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借尸还魂。尸：死人的身体。魂：旧日迷信的说法，指能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人死后，将灵魂附于他人尸体而复活。现比喻已经没落或死亡的事物借助别的事物，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军事上指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事物，来实现自己的军事意图。
原文
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注释
有用者，不可借：意为凡自身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就不会甘愿受别人利用。不能用者，可借：意为那些自身难以有所作为的人，却往往有可能被人借以达到某种目的。
译文
凡是自身能有所作为的人，往往难以驾驭和控制，因而不能为我所用；凡是自身不能有作为的人，往往需要依赖别人求得生存和发展，因而就有可能为我所用。将自身不能有作为的人加以控制和利用，这其中的道理，正与幼稚蒙昧之人需要求助于足智多谋的人，而不是足智多谋的人需要求助于幼稚蒙昧的人一样。
按语
换代之际，纷立亡国之后者，固借尸还魂之意也。凡一切寄兵权于人，而代其攻守者，皆用此也。
注释
换代：改朝换代。亡国之后：已被推翻的王朝国君的后代。固：本来。寄兵权于人：寄，依托。此语意为，手中实际握有兵权，却在名义上依托在别人门下。
译文
每当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那些纷纷将某个已被推倒的王朝君主的后代暂时奉为新君的做法，原本就是借尸还魂的计策。凡是将兵权寄托在某人的名下，而以代理之名实际掌管征伐大权的人，也是用的“借尸还魂”的谋略。
传世典故
“借尸还魂”来源于神话传说。从前有一个叫李玄的人，长得十分英俊潇洒，博闻强记。太上老君见其聪明伶俐，就收为徒弟，并授以长生不老之术。一天，他要随自己的师傅太上老君到仙界云游，但凡肉胎都上不了天，就只好留下躯体，跟随师傅魂游太空了。在自己的灵魂离开躯体之前，李玄对自己的徒弟说：“我的尸体留在这里，你要好好守护，不得有半点马虎，七天之内我就返回。如果到时未归，就是我已成仙了，那时才可将我的尸体火化。”
徒弟遵照师傅的吩咐，日夜守护李玄的尸体，已到了第六日，忽然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徒弟此时进退两难，若要回家，为母送终，师傅的灵魂还没有归还；若要守护师傅的尸体，自己难尽孝道，母亲死难瞑目。
后来有人劝说道：“在师徒之义、父母之情不能两全的时候，首先应保全父母之情，何况你师傅已六日未归，说不定早已成仙去了。”徒弟只好洒泪将李玄的尸体焚化了。
到了第七日，李玄的灵魂回来了，四下里找不到了自己的尸首，无法还阳，正在急切无奈之时，忽见路旁有一饿死的乞丐，刚刚断气不久，尸体还算新鲜，李玄于慌忙之中，便将自己的灵魂附在了这具乞丐尸体之上。借尸还魂后的李玄，与原来的李玄已面目全非。蓬头垢面，袒腹露胸，并跛一足。为支撑身体行走，李玄对着原乞丐用的一根竹杖喷了一口仙水，竹杖立即变为铁杖。借尸还魂后的李玄也因此被称为铁拐李，而原来的名字却反被人们忘却了。铁拐李借尸还魂的故事还见于元代岳伯川所写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传》，后《东游记》也有记载，只情节不尽相同罢了。借尸还魂这一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后来被人们用来喻指某些已经死亡的东西，又借助某种形式得以复活的现象。有时也可以用来喻指某些新的事物或新的力量借助某种旧的事物或旧的形式求得发展的现象。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所谓“尸”、“魂”、 “借”、“还”的喻意便都不尽相同了。
用计锦囊
借尸还魂原意是说，已经死亡的东西，又借助某种形式得以复活。用在军事上，是指利用、支配那些没有作为的势力来达到我方目的的策略。战争中往往有这类情况，对双方都有用的势力，往往难以驾驭，很难加以利用；而没有什么作为的势力，往往要寻求靠山。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扭转局势，争取主动，实现原先的意图，都可视为借尸还魂。
此计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用处甚广。特别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总会有人扶植亡国君王的后代，打起前朝的旗帜以号令天下，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借尸还魂。
含义
本计有以下三层含义：
一、东山再起。某一力量失败之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蹶不振，自暴自弃；另一种是永不认输，寻找机会，东山再起。本计就属于后一种。在失败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进行分析，准确地作出判断，不惜一切手段，积极主动地转败为胜。
二、借形借力。若要东山再起，关键在于会“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转败为胜，就要借助一切可利用的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争取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以增加取胜的可能；借用一切可用的形式，以实现自己的意图。另外也可假借他人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战略计划。
三、无用之用。借形、借力一般不借有能力、有作为的，因为它们难以驾驭和控制，而应借用那些无能力、无作为的，因为它既容易驾驭和控制，又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无用之用，即利用那些所谓无用的东西加以利用。
对策
对借尸还魂之计应采取如下防范对策：
一、斩草要除根。如果不将野草连根拔掉，它就会“春风吹又生”；对敌人只是打伤，而不是消灭，他就会在养好了创伤之后，卷土重来。所以，我们切不可像孙悟空打白骨精那样，让其弃尸而逃，留下祸根，一再借尸还魂。
二、弃尸要深埋。我们有时也要抛弃一些东西，这些对我们暂时无用的东西，很可能成为以后敌人还魂时所借之“尸”，为了不使敌人有尸可借，我们就应注意将可能被“借”的东西，深埋或隐藏起来，使敌人无机可乘。
三、由表要及里。若敌人已经借到 “尸”，并已还其“魂”的话，我们就应该及时识破，揭露其真实的面目。这就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判断，以防上当受骗。
四、不为他人做嫁衣。一旦发现被人利用，应立刻终止，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用计范例
秦穆公借重耳驭晋
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晋献公死后，国内发生了大乱。晋献公的一个儿子重耳，为了躲避国内的混乱，便带着一些忠于自己的大臣，出外流亡。晋公子重耳先后到过狄国、齐国、宋国、楚国，但均遭冷遇，一直很不得志。当此之际，与晋国相毗邻的秦国，却很想控制晋国。就在晋国国内发生内乱时，秦国统治者乘晋之危，插手拥立夷吾为国君，这就是晋惠公。但就在晋惠公被拥立后，却对秦国统治者立即反目，恩将仇报，发兵攻打秦国，结果遭到了失败，晋惠公也做了秦军的俘虏。后来经人说情，晋国答应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并用太子圉作为人质去秦国，这样，秦穆公才将晋惠公释放回国。而晋太子圉在秦国做人质时，得知父王生病了，他怕君位传给别人，便偷偷地跑回晋国。到第二年时，晋惠公死，他便夺得了君位，且从此再也不与秦国相交往。秦穆公对此颇为伤心。更令其忧愤的是，如此下去则无法达到自己企求统治晋国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权衡利弊得失，决心拥立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做晋国的新国君。于是，秦穆公派专人从楚国接回了晋公子重耳，并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他，以示友善和礼遇。此后，就用“秦晋之好”比喻两姓联姻。之后，为了帮助女婿晋公子重耳尽快夺得晋国的王位，秦穆公便发重兵前去攻打晋国。秦军入晋后，将晋军打得大败，且将公子圉赶跑，从而拥戴公子重耳做了晋国的新国君，这就是晋文公。晋文公登上王位后，十分感激秦穆公的恩德和救助，从此，秦晋两国结为“秦晋之好”的政治、军事盟国。秦穆公多年的以秦“驭晋”的政治夙愿与梦想，终于得以机巧地实现。
此计的实施者为秦穆公，而通过拥立重耳，“以旧换新”，结“秦晋之好”获实利的则是秦国本身。
项梁假立楚王
秦灭六国后，楚人对秦的怨愤最深，反抗最烈。所以当时即有人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首先举起义旗的是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军，他们的大多数原为楚国人；他们建立的农民政权，即号为“张楚”。响应陈胜、吴广而继起的是项梁、项羽叔侄。他们杀了会稽(今江苏省苏州市)郡守殷通，举兵反秦。当时有广陵人召平，过江来找项氏叔侄，并假传张楚王陈胜的命令，拜项梁为张楚政权的上柱国(相当于丞相之位)，要他领兵过长江参战。于是项梁、项羽便率领江东精兵八千，西渡长江，转战于江淮之间，屡战屡胜；又先后收编了陈婴、黥布、蒲将军等多路起义军，部队迅速发展到六七万人。公元前 209年(秦二世元年)，当项梁、项羽部队进驻薛城(在今山东省南部微山湖附近)不久，突然传来陈胜在陈县(今河南淮阳)被秦将章邯打败，为车夫庄贾所杀的消息。项梁听说后，便召集部属商议应变之策。当时有些部将、谋士极力怂恿项梁自立为楚王，项梁一时拿不定主意。恰在这时，从居 (今安徽省巢县)来的一位已七十的老人求见。老人姓范名增，很有些知识和见解，常能给人出些奇特计谋。项梁当即接见了范增，范增说：“依我看，陈胜的失败是必然的。陈胜本来不是出身名门大族，声望不高，又无大的才干，虽首先起义抗秦，但骤然据地称王，而不立楚国王室的后裔为王。上柱国如能顺应民心，扶植楚王的后裔，楚地百姓自然会闻风而至，聚集于你的麾下，天下便一举可定了。”项梁很高兴地采纳了范增的建议，派人四处访寻楚国王室的后裔。事有凑巧，正好在民间寻访到一个名叫熊心的牧童，查问起来，确实是九十年前客死于秦的楚怀王的孙子。于是项梁立即将牧童迎来奉为楚怀王，定盱眙为国都，项梁则自称武信君。之后，楚项部众迅速扩大到数十万。公元前208年项梁战死。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与胆气，击溃秦军主力章邯军四十万，与刘邦等部共同推翻了秦王朝的暴虐统治。灭秦之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而依范增借尸还魂之计借来的楚怀王熊心这具政治僵尸，由于已再无利用价值，便被项羽改号义帝流放异地。
王莽托古篡位
西汉末年，梓潼县人哀章在长安求学，一向品行不端，好说大话。他看到王莽居位摄政，就想借奉承他的机会升官发财。于是哀章就做了一只铜箱子，制作了两道封书题签，一道写作“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道写作“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所谓某，就是高皇帝的名字。文书说王莽应做真天子，皇太后应遵从天命。图和书都写明王莽的八名大臣，又起了吉利的名字叫王兴和王盛。哀章还把自己的姓名也塞在里面，共有十一人，都写明了官职和爵位，作为辅佐。当天黄昏，哀章穿着黄衣，拿着铜箱子到高帝祠庙，把它交给了仆射，仆射向王莽奏报。十一月二十五日，王莽到高祠庙接受天神命令转让统治权的铜箱子。他戴着王冠，晋见太皇太后，回来便坐在未央宫的前殿，下文告说：“我自身无德，幸赖是皇初祖黄帝的后代，是皇始初虞帝的子孙，又是太皇太后的亲属。皇天上帝大加显扬和保佑，既定的天命，宣告皇统的开端，上天降下的符命、图文，神明晓喻，把普天下人的命运托付我。赤帝汉朝高皇帝的神灵，秉承上命，传给我转让政权的金策书，诚惶诚恐，不敢不敬谨接受二十五日为一吉日，我戴着王冠，登上天子的座位，建立国号为‘新’的王朝。”王莽将要当真皇帝之前，先让人捧着各种符瑞给太皇太后看，太后大吃一惊。这时，因孺子刘婴还没有即位，所以皇帝御玺仍放在太后的长乐宫。等到王莽即位，向太后请予御玺，太后不肯给。王莽让安阳侯王舜规劝。王舜一向谨慎周到，太后平素喜欢他、信任他。王舜晋见，太后知道他是来为王莽索求御玺，愤怒地骂道：“我是汉王朝的一个老寡妇，早晚都要死，打算跟御玺一同埋葬。我不给他，他最终也得不到。”太后边说边哭。左右侍从都跟着哭泣。王舜也悲痛不已。停了很久，王舜才抬头问太后： “我等已无话可说，只是王莽一定要得到传国御玺。太后，你难道能够永远不给他?”太后听王舜说得恳切，担心王莽威胁她，便拿出御玺，扔到地上，对王舜说：“待我老死后，你们全族兄弟将被屠灭”王舜得到传国御玺呈献给王莽。王莽非常高兴，特地在未央宫渐台宴请太后，让众人尽情欢乐。王莽托古改制而篡汉，这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借汉朝之旧尸，而还新朝“新魂”的典型事例。
刘秀借义军复兴汉室
新莽天凤年间，荆州、新市(今湖北京山)一带因自然灾害，饥民大增；加之王莽的倒行逆施，社会矛盾加剧，终于引发了号称绿林军的农民起义。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郡舂陵的豪强刘、刘秀兄弟，为西汉的皇亲宗室，由于王莽废除了汉宗室的封号，切断了荣升进官的仕途，心怀积怨，便以“复高祖之业”相号召，联络地方豪强，并把宗族族人、宾客组成七八千人的军队，号称舂陵军，参加反对王莽的义军，从而发展壮大起来。刘秀是一位颇具政治野心，又具政治谋略和胆识的政治家。他眼见绿林军的强大，很有发展前途，就劝刘暂时委身参加了绿林军，欲借农民义军的力量，击败王莽，恢复汉刘的宗室王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拥立刘玄称帝。复汉的更始政权建立后，刘当了大司徒，刘秀则任太常偏将军。同年六月，在著名的昆阳之战中，绿林军消灭了新军的主力，接着推翻了王莽政权。在昆阳之战中，刘秀立了大功，刘又夺取了宛城。更始帝刘玄怕二刘兄弟势力超过自己，借他们与农民义军分庭抗礼之机，以违令之罪，杀掉刘。刘秀闻讯，决定忍下仇恨，以退为进，赴宛城谢罪，以博取更始帝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不久又行大司马事。刘秀不仅躲过杀身之祸，而且壮大了实力。接着，被派往河北去招抚州郡。刘秀以计脱身，到了河北，犹如猛虎归山，势力很快发展起来；次年五月诛灭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势力归附于他，势力大增；同年秋又收编铜马等农民义军，扩充实力称“铜马军”；不久，与绿林军决裂。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柏乡称帝，史称“光武皇帝”，接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此后，他反手过来，镇压了绿林和另一支赤眉农民义军，用十二年时间，削平群雄，完成了中兴汉室的统一大业。刘、刘秀兄弟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投身草莽，借农民义军的“尸”，消灭了王莽政权，然后又软硬兼施，东山再起，从而还了自己称帝复汉的“魂”。
刘备借尸还魂占荆、川
三国时期，想雄踞一方的刘备，占据荆州的打算由来已久。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中，便率先提出了要以荆州为根据地，方能称雄蜀地。所以刘备与孙吴联兵，在赤壁大败曹操之后，就抢先占据了荆州，欲图立足，以求发展。然而，荆州实乃刘表之地，刘备初来乍到，对当时的混乱局势，一时无法控制。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名士马良便向刘备献策说：“主公如果举荐刘表的儿子刘琦作荆州刺史，那么荆州人就一定会归顺的。因为刘表是荆州的故主，刘琦又是刘表的长子，子承父业，名正言顺。荆州百姓自然会心悦诚服。另外，刘琦继承父业，理所当然，孙吴也就没有索要荆州的借口了。”刘备听了此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举荐刘琦做了荆州刺史。而刘琦做了荆州刺史以后，荆州的形势和局面果然迅速安定了下来。后来，刘琦病死，刘备出任荆州牧，便长期趁机 “借”踞了荆州，以作入川的基地和依托之处。后来刘备又施展“借尸还魂”之计占领了四川。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势力增强，但还不具备雄厚的实力。他和孙权都把眼睛盯住四川：那里地理位置好，资源丰富，是个可以大展宏图的好地方。但是，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心已定，虎视眈眈，牵制住了孙权的力量。刘备、孙权一时都无法对四川下手。公元215年，曹操进攻汉中，张鲁降曹，益州刘璋集团形势危急。这时，刘璋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分崩离析。刘璋深怕曹操进攻四川，心想，不如请刘备来，共同抵御曹操。刘备得讯，喜不自胜，正中下怀：这不正是他进军四川的大好时机吗?他派关羽留守荆州，亲自率步卒万人进入益州。刘璋推举刘备为大司马领司隶校尉，自己为镇西大将军兼益州牧。刘备、刘璋的这段“蜜月”注定长不了。一日，刘备接到荆州来信，说曹操兴兵侵犯孙权。刘备请刘璋派三万精兵、十万斛军粮前去助战。刘璋怕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只同意派三千老兵出川。刘备乘机大骂刘璋：我为你抵御曹操，你却吝惜钱财。我怎能和你这种人合作共事于是向刘璋宣战，乘胜直捣成都，完成了占领四川的计划。刘备就是借刘璋这个“尸”，扩充了实力，占据了四川，为以后建国打下了基础。
死诸葛吓跑活司马
公元234年，诸葛亮第六次出兵攻魏，其对手司马懿只是隔河坚守，拒不出战。过了一些时间，诸葛亮派了一位使者送来一只盒子。司马懿手下求战心切的将军们，以为诸葛亮派人来下战书了。他们拥入帅帐，想弄清是怎么回事，所有的人都紧张地注视着司马懿。他拆开诸葛亮的信，信中诸葛亮骂他身为统帅，贪生怕死，与胆小的女人一般无二。司马懿对周围部下说：“诸葛亮用的是激将法，我们绝不可上当。现在诸葛亮处境艰难，军政负担过重，寝食不安。我相信他活不多久了，汝等好好准备着。一旦死讯传来，我们马上出战。”魏军继续坚守于牢固的工事之中，诸葛亮非常恼火。这次出兵拖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天了。白天，诸葛亮与众将商议下一步作战计划，夜里又整夜不眠地思考如何打败司马懿。过度的操劳，使他身染重病，口吐鲜血，最后死于军营之中。蜀军将士悲痛万分，他们想立即为丞相办丧。但杨仪和姜维依照诸葛亮临终所授计策告诉众人，先不要发丧。他们把诸葛亮殡殓入棺，然后率领蜀军启程返回汉中。第二天清晨，司马懿得到消息，说诸葛亮已死，蜀军已撤，他立即率领大军离开据点，前去追击蜀军。半路上，他登上一座小山眺望远处的蜀军。只见蜀军军容齐整，旌旗招展，犹如诸葛亮在世时那样。司马懿顿时怀疑诸葛亮没有死，可能这是诱兵之计。但在众将催促之下，他只得继续追赶。没过多久，蜀军听得一声信炮响，立即停止了前进，掉头像是准备迎击随之而来的魏军。这全都是依照诸葛亮之计行事的。就在司马懿心中升起新的疑问时，树林之中闪现出蜀军帅旗，旗下众将簇拥着一辆小车，车上端坐之人正是据传已死的诸葛亮。司马懿一见这种情景，立即下令全军撤退，蜀军也马上启程回师。直到回到安全地带，蜀军这才打起白幡，为丞相发丧。直到这时，司马懿才相信诸葛亮真的死了，车上坐的诸葛亮只是木头人而已。司马懿再想去追，蜀军早没踪影了。魏将都为失去了一个消灭蜀军的大好时机而懊丧不已。司马懿叹道：“杨仪用兵之道大有诸葛亮之遗风，死诸葛亮借杨仪之身还了魂。我是上了‘借尸还魂’之计的当了。”诸葛亮知道，他死后蜀国就没有人能够抵抗司马懿了，而他是司马懿唯一所忌惮之人，为了能使蜀军安全撤退，就想出这一着：借尸还魂，使“死诸葛吓跑活司马”成为后世美谈。
郭威借尸还魂建后周
五代十国时期，后汉隐帝乾佑时，大将郭威屡立战功，成为当时手握重兵的唯一主帅。当时的后汉隐帝软弱无能，治国乏术，致使一些强臣骄横跋扈，朝中形成文臣与武将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局面。乾佑三年(公元950年)，郭威奉命前去征伐南方蛮部和其他叛军。在郭威身边的一帮谋士，此时分析了形势：倘若平叛成功，定会功高震主，势必引起主上的猜忌；加之文臣奸佞在君前谗言，定将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为避免遭临横祸，郭威一面广泛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当受到皇帝奖赏时则辞功不受，请隐帝重赏帮助过他的文臣、武将、地方官，从而广结人缘。此外，他又广结党羽，扶植亲信。为防不测，在平息叛乱获胜后，郭威更以防备契丹侵犯为名，移军大名府。这样，一则可养兵千日，积聚实力；二则倘朝中有变，可即刻南下扫平异己势力。但他将家眷妻儿留在京城，以使朝野不生疑心。不久，妻儿在京被杀、亲近文臣遇害，郭威深知这是朝中佞臣的政变所为。于是，手握重兵的郭威，树起“诛奸佞，清君侧”的大旗，清除了一帮搞政变的奸贼，随之去拜见后汉王朝的皇太后，请求另立新君。正在此时，契丹获悉后汉朝廷内乱，兴兵南侵。郭威便率军北上抵御，同年十二月十九日，郭威渡过黄河，寓居澶州驿馆。次日清晨，将要出发时，将士数千人忽大声喧哗，郭威即下令关上房门，将士们便翻越墙头而进入郭威的居室说：“天子必须侍中(指郭威)您自己来当，我们已经与刘氏(指后汉皇室)结仇，不可再立刘氏为君”有人随即撕裂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共同扶抱起郭威，欢呼万岁，震天动地，趁势簇拥着他向京城行进。到了京城郭威向太后上奏笺，请求主持宗庙社稷，侍奉太后做母亲。不久，太后发布诰令，任命侍中代理国政。次年 (即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初五日，后汉太后又颁下诰令，授予监国郭威传国玺印，正式即皇帝位，这即是后周太祖。郭威拥兵举旗，代汉称帝，是借后汉“旧尸”而抢还“新魂”(改朝)的典型事例。
在这场科场舞弊案中，张伯行之所以能查处若干案犯，并获升迁，原因有二：一是康熙重视吏治，严惩徇私舞弊的官员；二是张伯行在与势力强大的贪官斗争中运用了打草惊蛇之计。首先，在初审时他识破了噶礼企图掩盖真相的诡计，并查出他收受贿赂的罪证，此谓“打草”；此时，“草中蛇”噶礼不已经按耐不住，笼络钦差，诬告张伯行，事情演变得逾发严重，却更加暴露出其 “七寸”。为官清廉的张伯行当然不惧怕，并获康熙帝的支持，捕获了“为害之蛇”，成为这场斗争中的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