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朝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覆亡，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瓦解。纷起割据的军阀豪强之间不断的战争，边地游牧部族间互相冲突；晋初短时间形式上的统一，南北朝分别统一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没有最后达到完全统一的目的。所以，实际上是分裂了三四百年之久，从三世纪初开始，到七世纪初才结束。这种政治上的紊乱与不安，体现着社会基础的激烈变化。
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的政权（公元二六五年）。在这之前灭了蜀（公元二六三年），在这以后不久又灭了吴（公元二八○年）；西晋实行“占田制”，允许各级官僚按照等级不同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佃客；实际上收到了把失掉土地的农民重新安置在土地上的效果，生产得到某些恢复。
司马炎实行的分封子弟为王，以郡为国的制度，造成各王国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不利于中央政权集中统治的形势，所以在他死后就开始了混乱。这种混乱，在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继续了十五年，破坏了北方的社会生产，也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而最后（公元三一六年）引起了北方各游牧部族推翻西晋政权的长期的大变乱。
晋的宗室司马睿和流亡到江南的官僚地主，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与当地的地主逐步取得妥协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然而统治集团内部常起冲突。公元三八三年，在东晋的谢安指挥下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击溃了苻秦的南侵。此后在南方，皇帝位置的占有者就是军权的实际掌握者。公元四二○年，军阀刘裕代替东晋，建立了“宋”，刘宋和其以后相继为军阀所建立的齐、梁、陈，共四朝，被历史家称为“南朝”，每个朝代都很短。南朝的士族制度（士族官僚门阀制度），即在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上，家族按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是很严格的。他们有家学，有文化素养，但生活豪华奢侈且好逸恶劳，形成了一批特权贵族。
东晋和南朝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他们可以恣意霸占山林湖泽，大地主并收养大批佃客。
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因大批北方人民的南迁而得到进一步开发；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长江流域从地旷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变成了日益繁盛的沃野；南方土著各族（如四川的賨人，江浙的山越，湖南的溪、蛮等）也和汉族人民进一步融合。
在北方，自西汉末年，西部和北部的各游牧部族便开始和平地移住于内地，历东汉、三国，有加无已。他们有一部分也从事于农业生产，一部分被贩卖为奴婢，一部分成为地主武装的部曲，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和各地的汉族人民一样，遭受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压迫和欺侮。这些部族，按照过去史书上所说，大致为五个种族，而称为“五胡”：匈奴（大多住在山西）、羯（在山西南部）、鲜卑（在东北内蒙古各地）、氐和羌（在甘肃、青海一带）。三国时代，各族聚居在山西、陕西的数量很大，约占人口之半。在军阀混战中，各武装集团也利用他们的武力。
匈奴族首先起而反抗，在公元三一一年攻破西晋的首都洛阳，大事屠杀，而开始了延续百余年的北方大骚乱。部族联盟一批一批地冲入，前后分别建立了十几个国家。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其中立国时间稍长，而又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的，有：羯人石氏的后赵（公元三一九—三五二年），氐人苻氏的前秦（公元三五一—三九四年），鲜卑人慕容氏的前燕（公元三四五—三七六年），匈奴人沮渠氏的北凉（公元三九七—四三九年）等。在不断征伐和残暴统治下，北方各族人民经常举行反抗。
被认为和罗马帝国灭亡时可以相比的所谓的“蛮族入侵”，是以鲜卑人拓跋氏征服了整个北方而结束的（公元四三九年）。
拓跋氏建立了强有力的北魏国家。他们注意到社会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孝文帝拓跋宏（公元四七一—四九九年）实行的“均田制”，完成了鲜卑人从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程。拓跋宏并实行了“汉化”政策：迁都洛阳，禁令穿胡服，禁止政府说鲜卑语，模仿汉姓，“拓跋”改姓“元”。这些改革适应着胡汉融合的趋势，而且更加速了这一趋势。
元宏执政之后，种族和阶级矛盾仍很尖锐，边地人民和士兵特别不满。六世纪初期的三十年里，北方人民起义次数渐多，最后，葛荣领导的河北一带百万人的起义（公元五二六—五二八年）动摇了北魏的统治。
镇压农民起义的尔朱荣带兵进入洛阳，引起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的惨杀和分裂，公元五三四年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占据今河南、山西、河北，实际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高洋父子。西魏占据今陕西、甘肃一带，实际的掌权者为宇文泰、宇文觉父子。高洋改东魏为北齐，宇文觉改西魏为北周，都先后作了皇帝。北周的统治者组成有力的统治集团，又推行各种比较有益的措施，乃为后来统一全中国打下了基础。北周灭北齐（公元五七七年）以后，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公元五八一年）。其后八年，又灭了南方的陈，统一了全中国，从而结束了西晋灭亡以后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
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种族的融合，江南及西北地区的开发等等，都为唐代繁盛的封建经济文化开辟了历史的道路。
二、在思想意识方面，南北朝时期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代替了迷信的是有哲学、有戒律、有仪典、有组织的宗教信仰。
起源于印度，东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经中亚和新疆，印度支那和南洋，有大量教徒和经典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因黄巾起义而广泛流行起来的道教，在南北朝时期也变成普遍于社会各阶层的宗教信仰。这两种宗教虽然彼此之间有冲突，但同是以寄希望于未来，解脱今世痛苦的思想，而发挥其麻醉的作用。但是其中有些因素，例如：否定当前社会，承认人类平等，主张和平，互助友爱，因果报应等等，北魏时代流行弥勒菩萨的信仰，即相信世界末日到来之时，弥勒即将降世，普救众生，重建真正幸福和平的世界。因而北魏时代曾不断有弥勒教徒的起义。最大规模的是延昌四年（公元五一五年）沙门法庆领导发动于冀州的一次。他们公开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他们甚至“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这次起义持续了三个月，但其余众在两年以后还攻击州县。而且在其后不久，同一地区又发生了葛荣领导的大起义。
但是，佛教在社会上的兴盛，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六世纪上半期，在南朝（梁武帝）和北朝（北魏洛阳时期）统治阶级用大量金钱修佛寺，造佛像，而造成佛教美术得到发展的社会条件。同时，佛寺和僧徒都享受政治特权，僧徒成为大地主和高利贷者，不服徭役，不纳捐税。
道教，又称“天师道”，影响较小。但是，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标榜天师道的。士族中间也有很多信徒。
在哲学思想方面，产生了“玄学”。“玄学”是在三国时代开始的，后来流行于西晋和南朝。“玄学”最初是由于反对汉末政治腐败而产生的，反对虚伪腐朽的守旧思想，提倡理性和真实感情的新的思想；是用老庄思想抨击僵死的“礼教”和繁琐的经学。但因为封建士大夫习惯于不事劳动和不务实际，所以也往往流于空疏和放荡，甚至虚无、颓废，就和士大夫的生活一同堕落下去。而且从巩固封建制度的儒家哲学的反对者的地位，转变成为合作者，为儒家哲学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魏晋玄学思想促使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例如：促成了抒情诗的流行和人物画的新面貌。玄学思想的优秀的代表者是阮籍和嵇康。
发展了玄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起而从世界观上反对佛教的，是范缜所代表的“神灭论”的思想。他认为精神从属于肉体。肉体的消灭即精神的消灭。否定了佛教的灵魂不灭说。
三、南北朝的美术，以汉代美术为基础，并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美术首先是宗教美术，其中主要是佛教美术，正如佛教的兴盛一样，形成空前的高峰。如：新疆一带的佛教遗迹，敦煌莫高窟以及河西一带的石窟壁画、雕塑，云冈、龙门、华北一带的石窟造像，陕甘一带如永靖炳灵寺及天水麦积山的壁画和雕塑等，类皆规模宏伟，制作精妙。其他无数宏大的砖木结构寺院（如南朝齐梁时代南京及其附近的各寺庙、北魏时代洛阳的寺庙）和壁画、塑像，惜皆毁坏无存。仅若干石造像、造像碑及铜铸像留存。宗教美术充分表现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
宗教美术之外，承继了汉代风气，于宫殿、祠宇、墓室作壁画或装饰的当亦不少，现仅墓室壁画有所发现。而据记载所知，以肖像、风俗，或以前代典籍内容为题材的卷轴画也颇多。
与墓葬有关的美术品中，南京附近齐梁陵墓前石辟邪和华北各地发现之陶俑，都是雕塑艺术中的重要作品。
南朝的工艺美术比较发达，除陶瓷、铜镜外很少遗存，但典籍记载颇多，它们是隋唐工艺的先驱。
美术工作者以工匠为最多。但是士大夫也有专精于此而以之名家的。边疆和域外的美术家的活动，对于美术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印度和中亚的佛教艺术被介绍到中国来，同时中国的美术也广泛地向外传播，特别是影响了朝鲜和日本美术的发展。
在艺术理论上，展开了对于已有成就的整理、总结和探讨工作。文学方面有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于文学的作用、体裁、技巧进行了研究，并评价了已有的作家和作品。在美术方面，流传至今的有顾恺之对于绘画的评论和谢赫所著的《古画品录》等，都保留了重要的史料，并第一次提出了对于绘画艺术的较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