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莎美(Sharmistha Mohapatra[印度])
我在印度读书的时候是做性别经济学研究的，特别关注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印度，我们一直遇到很沮丧的数字：就业市场上，女性就业率还比较低，性别歧视比比皆是，在高薪工作中女性比例更是极低。
我数年前在欧洲做硕士研究时碰到的一对年轻中国夫妇让我吃惊地发现，原来中国的年轻女性处在非常不同的境遇中。
这对夫妇，妻子先出来留学，而且是婚后辞掉了原先稳定的工作后出来的。一年之后，丈夫也辞掉工作随她来留学。妻子读完了一个学位后又想转到另一所大学攻读另一个学位，于是丈夫毕业后很快找了一份工作来供养她。为了工作，丈夫必须住在另一个城市里，每周末乘火车来与妻子团聚。在妻子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丈夫居然专门请假在家里为妻子做饭。
每次看到这位清瘦的丈夫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我都不禁感叹，做中国女人真是幸福。在印度，不要说丈夫抛弃一切追随妻子，就连我这样婚后还可以出来留学一段时间的女人都被很多人羡慕。
可以说，认识他们之后，我对中国女性的印象一下子从长发盘起、弱柳扶风的古代跃进到了21世纪。当时遇见的其他中国女同学也同样是比较“强势”的，走路风风火火，说起话来很有自信，英语很好，几乎人手一台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MV3。另外有意思的一点是，她们大多穿西式的服装，牛仔裤、西服外套，不再穿旗袍，与总是穿纱丽的印度女孩站在一起，像是两个时代的人。
为我解开这个疑惑的，是我后来从英文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报道，题目很有意思，叫《从“毛一代”到“我一代”》(From Mao Generation to Me Generation)。我这才知道，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女孩大多是独生女，因为是唯一的孩子，她们得到了与男孩同样的重视和家庭投资，并从小被鼓励与男生竞争。
后来，我有机会在上海居住了一个月。其间，我碰到过不少中国的年轻职业女性。有趣的是，她们基本上都有一个英文名字一不管是海伦还是玛丽，这是为了跟英语国家的人打交道方便。在各类派对上，她们常常开着自己的车来，对洋酒的名字如数家珍。在茂名路、新天地的酒吧街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打扮得极其入时甚至可以说妖艳的中国女孩，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与西方男人在一起。她们欢快地用英语与各种国籍的朋友交谈饮酒跳舞，看上去非常享受的样子。
由此，我猜想，中国女孩在恋爱对象的国籍上，也应该是非常开放的。更重要的是，她们似乎非常敢于与众不同，并且乐于展示出来。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态度。在印度，大多数女孩仍然沿用传统的婚姻模式：到了适婚的年纪，经父母或朋友介绍，与门户相当的印度同宗教男子结婚。不久前的一项调查表明，2/3的印度城市妇女认为做家庭主妇毫无乐趣可言，但为了抚养孩子也无可奈何。
性别经济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女性自主权”，它是指妇女在家庭以外的赚钱能力和扮演的经济角色。在这一点上，中国“我一代”女孩不但远远领先于印度女孩，甚至领先于一些西方国家。
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和观察者，我现在唯一的疑问是，“我一代”的中国女孩到了传统意义上的婚育年龄，能否从容面对角色的突然转换?换言之，在张扬自我价值和外婆母亲们所肩负的传统家庭责任一育儿和养老一之间，这些不再穿旗袍的女孩子们能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