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文化的考古发现，在过去五十年中已积累了一些材料，但由于我国幅员的广大，地理气候条件的多样性，所以目前还在积累资料，并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整理工作阶段。就已有的发现可以得到的关于美术的若干认识都是比较简略的。
远古时代的绘画和雕塑，尚未发现（苏联和德国都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女神雕刻，法国和西班牙曾发现洞穴壁画）。远古时代的艺术创造能力可以从石器和陶器上看出。
一九二七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猿人”（又名“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中国猿人的时期距今约为四五十万年。中国猿人是由猿到人的中间类型。在这一震动全世界的发现前后，并曾发现其他一些中国猿人的骨骸化石。在他们居住过的洞穴中并发现了他们吃剩的兽骨的化石和其它文化遗存。可以知道，中国猿人会制造粗糙简单的石器，会把兽骨做成骨器，会利用火，懂得熟食。
周口店地方并曾发现比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更为原始的石器——一块燧石制的石核石器和几片曾经人工打击的石英石片。发现地点称为第十三地点。另外在第十五地点发现了较北京猿人为晚的石器。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了距今二○万年左右的“丁村人”的三枚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据近期铀素法测定距今 215000—175000年——校订者注）。此外，在过去数十年中陆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还有内蒙河套以南的加萨苏克曾发现“河套人”的门牙及其石器（近期测定距今 50000—35000年—校订者注）。在周口店山洞发现“山顶洞人”的化石和他们的石器及较发达的骨器。山顶洞人（约一万八千年前）的遗物中，除石器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有磨得表面非常光亮，上面刻有纹饰的鹿角短棒和磨制得很精致的一端有孔、一端尖的骨针，制作技术最高的是一些穿孔的石珠、兽齿、砾石和蚶壳等装饰品。另外也发现一些作染料用的赤铁矿的碎块和碎粒，一些用赤铁矿染红的椭圆形砾石。这些东西体现着一定程度的装饰意图的美术活动（也可能别有其他目的）。
一九万一年修建成渝铁路时，在四川资阳县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无文化遗物伴随出土。“资阳人”在体质上可以看出与“山顶洞人”有一定关系。一九五六年初在广西来宾县山洞内，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详情尚不悉。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在云南、甘肃各地也有发现。
旧石器时代以后为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出现了形状细小的石器。这种形状细小的打制石器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通常称为“细石器”。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我国东北和广西武鸣都曾发现。哈尔滨附近的顾乡屯遗址曾被认为是中石器时代的。黑龙江满洲里附近的扎赉诺尔，曾发现一、二万年以前的人头骨化石和石器、骨器。扎赉诺尔的细石器可以认为是中国境内最古者。齐齐哈尔的昂昂溪，也曾发现细石器。此外，在内蒙古的林西、赤峰和长城附近地区，都曾发现和陶器伴随出土的细石器，时间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并且和中原地区的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相混合了。此一时期的细石器遍布在内蒙古、长城地带，沿着戈壁的边沿，直达新疆。在黄河中游的三门峡地区的陕西朝邑、大荔的砂丘地带，最近也发现细石器文化的遗址（暂称为“沙苑文化”），河南辉县曾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一片细石器，这些都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
磨制石器在中石器时代开始应用，在新石器时代非常普遍：新石器时代并且发明了陶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居住地和墓葬地，在中国各地分布很广。西到新疆，东到吉林、山东、江浙和台湾，北到内蒙古北部，南到广东海滨区域。现在所知较重要的遗址，在黄河流域分布比较密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时常按伴随出土的陶器的特点而加以区别，例如彩陶遗址、黑陶遗址等等（在陶器部分再详述）。
这些遗址的各种文化特征，我们将不予详述，但是从各地发现的文化遗址和遗物可以推断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人们过群居生活，合力劳动，生产资料和生产品公有。他们建立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共同的生活里积累了劳动经验，创造并发展了语言，进一步发展了脑和思维能力。
古代石器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类对于造型样式的认识的发展。
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多半是从河床上拣来的砾石（鹅卵石）打击而成。或者把砾石的边沿，加以敲打，现出厚刃，可为敲砸之用。或者是从石英砾石上打下一层一层石片，成为一种薄刃的刮割用具。中国猿人的石器，可以看出是不加选择地采用能得到的任何石质原料，无论打石片或打砾石，都没有固定的方式，也不是打成一定的形状，不进行第二步加工，任选一片，即行使用。因之石器形状，不能分成有意义的类型（图 1）。
襄汾丁村发现的石器中，石片石器大部分也是没有一定的打击方法，打出的石片，没有一定的形状，不加修理，即行使用。但可以看出打击方法与中国猿人根本不同。在一部分石片上有第二步加工的痕迹，并有一定的石器类型（图 2）。
河套人的打制石器就比较进步。有较薄的和长形的石英石片，都是技术精巧的证明。石器都是按照不同的使用目的，进行了加工，使之成为各种不同形状的刮削器等。这就是在长时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对于造型样式，从劳动角度，开始有所认识（图 3）。
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石器打制技术的进步不很显著。但磨制和钻孔的技术是山顶洞人文化发展的突出表现，已接近新石器时代的水平（图 4）。
石器形式的重要的进步表现在扎赉诺尔等地的中石器时代的石器及其以后的细石器上。特别是细石器（雕刻器、石旋、尖形器、石叶、石钻等）有完全对称的形式，经过很精细的加工剥制。选用的材料，特别是细石器，有石英、玛瑙、碧玉、黑烁石等，都是颜色美丽，有光泽，半透明的矿物。这种精细的加工，完整的对称的形式和美丽的色泽等特点，都使细石器有审美的价值。
继打制石器之后的磨光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以磨和钻孔（也是一种利用磨擦的加工）的技术和极整齐对称的形式（方的、长方的、圆的等等）成为石器工具发展的高级阶段（图 5）。
古代石器制作和形式的发展过程：由不固定的形式进步为固定的，由不整齐的进步为整齐的，由非对称的进步为对称的，由随意拾来的原料进步为特别采择的原料，都是经过悠久的岁月和在不断的劳动生活中发生的。石器的演进是适应着劳动的需要，反映了人的手的进步，和思维能力的发展。
古代石器在经过长时期的劳动实践之后，产生了“美”的形式，这一点可以在玉石工艺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中国古代有极发达的玉石工艺，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的独特成就。玉，现代矿物学区别为软玉和硬玉（或称翡翠）。古代较常见的是软玉，硬度是六度半到七度，不易受磨蚀，有绿、乳白、黄、红、黑、青等色，呈玻璃状光泽，不透明，触之有冷而柔的感觉。叩之有清脆的声音。但古代称之为玉的矿石，不限于合乎近代矿物学规定的一种矿石，一般好的矿石，所谓“美石”（坚硬有光泽、有色彩）都可以称为玉，作为制作原料。现在已经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如甘肃仰韶文化中和山东龙山文化中）就有玉石器物，不是作为单纯的劳动工具，而是可能同时作为一种在形式上有诱人的力量的美的对象而存在。这些玉石器物的原料都可能是从相当遥远的地区经过交换而获得的。在青铜时代的殷墟遗址和战国时代遗址发现的玉石装饰品，更达到了高度的精美。
古代玉石器具有多种形式：圭、镇圭、笏、璧、环、瑗等。这些玉器，据古代典籍中的记述，在古代社会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有重要地位及审美价值。很多玉器的形式是因袭了劳动工具的形式。
圭和镇圭在古代典籍中，规定着是代表天子的身份的。祭祀东方和顶礼太阳，都用青色的圭。各种不同等级的诸侯也都用不同的圭。而圭就是石器时代的石斧，镇圭是石刀，考古发现可以证实与古代典籍的记述相同。“大圭⋯⋯，杼上终葵首”（《礼记》）。“杼上”就是上部薄刃，“终葵首”就是下端象椎，所描述的正是石斧的样式。镇圭是略近方形的带孔片状的石刀，笏是月牙状的石刀。璧、环、瑗同是圆形中间有孔，因孔的大小而名称不同。璧的孔的半径是全璧的半径的五分之一。瑗是三分之一。环是二分之一。玉璧和玉环，据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可能来自纺轮或环形石斧。玉环和其他玉制的小件装饰品一样，同形制的石质，或介于玉石之间的质料的装饰物，在石器时代原就是流行的。
古代玉器的形式是由石器而来，制作技术也是由石器而来。处理玉的原料，因其硬度较高，需要特殊的技术，其主要的如：剖、磨、琢、碾、钻等，都是在制作石器的长时期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此外，有关玉器的原料的各种知识，无疑地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了制作石器而获得的。除了对材料性能及质地美丽等特点的认识以外，最重要的是关于出产地的知识。在细石器的考古发掘中可见，很多细石器的发现地点都远离那些原料的产地，足证是有意寻求的。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软玉双孔斧，以及安阳殷墟发现大量玉器，其原料来源产地，我们今天不能确知。若就汉朝以后直到今日为止的矿物知识而言，这些玉石原料都是来自遥远的新疆。
从石器和玉石工艺的各方面的联系可以看出，石器首先作为劳动工具引起人们的热爱，因而同时被当作了美的对象，进入阶级社会，被掠夺为统治阶级所独占。其中例如：石斧——圭，就被作为统治者的威权的象征。一些饰物，则含有人格身份的意义。
各种不同的玉器和社会等级、政治仪式、宗教仪式相联系的成套的制度（如“五瑞”的说法等）；还把它解释成为道德生活的标志。玉代表着封建制度初形成时的各种人生理想和美德。儒家哲学中关于玉的学说，成为古代美善合一的美学思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