，在当时的幽州，产有一种名为“瓜子”的土产。
之后，吴越广为流传的《岁时歌》则记载了“嗑瓜子”的习俗：
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鹞子，三月种地下秧子，四月上坟烧锭子……
明朝，上下皆食，西瓜子登堂入室
虽说，瓜子首次亮相在宋，可真正盛行成风气的却在元末明初，最早记载西瓜子可食的是元代的《王祯农书》：
(西瓜)其子爆干取仁，用荐茶易得。
《饮食须知》又载：
食瓜(西瓜)后，食其子，不噫瓜气。
宫廷中食用西瓜子的情况可以参见晚明宦官刘若愚的《酌中志》，书中记载了先帝(明神宗朱翊钧)“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宫廷御膳的制作方法影响了上层社会对瓜子的喜好。
上有所好，下必兴焉。瓜子在民间也格外受欢迎，万历年间兴起于民间的时调小曲《挂枝儿》有《赠瓜子》一曲：
瓜仁儿本不是个希奇货，汗巾儿包裹了送与我亲哥。一个个都在我舌尖上过。礼轻人意重，好物不须多。多拜上我亲哥也，休要忘了我。
总之，无论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喜食瓜子。明代人嗑瓜子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习俗。
清朝：种类增多，西瓜子稳坐首位
如前所说，晚明嘉靖年间，向日葵、南瓜引入国内，一个新作物从传入到推广，从观赏到食用，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一种作物的引种成功也有可能是多次引种之后的结果，那么，作物的价值被文人注意并记载下来，则应该是在社会上传播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所以，南瓜子和葵花子成为主流零食之一，必是清之后的事。
而在清朝中前期，西瓜子依然稳坐“零食热销榜”首位，朝廷内外，上至皇室百官，下至平常百姓，均好食西瓜子。
清初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中即有，“炒西瓜子装衣袖随路取嚼曰嗑牙儿”，康熙年间文昭有诗《年夜》，更是记载了西瓜子沿街叫卖的情形：
侧侧春寒轻似水，红灯满院揺阶所。
漏深车马各还家，通夜沿街卖瓜子。
晚清黄钧宰在《金壶七墨》有统计，“计沪城内外茶楼酒市妓馆烟灯，日消西瓜子约在三十石内，外岂复意料可及耶”，“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到了清末，“瓜子，岁获约一万五千余斤，除土人用营销潦河口汉口无大宗”，可见瓜子消费量不可小觑。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曾在19世纪中叶前后旅居中国大部分地区，阅历异常丰富，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直接而细致的考察，他对西瓜子的描绘很多，中国人对西瓜子的喜爱更让他惊诧，他在书中夸张的将中国比作是“啮齿动物王国”。
古伯察(1813-1860)，法国传教士，1839年来华，1844年开始了横穿中华帝国的旅行。上图为其著作《中华帝国纪行》。
而相对来说，葵瓜子和南瓜子在清时期就显得有点落寞了，最早记载葵花子可食的是康熙《桃源乡志》：
葵花，又名向日葵，色有紫黄白，其子老可食;
在清代，向日葵主要作为观赏性植物，食用及售卖也只是偶有记载，后来直到民国时，黑龙江《呼兰县志》才记载向日葵大规模栽培。
再看南瓜，南瓜子要比葵花子流行得早些，晚清以来，南瓜子可食的记载非常多，远超葵花子，较早的记载如咸丰《兴义府志》：
郡产南瓜最多，尤多绝大者，郡人以瓜充蔬，收其子炒食，以代西瓜子。
(南瓜)子，市人腹买炒干作食物，终年市于茶坊酒肆，人竞买食之。
南瓜子流行程度可见一斑，可终究是作为西瓜子的替代品，虽然有广泛的食用人群，但是与西瓜子相比，还是略逊一筹。
民国：三“子”鼎立，葵瓜子异军突起
到清末民初，南瓜子、葵瓜子就已经开始流行，瓜子界，也就变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老字号”西瓜子的光环慢慢黯淡，两个新品种，尤其是葵瓜子异军突起，这个被称作是“香瓜子”的小零食，很快就受到国人的偏爱。
民国是一个优雅的时代，嗑瓜子的连串动作显然不那么“优雅”，而这也丝毫不能阻止国人的热情，瓜子钳便应运而生。
黄铜制成，体积轻小，形如剪刀，两边各有不同大小半月缺口二三，以便夹开不同大小的瓜子，和“蟹八件”一样，这把小工具，赋予吃瓜子更多的仪式感。
当然，这也只是富家千金的专属，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多讲究，依然以嘴嗑瓜子为乐。
萧红眼中的鲁迅，就是一位瓜子不离手的资深粉。别人一杯红酒配电影，鲁迅一根香烟配瓜子，气质这块，拿捏得如此精准!
不止鲁迅对瓜子痴狂，林语堂也将嗑瓜子列为人生的一大乐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吃瓜子，用牙齿咬开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
更夸张的是国学大师黄侃!在暨南大学上课时，他还向自己的学生疯狂安利瓜子，表示耳边没点嗑瓜子的声音，这堂课就算你们听得有意思，我上着也没意思。
嗑瓜子的魔力，由此可见一斑。
直至近现代，瓜子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不仅是消遣闲暇的首选，更是茶余饭后的最佳拍档。
小小的瓜子，千百年来，总是让人念念不忘，或许，我们所贪念的不仅仅是瓜仁的香，而是那些默默地被瓜子惊艳过的时光，是那些最简单随意、最轻松的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