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石和画像砖是汉代美术史的最重要的材料，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
画像石分布的中心地区有二：山东西部、南部和四川岷江流域。此外河南南阳一带也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有一些发现。画像砖的分布地区主要是河南和四川。
画像石和画像砖都是用于建造祠堂、墓室及石阙的建筑材料。
山东的画像石构成的享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当作汉代规模宏大的有壁画装饰的大型建筑物的模型来看待。
山东省长清县的“郭巨祠”（北齐武平元年，公元五七○年所立的碑文根据传说断定为东汉有名的孝子郭巨的享祠，恐不可靠），上面镌刻有永建四年（公元一二九年）的过路人的题字，可知建成在此之前。
“郭巨祠”是一小石室，有左、右、后三面石壁，上有前后坡的石屋顶，并凿出瓦垅，正面有三个八角形石柱，正中一柱分石室为左右两间。左右两石柱都是经过宋代重修的。石室内部三面墙上，打磨得很光滑，壁面上阴刻出各种人物及车骑的图像（图 50）。
后壁正面的图像，上层是两辆车和两行骑士为前导，随之以击鼓奏乐的车，而以“大王车”殿后。下层是并列的夹在四座楼亭之间的三座楼阁，楼阁上层，人们端坐，两两相对，下层似乎是众人在向王者行礼。屋顶上刻有各种鸟和猿猴之类。
石室左壁图像上下分六层。最上层是蛇身人首手执矩形物的伏羲氏，其下似乎还有雷神的车和其他神话的形象。第三层是骑骆驼的、骑象的以及徒步的、乘车和乘马的兵士。再下面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第五层是对坐观舞蹈、杂技的图像和庖厨的图像。杂技有弄丸（把若干小球轮流抛在空中，球的数目一般是七个）、戴竿（竿子顶在人的头上，另有人攀到竿子上作各种游戏）等，庖厨有杀猪、井中取水等。第六层也是车骑行列、人物等。
石室右壁图像上下也分成六层。最上似是与伏羲相对的蛇身人首手执一物的女娲氏。其下有“贯胸国人”，和一些在西王母（？）左右的人物以及兔、虎等动物。第三层也是车骑行列。第四层是以一个正面而立的人物为中心，左右相对拱立的成排的人物形象。第五层是复杂的战斗场面，有人执弓箭隐在山后，“胡王”在听事，双方骑兵正在冲击，无头的人体正在从马上坠下。全图最左端是献俘虏，三人背缚了双手跪在地上，旁边有插了斧钺，悬挂了首级的架子。最下层是狩猎的图景：乘了车在射猎或徒步与野兽搏斗，有多种不同的动物。
石室中央的三角石右面似是“泗水取鼎”的故事和一些祥瑞物，如连理树、比翼鸟、天吴等等。左面是有人从桥上堕于水中，正在打捞的景象。上方有霓虹和神人等等。其底面是日（中有赤乌）、月（中有蟾蜍）、织女、牵牛、北斗等星象。
可见“郭巨祠”画像石的题材包括范围很广，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生活景象。其中，战斗图和泗水取鼎图其构图的经营，情节表现得较完整，其余多是单纯的排列。人物形象以侧面为最多，缺乏表情，全身动作姿态变化不多，但有显明的区别。“郭巨祠”石刻可以代表汉代画像石中在技法及风格上最质朴单纯的一种。
武氏祠在山东嘉祥县城南十五公里处，在过去是汉代画像石中之最有名者。因为其中一部分画像石和碑记，在宋代就被学者洪适在他的著作《隶释》中加以描述，并且也曾记载在另一宋代学者赵明诚的著作《金石录》中。清代研究古代铭刻的有名学者黄易，在一七八六年发掘武氏祠的全部画像石，并为之奔走计划，加以保护。黄易的工作是我国早期考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黄易的发现和在他以后的零星的发现，计有：武氏双阙（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立）、武斑碑（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立）、武荣碑（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及画像石四十五块，石柱及柱头各三个，还有一尊石狮。宋代学者记述的武梁碑和武开明碑，则已佚失不见。
武梁祠（元嘉元年，公元一五一年）是最早发现的，因此，过去也习惯用此名称包括全部画像石，实际上应该只指其中的五块画像石，即组成一个结构最简单的石祠的左、右、后三壁，和屋顶向前向后的两坡。正面中央的石柱则已遗失。
武梁祠的画像石，如果恢复他们原来位置，可以看出这一用石块修建的小室内部的全部的壁画装饰。
石祠面宽约二米，进深约一·五米，正面高约一·二米，山墙面高约一·六米。左墙山尖下是东王公，右墙山尖下是西王母，并且有各种神异的怪兽及飞翔的仙人围绕着他们。屋顶内面是各种祥瑞的形象，如：神鼎、麒麟、青龙、白虎、蓂荚等。三面墙壁的图像是连续的，上半分为两列，下半左右两墙为两列而集中到后墙的一整幅楼上楼下的宴饮场面。
第一层是古代帝王和列女。第二层是孝子义士。第三层主要的是刺客。第四层是死者的生前生活，最后一段“县功曹迎处士”，正是武梁自己的事迹。他一生研究并教授《诗经》和其他古代典籍（古文字、诸子及传记等），曾屡次谢绝了州郡征召作官的机会（图 49）。
武梁祠画像石的作者名为卫改，在武梁碑的文字中称他为“良匠”。
武氏祠其他画像石，就出土时的位置，为黄易分为前石室、后石室、左石室三组。如此，则武氏祠包括了至少四个石祠。
前石室现在已被公认为是武荣祠。左石室被认为可能是武斑祠，后石室可能是武开明祠。武开明是武梁的弟弟，武斑和武荣是武开明的儿子。
武荣祠（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各石，如果恢复到它们原来在石祠上的位置，可见此祠较武梁祠略宽：面宽约三·二米，进深约二米，正面高一·二米，山墙面高约一·八米。且在后墙中央又向后伸出一个小龛，结构也较武梁祠略复杂。
武荣祠内部壁面装饰方式与武梁祠相同。也是每一壁面分为三层或四层。题材内容上也类似。山尖部分为东王公与西王母，后壁正中也是宴饮图。左右及后壁最上一层是孔子见老子图和孔子的弟子子路等。其下为车骑，大致为死者生前的政治经历。左壁下半是列女、孝子和周文王的十个儿子，以及车骑、宴饮、庖厨的景象。右壁下半主要部分是大幅的水陆攻战图。后壁左半，有荆轲刺秦王和车骑，右半是三层楼宴乐图，并有庖厨和奏乐的景象。后面小龛左右两壁的题材内容不详，除了车骑外，右壁似是祥瑞图。武荣祠在构造上多一块三角石置于石室正面的石柱上，分石祠为左右两间。此三角石的左右两面都有装饰，是刺客高渐离的故事，秋胡及其妻子的故事，无盐女及齐王的故事，管仲鲍叔的故事，以及武荣任职“郎中”及“市掾”时乘车骑马的景象。
武斑祠（武斑死于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但建祠立碑是在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的画像石已不完全，据残存的十块画像石可知这一石祠的构造和武荣祠相同。题材内容虽有一部分尚未完全明了，但大致是类似的，而以历史故事较多。构图上都更完整，如：泗水取鼎、荆轲刺秦王、祁弥明踢獒犬等故事都是武氏祠诸石中的较重要的代表作。
武开明祠（武开明死于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十块画像石相互间的位置关系尚难确定。其内容显然以神话的题材居多，例如：北斗星神、蚩尤、云车、龙车、水族交战等。
武氏祠前的双阙上也有楼阁、人马及动物等装饰意味的画像，其间也有周公辅成王等故事。这一对阙建于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上面有隶体的铭刻九十三字，说明是武梁、武开明等兄弟以孝子的名义为他们的父母建立的；并说明造阙的石工是孟李和孟卯兄弟，花钱十五万。又阙前一对石狮子现在只存一个，作者名孙宗。
武氏祠诸画像石的刻法可称为“减底法”，人物及一切形象都是平面凸出，纵列的密密的细线铲底，有剪纸的效果。
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大致不出孝堂山石祠和武氏祠的范围。
济宁两城山（在县城南约四十公里）画像石，现已发现不少，在雕凿技术上最接近浮雕（图 53）。
山东发现的画像石数量甚多，至今尚无统计，绝大部分不能确定是石祠或墓室，其中如“东安汉里画像石”和“嘉祥画像石”在风格和技术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曲阜城东十二里，汉代“东安汉里”故址的地方，与题有地名的汉代界石一同发现的十四块画像石，是在光滑的平面上，用阴刻的线和行列规则及不规则的斑点组成的形象，表现了乐舞弈棋、宴乐谈话、跪拜、搏斗等生活的景象，以及龙、虎、凤、龟等奇异的动物。东安汉里画像石表现活泼的动态在山东画像石中更超过了那已经是表现得比较成功的两城山画像石。
平常被称为“嘉祥画像石”的一组，共十七块，其中六块出土于嘉祥县蔡氏园内，其他出土于嘉祥县境各地。风格技术基本相似。这些画像石的雕刻技术比较简单：在凿平而未磨光、充满纵列线纹的粗糙的背景上，铲出平而光的人物、车骑等形象，别有一种稚拙的风趣。根据著名的“君车画像石”（上面题有“君车”二字，出土地不明）的正面，是武氏祠的雕法，背面是嘉祥的雕法，可知嘉祥画像石，是属于技术上简率的一种。
山东的汉代石享祠的遗存中，金乡县的“朱鲔祠”也是有名的实例，共十三石，构成石祠的左右两壁（每面四石）和后壁（五石）。石祠的形制如郭巨祠及武梁祠，正面中央一立柱。朱鲔祠现仍大致完整，面宽约三·六米，进深约三米，正面高约二米。每一面墙上都是下上两层宴饮图。上层是妇女们，下层是男子们，似都是宾主远远相对而坐，背后各有屏风，面前各有矮几，上面有杯盏之类。宾主之间有酒及奉酒尊的侍者。屏风后也站立着只露出上半身的侍从人众。人物的动作都很自然生动，面部有较细致的刻划。全部都是在光滑的石面上运用线刻。从技术和艺术风格上看，制作年代似是在三国时代或稍迟。朱鲔祠的名称是根据石上刻划的“朱长舒之墓”的题辞推断的。因为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手下的大将朱鲔的号是“长舒”。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是一极重要的发现。沂南画像石墓在沂南县西八里的北寨村，构造保持完整。整个墓室由八室组成，有前、中、后三个主室和五个侧室，左侧最后一室为厕所，可见全部布置是模仿生人生活的需要的。墓室前门外及内部各处墙壁上，都雕满图画及装饰。这些图画及装饰中，除了一部分生动活泼有力的神话动物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室及中室横枋上的长横条大幅构图。如前室南额及东西额上的献祭图，中室东额的乐舞百戏图（长约二米余），和南额东半的收粮及庖厨图，这些画幅都是人物众多，内容丰富的大构图，而为一般画像石中所罕见的（图 54）。
沂南画像石的刻法是以不规则的刀法薄薄铲去背景，使形象平面凸起，在平面凸起的形象上，又施以细细的阴线刻。这是介于武氏祠和“朱鲔祠”之间的刻法。
安徽睢宁九女墩汉墓画像石、陕西绥德的王得元墓画像石（永元十二年，公元一○○年，图 58），和山西离石发现的画像石，都是和画像石中心距离较远，但仍具有相同的造型风格特点的作品。
墓室画像石中最常见的是墓门，和作为楣、楹的条石，上面雕有朱雀、衔环铺首或其他动物形象。沂南墓门两旁及中央立柱上的三条装饰的神话题材（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等）及门楣横条上的水陆攻战图等，是内容比较复杂的。
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属于墓门及楣楹的居多，而较少墙壁间的装饰。南阳出土的画像石，在表现动物的运动及速度方面，获得极大的成功（图 55、56、57）。
四川成都、德阳等地的砖砌的汉墓中，曾不断发现画像石及画像砖，成都扬子山第一号墓和东乡青杠坡三号墓的狭长甬道式墓室的左右两壁上，都嵌有相对的画像砖和画像石。扬子山第一号墓的画像砖共四对八方，第一对是阙，然后，左壁依次就车马、骑吹、收获，右壁是骑吹、车马、骑吏。画像石在左壁的长五·一二米，高○·四七米，内容有车骑行列和宴饮舞乐。右壁画像石长六·○四米，高同左壁，内容是出行的车骑队仗行列。画像石是铲地平雕。由此可见，这一类画像石，特别是画像砖，在墓室中的不同位置和不同内容。
四川西部的崖墓中，也发现不少画像石。
四川成都一带画像砖有自己的特点，每块高约四九厘米，宽四三厘米，是用模压成的薄浮雕。内容丰富，最有艺术价值，例如收获、煮盐等劳动生活，都描写得相当真实，另一些车骑图，有六骑缓步的，有四骑奔驰的，两骑引一有盖车的，或二步卒追随一树有斧钺的战车的种种不同景象。
此外，四川也还有一些画像砖和画像石都表现了其他各地所未有的内容和独特的生动的效果，例如：荷塘、渔猎、双鹤在闲踱着的庭院、杨柳垂出墙外的门阙、代表太阳和月亮的飞翔的神人等等（图 59、60、 61、 62）。
画像砖中很重要的一种是用来造成椁室的空心砖。
空心砖墓流行的时期是西汉后半期。
空心砖汉墓发现在河南北部：郑州、洛阳、荥阳、白沙等地，也发现在山西南部。用空心砖二三十块或六七十块造成置棺材的椁室，形状有一般的长方形砖，作山墙用的三角形砖、楣砖、支柱砖等不同。长方形砖通常长约一一一·五米，宽约二○一五○厘米，厚一三一一四厘米。
空心砖的正面或侧面，往往重复压印各种花纹，花纹除几何纹样是普遍流行的以外，有执戈的“亭长”（汉代官名，职责是捕御盗贼）、猎骑、龙、凤、虎、豹、树木、楼阙、车舆和铺首等等。
一般墓室的砌墙砖的向内的侧面上，也往往有各种风格单纯而动人的花纹，也有一些上面凸出排列着富于艺术效果的图案字。
汉代建筑物屹立至今的，以石阙为最重要。阙都是立在建筑基址入口大道的两旁。石砌成的汉阙，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碑形，但宽度与厚度的比例近方，扁平者较少。其上复以摹仿有瓦、吻、檐及斗栱的木构建筑物的石造屋顶。也有两重檐的。另一种是除了上述的这一部分为主阙外，其外侧联以略矮小的子阙。子阙上面也覆以石造屋顶。后一种在现存实物中较多。砌在石阙上的石块，雕出画像及铭文。
著名的汉代石阙可以分为三组：（1）河南嵩山的太室（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图 63）、少室（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启母（同少室）三阙，刻有龙、虎、麟、凤、象、羊、鹤、人物等。（2）山东除武氏祠的石阙外还有平邑县的汉阙，因为这些石阙所在地是汉朝的南武阳县，所以又称为“南武阳阙”，现存三座，两座是“皇圣卿阙”（元和三年，公元八六年建），一座是“功曹阙”（章和元年，公元八七年建），上面雕刻图像的方式及内容，大体和武氏祠石阙相近。（3）四川西部一带保存的石阙及阙式的碑最多，可知已发现十七处。例如渠县有六处，梓潼有四处，芦山有两处，其他如新安、新都、绵州、德阳、重庆、夹江，也都有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为研究汉代美术，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
梓潼的李业阙是已知现存最早的一座汉阙，虽准确年代不知，但知道李业是光武帝刘秀时人。绵州平阳阙（建造年代也不明），以结构复杂著称，并且和新都王稚子阙（元兴元年，公元一○五年造）等同为最早被发现的，宋代《隶释》一书中已经著录。渠县冯焕阙（冯焕死于元初八年，公元一二一年）的檐下刻有飞龙逐鬼及龟蛇等浮雕图案。沈府君阙（建造年代不明，图 64）上的飞腾姿势的朱雀形象，与同一阙上其他富于艺术效果的画像，如有角的虎首，衔环的飞龙等，表现得比较成功。雅安东二十里的高颐墓前的双阙、碑，及石兽，成为较有系统的一组。一对石兽中的左侧一兽较完整，是汉代雕塑艺术中的代表作品（图 65）。高颐墓的营造雕饰，都是东汉末建安十四年（公元二○九年）建造的。
这些石阙作为建筑艺术作品，不仅在细部、结构及装饰上，而且整个造型，都显示了汉代建筑艺术的特色。
瓦当也是古代建筑附件，因进行装饰而产生了艺术价值。覆在屋顶上的筒状瓦的头上，装饰以文字或图案，这些文字或图案就是瓦当。河北易县发现的燕国下都的半瓦当，山东临淄发现的齐国的半瓦当，都是战国末年的作品，是现在可信的最早的实例。半瓦当是圆形的一半。瓦当一般的是圆形，在此一固定的范围进行装饰设计，所采用的形象有四神，以及树木、楼阁、人物、动物等，造型均极完整（图 66）。
瓦当和砖侧上的文字以及汉代印章上的文字，布置的疏密变化产生了奇妙的韵律感，成为欣赏的对象。汉代碑碣上的文字，也是传统的重要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