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虽然登上君主高位，但前景并不容人乐观。襄公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国语·齐语》中这样写道：“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维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裂，戎士待陈妾之馀。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真可谓齐桓公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使齐国走出荆山棘海，桓公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任管仲为相。任用管仲，在当时既非一件小事，亦非一件易事，因为横亘在桓公面前的有三大障碍。其一，管仲虽为姬姓，然而家道中落，早已丧失了贵族身份。他本人不过是一普通“四民”中的商贾。在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时代，管仲低贱的出身框定了他的仕途。这是制度障碍。其二，桓公姜姓，管仲姬姓。从大处看，姬姜固属姻亲关系，然具体到桓管个体而言却无任何亲戚瓜葛。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任用异姓的管仲诚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传统心理障碍。其三，管仲作为纠的辅佐，是为桓公的政敌；又曾一箭射中桓公的带钩，差点要了他的命，是为桓公的仇敌。对身兼政敌加仇敌的管仲，非碎尸万段不足以解其恨，怎谈得上任为宰相呢?这是桓公恩仇障碍。
然而管仲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一，管仲有才，而且是匡世大才。当时鲁国的大谋士施伯这样评价管仲说：“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其二，齐桓公欲作中兴之主，称霸诸侯，非用管仲其才不可。对此，施伯看得很清楚：“管仲天下之大圣也，……”返齐、天下皆乡之”(《大匡》)。鲍叔牙说得更明白：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齐世家》)。其三，鲍叔牙的力荐。鲍叔牙既是桓公的心腹重臣，又是管仲的知己好友，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从中斡旋，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变化。其四，桓公其人，性急，且有远虑。这种性格对改变管仲的命运也是有利因素。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变了桓公诛杀管仲的初衷，坚定了他委之以重任的决心。于是囚管仲于鲁，释管仲于堂阜，斋祓三浴，桓公亲迎之郊，厚礼相待，任为宰相。旋即又赋三权，即贵为大夫，富有三归，亲如仲父。齐桓公在任用管仲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大度与知人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