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屈受宫刑之辱，隐忍发愤著《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影响了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
人物档案
姓名：司马迁
生卒年：约公元前145年～?
出生地：夏阳(今陕西韩城南)
身份：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生平纪事
司马迁大约出生在公元前145年(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目前学界仍无定论。这里是根据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的主张)。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对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司马迁10岁以前在山环水带的故乡放牧读书，10岁时随父亲来到了京都长安，开始了专心攻读的生活。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化功底，养成了他多方面的兴趣，为以后从事《史记》的写作做了初步的准备。
20岁的时候，司马迁走出书斋，开始了人生第一次万里漫游。他的文化素养促使他自觉地把自然地理和人物风情联系在一起。他从长安出发，在淮阴，访问了西汉开国名将韩信的故里；到浙江，登上相传是夏禹大会诸侯、为诸侯记功而得名的会稽山；到汨罗江，为屈原真诚执著的爱国忠君之情和光辉峻洁的人格潸然泪下；在曲阜，他怀着无限的景仰细心地观察孔子庙堂；在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他采访遗者，收集汉代名相名将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的逸闻轶事……这一段经历使司马迁真正贴近了生活，许多历史材料进入他的脑海，使他的知识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司马迁漫游归来，开始步入仕途，任郎中之职。这虽是平日为皇帝守卫宫门、担任侍从的小官，但是，他可以长期跟随汉武帝出巡全国，增长见识。公元前116年，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以及云南昆明，这使得他对西南地区的民情风俗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来，他根据这次出使得到的材料写成 《西南夷列传》。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随行，不幸途中病逝。父亲临终遗言，要司马迁完成他论著史书的遗愿，这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原始动力之一。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司马迁游历了很多地方，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从郎官升为太史令。这一工作为他提供了收集史料的机会。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他一方面对朝廷的史籍和所收集的遗文古事、各种典籍进行整理；另一方面访问朋友，或根据实地调查对材料重新加以补充。经过四年的积累，到他42岁时，写史书的准备工作基本酝酿成熟。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令司马迁主持改革历法。司马迁将汉历改为旧历，十月岁首改为正月岁首，晦朔弦望都经过精密地推算。又依金、木、水、火、土五行，以汉为士德，把皇帝的衣服颜色改为黄色。
这一工作完成后，司马迁开始《史记》的写作。著史工作持续了5个寒暑，进入高潮之际，一场横祸降临。公元前 99年，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被投入监狱，接着，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被处以宫刑。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想到草创未就的《史记》，想到父亲的遗言，他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并从古代人物身上找到支撑自己生活的勇气。
四年后，司马迁出狱，出乎意外地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的职责是在皇帝和尚书之间传递诏书和奏疏，地位比太史令高得多。但这时司马迁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想到自己身体的亏缺，又怎能心平气和呢?公元前91年，《史记》著成，司马迁又为书的刊印而奔走。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生活剪影
司马迁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又是悲惨的一生。伟大源于《史记》，源于著史的精神；而悲惨也源于《史记》，更准确地说，是源于司马迁正直不阿的精神。
乃父之志
司马迁能完成鸿篇巨制《史记》，与他的父亲是分不开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曾做过汉武帝的太史令，掌管天文，记载史事。他的《论六家要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篇十分重要的学术论著。司马迁以父亲为荣，以史官的家世为耀。他20岁时漫游大江南北，就是其父极力支持的。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重。弥留之际，司马谈对司马迁说：“孩子，我死后，你一定会担任太史令的职务。那时，你不要忘记我的未尽之业。现在国家统一，盛世治史，我已来不及做史立传了，你可要接着完成它。”司马谈在生前就已着手《史记》了，现在司马谈把未竟的事业和伟大的抱负交给了司马迁。司马迁也向父亲立下了完成《史记》的誓言。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开始整理父亲收集的资料。同年，司马迁着手编撰《史记》。
李陵之祸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兴兵讨伐匈奴，令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率兵三万在祁连山攻打匈奴的右贤王，命令李陵率弓箭手和步兵五千人在居延北部钳制匈奴的军队。李陵率五千将士出征，不料在陵稽山与匈奴三万军队遭遇。一场血战，李陵所部杀匈奴数千人。匈奴首领单于大惊失色，又召集了八万骑兵围攻他。李陵军队陷在重重包围中，边战边退，连战八天，杀死杀伤匈奴一万多人，而他的士卒也死伤大半。李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已经得知李陵与匈奴血战的报告，希望李陵战胜，不料竟传来李陵投降的消息。他大为震怒，询问群臣对李陵兵败的看法。朝臣纷纷附和汉武帝，斥骂李陵。司马迁与李陵虽无交往，但他认为李陵为人宽厚仁慈，有国士的风范。当汉武帝问他的看法时，他从容地说：“李陵率五千兵士与数万匈奴军队抗衡，转战千里，拼死搏斗，古代的名将也难达到这个程度。因此，他投降未必是真心，一定会寻找机会报答陛下的。”汉武帝大怒，认为司马迁是在暗讽李广利，于是把他投进了监狱。当时的法律规定，犯罪的人可以用钱赎罪。可司马迁家境贫寒，财产不足以赎罪；他平时又很少与人交往，人际关系疏淡，这时也没有人出面为他说话。
不久，汉武帝后悔没有给李陵救援，便派使者慰问李陵军中的生还者，并派公孙敖深入匈奴救李陵。公孙敖不仅没有成功，而且未查实俘虏的口供，把为单于训练军队的校尉李绪说成是李陵。盛怒之下的汉武帝杀了李陵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又迁怒于司马迁，将司马迁处以宫刑。司马迁从肉体到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在他看来，一切耻辱“宫刑极戾”。他曾想到自杀。然而， “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他想到草创未就的著述，便面对残酷黑暗的现实，“隐忍苟活”，用他“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文学成就
司马迁倾毕生心血和精力写下 《史记》。这部书不仅是中国历史学和文学上的重要著作，在世界上也称得上是一部奇书，鲁迅先生更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多万字，由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部分构成，开创了纪传体编写史书的先例。所谓的纪传体，就是用“本纪”记帝王，用“世家”记侯，用“列传”记各种人和事，用“表”记时事，用“书”记制度。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体系。《史记》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每篇文章后都写一篇 “赞”进行评论。他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等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内，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史记》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史”之首，成为历朝编写历代史书的范本。
司马迁先进的史学观念，不仅表现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史学思想方面。封建帝王都认为自己的统治能千秋万代，而司马迁则认为历史是连续的、发展的、变化的，直接否认了帝王们的观点，这在当时是充满反叛精神的。司马迁也不以当时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他始终坚持一种“实录”精神，来记录他眼中的历史。《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吏。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他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不虚饰，不隐讳。如：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留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地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而是具体可信地体现人物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司马迁明确提出了“以史为镜”的思想，他的史学观念已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是后世许多封建史学家无法企及的。
司马迁笔下的《史记》，同时还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司马迁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再现了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组成了一条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了塑造。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影响评述
司马迁为我们留下的这部《史记》，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财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来的历史发展。它记叙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著。同时，它也是在公元前2世纪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
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还在于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编纂方法。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方法，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中国的历史学家所推崇，奉为正宗。“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自古以来的历代“正统”史书，都毫无例外地沿用了这种方法和体例。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他的方法写成的。
司马迁不仅建立了中国纪传体的历史学，也从此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司马迁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用他敏锐深邃的思想，匠心独运的手法，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小吏酒徒，无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有一种感人的艺术力量。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人物传记形式对后世也产生很大影响。汉魏六朝的列仙传、列士传，唐宋传奇，明清志怪小说等，以及一些古文家所写的人物传记，无不印有《史记》的影子。而《史记》中所记述的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更是广泛流传，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题材，甚至许多曲目到现在也历久不衰。
总之，《史记》是历史，是文学历史；《史记》是文学，是历史文学。它在中国的史学和文学领域中，都有着划时代的伟大建树。作者司马迁不但是中国的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性的文化伟人，他在中国和全世界的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不朽的地位。《苏联大百科全书》称司马迁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苏联著名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中的一些篇章，早已被译成多种外文；苏联、朝鲜、英国、日本等国家也都发表过许多专门研究《史记》的论文和著作。1956年，司马迁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