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早期具有民主思想的先进人物，戊戌政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鲁迅评说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
人物档案
姓名：康有为
生卒年：1858年～1927年
出生地：广东南海
身份：维新活动家
时代背景
甲午中日战争后，晚清政府的腐朽更加暴露无遗，列强再次掀起在华瓜分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些仁人志士纷纷发起救亡图存的运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期求得清王朝的统治“万世长存”；孙中山海外领导革命运动，希望彻底改变中国的政体结构，寻求新的发展。此时，在北京也形成一股维新势力。他们以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以“民权”学说抨击封建君主专制。一时间，变法思想风靡全国，维新运动在全国形成一股颇有声势的社会潮流，并逐渐形成了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力量。他们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达到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中国掀起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次高潮。
生平纪事
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银糖乡(现改为银河乡)。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代簪缨之家。叔祖懿修，任七县团练。叔祖国器，是左宗棠湘军的重要将领，与太平军作战，辗转江西、广东、浙江等省，官至广西巡抚，归乡后建澹如楼，藏书万余卷。祖父赞修为连州训导。父亲达初曾任候补知县。康有为11岁时，父亲去世，即随祖父读书，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年轻时在澹如楼读书，翻阅广泛，打下了深厚的文学根底。
1876年，康有为师从朱次琦。朱次琦是广东著名学者，重视程朱理学，兼采陆 （九渊）、王（守仁）学说，又重视史学研究，探求历史沿革。康有为从师三年，思想受其很大影响。在学习时，他爱独立思考，时发己见。学习期间，便以经营天下为己任，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但渐渐地，他又厌倦了”日埋故纸堆中，汩没灵明“的治经生活，于是放弃考据之学，注重经世致用之道。
1 8 7 8年，康有为前往西樵山白云洞，坐禅两年。在景色秀丽的环境中，他参悟佛理，探求人生道路。在此期间，遇到京师回乡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与之会晤长谈，了解到京城风气和早期维新派的政论，极感兴趣。1879年，康有为接触到《西国近事汇编》和《环游地球新录》这两本书。通过阅读，萌发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的历史反思。于是他购买了大量世界地图和一些西书译本进行研读。1882年，康有为途经上海，更觉“西人治术有本“。他大购西书，订阅《万国公报》，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中法战争爆发后，康有为回乡避难，亲身体验到了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嚣张势头。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都交织在他的思绪之中，他的心头开始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感和历史责任：拯救民族危机，抵御外来侵略，学习西方长处，实行维新改革。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趁机写下五千言的《上皇帝书》，痛陈外夷相逼的险状，希望清政府实行改革。因为这封上书言辞十分激烈，所以没有一个大臣敢把它递送给光绪皇帝。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吸引了无数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上书被广为传抄。一时间康有为名噪京师。康有为的上书深深刺痛了封建顽固派，他们原已把康有为录取为第三名，当主考官得知他上书后，便把他的名字勾销了。康有为并不气馁，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一场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有思想理论做先导。1894年至1895年，康有为表面不谈政治，实际上转向维新运动骨干的培养和变法理论体系的建立。
直接批评君主专制制度无人理睬，他便从学术上向旧思想挑战。1891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始讲学。他要把他的学生引导到维新变法的轨辙上来。梁启超、韩文举、徐勤等人先后入学，后来均成为维新运动的健将，走向全国各地宣传变法思想。
康有为通过讲学，与学生一道研究变法理论。被称为戊戌变法思想“大飓风”和“火山喷头”的两部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在这时期写成的。这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在康有为的笔下，孔子已不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孔子了，而是托古改制的”制法之王“。
康有为撰写历史著作完全是为改革政治服务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表面上是历史考证方面的著作，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理论著作。 1898年，他又向皇帝呈上一部《白本政变考》。这是一部讲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史书，上呈给皇帝，其目的就是要中国仿日本明治维新，采纳西政，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要从政治制度上改变才算变法，这便和洋务派的小变区别开来了。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大为震怒，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声名更加响亮。这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土，授工部主事。这时，康有为的志趣已不在功名上，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新变法的社会活动中，并逐步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上书策动光绪皇帝变法维新，是他继续不遗余力做的事情。从1 8 8 8年至 1898年，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设计了一个以君主立宪为主体的救国方案，反复申述和论证了他的政治主张。就在”公车上书“的同月，他又再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以”富国“、 ”养民“、”教士“、”练兵“为自强雪耻之策。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掀起了列强在中国强迫割地和租借势力范围的狂潮。康有为闻讯，立即赶赴北京，在当年12月和次年1月、2月连续3次向光绪帝上书，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这次上书到达光绪帝手中，引起皇帝的重视，上书被抄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光绪帝的支持。一个月后，康有为又第四次上书光绪帝，首次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这是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表露。且这次上书言辞和内容最为激进，字里行间，跳动着那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此书当时未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内容警切，北京的士大夫们辗转传抄，津、沪等地报纸将其公开发表，广为流传。
康有为的第六次上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从事物发展规律的高度论述变法的必要，从而得出”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的结论，提出”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开制度局于宫中“、”设待诏所许开下人上书“三大急务。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变法具体步骤。不久，他又第七次向皇帝上书，着重论述俄国彼得大帝如何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的史事，以供光绪帝借鉴。这些上书连同他呈递的《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等著述，对促使光绪帝下定变法决心起了很大作用。
康有为希望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社会。他奔波各地，宣讲时势，创办报纸，组织学会，以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在这方面，他显示出极大的热心和非凡的活动能力。仅1895年下半年，康有为就领导、创建了强学会，办起《中外纪闻》等维新刊物。第二年初，上海又有《强学报》。各地维新组织和报刊的创办，也多有康有为的支持。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康有为入京组织起诸多学会。特别是在1898年4月，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组织起强国会。社会上维新运动的声势和规模不断扩大，这对光绪帝实行变法也是有力的推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下诏变法，一直到 9月21日，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充当了政治改革方案的总设计师。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新政，基本上是根据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建议颁行的，其内容涉到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方面。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来，双方明争暗斗越来越严重。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绞杀了新政。康有为逃亡国外，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在十六年间周游列国，转徙于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案。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发起国会，组建”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康有为积极参与其事，以筹饷购械为己任，旨在“勤王救上”，以救中国。1913年，康有为回国，在上海当上了孔教会会长，创办《不忍》杂志，提倡以孔教为国教。1917年到北京，为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而活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致电尤养毅，要求日本政府从山东撤军，归还青岛。1922年7月，他怒斥湖南省长赵恒惕分裂国家的所谓“联省自治论”。然而，迷信皇帝的康有为思想渐趋保守，在海外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论战。尽管在日益兴盛的革命浪潮面前，康有为的思想行为已失去往日风采，但从流亡异域到返回国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康有为心里仍始终依恋着自己的祖国。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与世长辞，终年70岁。
生活剪影
在康有为的一生中，其领导的“公车上书”曾掀起了中国近代请愿上书的第一次高潮，成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壮举，并促使光绪帝下定决心，变法图强。但此后不久的戊戌政变，在很大程度上又暴露了维新派的局限性。
公车上书
1895年4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国内各阶层人士纷纷反对割地讲和。康有为事先探知了条约的全部内容，大为震惊。5月2日，他联合各省云集北京、正翘首盼望着金榜题名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举行会议，商讨联名请愿的事情。大家公推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壮怀激烈，操笔挥洒，写出洋洋一万八千言的《上皇帝书》，由各省应试举人联名认同。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世遂以“公车”为举人赴京应试的代称，故史称此举为“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坚决反对签订丧权条约，提出 “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众学子置功名利禄、身家性命于不顾，冲破清政府 “士人干政”的禁令，汇集一堂，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呐喊。封建顽固派却视之若洪水猛兽，都察院拒绝收纳上书，更谈不上代为转奏了。但上书很快在神州大地广为流传，风靡一时。
戊戌政变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推行新政。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9月初，荣禄奉慈禧密旨，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命其专办练兵事务。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表示希望袁世凯助行新政。袁世凯表面许诺杀荣禄，诛戮后党，保障新政的实施。但9月20日，袁世凯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当即赴京部署。当晚慈禧就囚禁了光绪帝，并矫旨称皇帝“再三恳请训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坐殿办事，重掌政权。同时，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三千军士在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预先得知政变消息，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捕遇害。清政府随即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废除，戊戌变法失败。
影响评述
纵观康有为的一生，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个革新派，站在时代的前列，坚毅果敢，无所畏惧，学术思想上敢于怀疑、立异，提出新主张，促使人们思想解放，推动学术的前进，促进政治改革，丰富民族文化。他召唤着时代进步思潮，以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学说摧毁和重构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暴风雨般的冲击力。同时，康有为又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他不甘心于书斋思辩，更不是止步于清谈高论，而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大胆投身现实斗争，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家和变法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将解救中国深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改革、维新之上，并为之奔波呼号，呕心沥血，这构成了铺垫康有为历史地位的一块重要基石，也是勾画康有为历史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辛亥革命之后，他是思想与行动充满矛盾的思想家。尽管他后半生逐渐沦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他的某些言论、行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客观地说，他一生仍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挚爱着华夏之土，却找不到拯救华夏之路。因此，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将其称誉为“先进的中国人”，他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在十九世纪末叶，面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沉沦，康有为作为维新旗手，引领时代风骚，这一历史功绩是永载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