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要求表态及表示效忠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反纳粹阵营的内讧却也愈演愈烈。毕加索发现自己被夹在阋墙的艾吕雅与布雷东中间。1938年3月,即德奥合并的那个月,布哈林在莫斯科遭到处决,这个事件加速艾吕雅和布雷东两人在政治上的决裂。独裁的布雷东贯彻其作风,号召所有超现实主义者一齐排挤艾吕雅。他说他们既不应该与他见面,也不应该提起他的名字,要抵死将他排除在运动之外;他还写了几封恫吓的信。“毕加索正好做了夹心饼干。”艾吕雅哀叹。惊惶之间的他,却没有注意到这位朋友不仅拒绝听从布雷东的训示,也无视恩斯特、曼·雷与彭罗斯的警告。当西班牙沦入法西斯控制的同时,毕加索自己的小集团却吵闹不休,令他感到既悲哀,又生气。前途黯淡无望,他的坐骨神经痛又偏巧在这个时候发作———不公平的生理病痛总是特别叫他难以接受。
静物画里的牛头———先是黑色,然后是红色———在1939年1月间变成他在沙滩上捡到的那具牛头骨:一个早已写满死亡的主题。另一幅在春天完成的《椅中女》( Femme sur une chaise) ,在嗥叫般的条纹中爆炸成巨幅油画《花园中的女人》,完成日期为1938年12月10日。
女人坐的那把椅子活像一副刑具,那位“柳条制品”女人则被彻底“物化”。
1月13日,佛朗哥部队进入巴塞罗那之前十三天,毕加索的母亲在西班牙共和国濒死的挣扎中去世。这代表多重的失落:他不只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他少年的城市与西班牙终得脱离黑暗历史的希望。1月 15日,牛头骨出现在他的画中。研究这整个系列,不难了解毕加索与象征主义之间的距离。那副牛头骨是令绘画尖叫与哭泣的工具,它当然代表死亡的一面,不过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毕加索心里负荷的死亡:多拉与玛丽-泰蕾兹相继代表殉难的西班牙,玛雅则反映出每一位被炸死的小女孩,我们可以在1月28日她拖着自己玩具船的神情中看得很清楚。
1月21日,毕加索追求个人内在的真理,同时完成两幅互补的女人阅读油画:第一张,玛丽-泰蕾兹裸体躺在一个房间内,不透明的窗子加了铁栏杆,她的两个侧面融在一起,身体曲线玲珑;第二幅,有棱有角的多拉,脸被无限拉长,扭成一堆,待在一间往外看是一片绿茵与阳光的房间里。
2月,鸟儿尖叫出西班牙的苦痛,仿佛毕加索早已知道4月22日布拉格将陷入希特勒的魔掌,马德里将属于佛朗哥,鸟儿将被送进猫嘴里。这只猫是绘画史上最残酷的刽子手之一,不仅因为它的爪牙与它远大于实物的体积,更因为那沙质的厚涂颜料,就连绘画的肌理都在嗥叫。毕加索是在面临极大的精神压力之下达到这种颜料的效果的。
毕加索住进大奥古斯丁工作室,让出博埃堤街的公寓给落难朋友当庇护所。萨瓦特斯也回到巴黎。5月及6月间完成的肖像充满痛苦：
一系列的女人,或戴帽,或为头胸像,或以条纹、交叉影线表现,或坐在椅子上,都是些注定走向悲剧的人物。 6月17日他完成《戴着红蓝帽的女子坐像》( Femme a ssise au cha - peau blue et rouge) :经过重塑的多拉坐在装饰性的背景前,他对她的脸进行非比寻常的探索,传达出深刻的痛苦。18日,他以同等的焦虑与烦恼,描绘玛雅与她的玩具船:玛雅戴着花冠,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毕加索把自己的绞心之痛投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她们比自然更真实。然而被镇压、被屈服得最严重的《女人坐像》尚未出现。当悲剧日益沉重,毕加索看到这些女人逐渐苍老,就像23日及24日为悼念捷克斯洛伐克沦陷而作的版画《女子头像》,是他至今分裂得最厉害的画。
多拉也出现在这些版画中,但在她身上,柔情并没有因为焦虑而失色。
7月初,毕加索去蔚蓝海岸避暑,曼·雷把一栋摩登大楼的顶楼公寓借给他,那里景观极美。毕加索把家具移开,挪出空间作工作室,并用一大块布遮住印花壁纸。我们不清楚当沃拉尔的死讯传来时,《安提布夜钓》( Pêche de nuit àAntibes)是否已开始进行。沃拉尔是在车里被摆在后座的一尊马约尔( Maillol)的雕塑作品砸死的。尽管他们想共同出版一本版画诗集的计划胎死腹中,但毕加索与沃拉尔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毕加索立即赶回巴黎参加7月28日的葬礼。
然后他带着萨瓦特斯一起回来,这可不是一项刻意讨好多拉的行为。彭罗斯也在那里,还有毕加索的设法躲开法国收容所的两个外甥———洛拉的儿子。这些人带来的故事,让毕加索再度陷入西班牙共和国的痛苦中。
每天傍晚,安提布的渔夫都在港口为晚上的工作作准备。他们在黑暗的夜里用乙炔灯捕鱼,灯光会吸引鱼群。小鱼用网捕,大鱼则用三叉鱼叉。这场死亡芭蕾深深吸引着毕加索。《安提布夜钓》即以他观察到的所有细节为基础,融合他的情绪与感受。两位穿着夏装的女观众(其中一位在舔冰淇淋)的灵感,分别来自多拉与当时布雷东的太太雅克利娜·兰巴( Jacqueline Lamba) 。我们在背景中看到格希马蒂古堡 ( Chteau Grimaldi)的两座高塔,当时有人建议毕加索买下,后来那儿变成他的博物馆。画中的太阳被乙炔灯取代,夜色是地中海式的夜:浅紫色,带着深而柔的蓝色,混合着感官情欲与暴力。构图的动力在塑性上到处可见《舞》与《耶稣受难图》的照会。在毕加索个人的词汇中,鱼类与甲壳类永远与残暴脱不了干系。这是一幅纯绘画作品,呐喊的力量不亚于《格尔尼卡》。
除了对时事的忧心,他在私生活里也有烦恼。玛雅后来发表了一封毕加索于7月19日自安提布寄出的信,他在信中企图安抚他女儿的母亲,而她无疑会觉得自己是个弃妇。他把玛丽-泰蕾兹和玛雅送到远在大西洋海岸的法国边陲:鲁瓦扬。
我的爱,我刚收到你的信,也已经写了好几封信给你,现在你应该都收到了。每一天我爱你爱得更深,你是我的一切,我将为你、为我们永恒的爱牺牲一切。我爱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的爱。如果我感到哀伤,那是因为我无法如愿与你厮守,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要你快乐,而且只想到快乐,为此我愿意放弃一切……我自己的泪对我毫无意义,只要我能阻止你落泪就好,即使只是一滴。我爱你,请亲吻我们的女儿玛丽亚。
那个夏天,多拉不只出现在《安提布夜钓》中。在那个夏天,战争蔓延至但泽( Dantzig)与波兰,西班牙被佛朗哥的军靴践踏,罗马—柏林轴心几乎拿下所有前奥匈帝国的版图。多拉是所有女人的化身,有她陪伴在侧,毕加索能够顺利地创作。她的领悟与体谅是结合两人的力量,从《格尔尼卡》开始,就是如此。但他又该如何面对一边与多拉出双入对,一边又对玛丽-泰蕾兹及玛雅柔情相系的情结呢？
纳粹与苏联正式宣布结盟之后,悲剧似乎发展到了高潮。现在战争的大门公然敞开,毕加索与艾吕雅本来指望民主国家能够结合苏联,遏阻“独裁者横行霸道”,但现在希望破灭。毕加索拥护的一切都失败了,反动势力胜利,“艺术已死”。8月25日,毕加索让司机马塞尔 ( Marcel)殿后,用他的豪华座车运回行李及作品,他与多拉及萨瓦特斯则乘火车回巴黎。他当然还记得1914年的没收行动,以及后来一连串令人丧气的事件;现在倾全力保护他在巴黎的事业,刻不容缓。
首先,他有大量作品因各种展览正流散于世界各地,《格尔尼卡》及其速写草稿,都在慕尼黑展览后送至伦敦展出,下一站是斯堪的那维亚,然后在11月15日抵达纽约,参加巴尔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筹办的回顾展。在纽约的画安全无虞,但在巴黎的库存却没有保障,就跟马德里一样,他必须考虑随时可能发生的空袭行动。他不能忍受把东西从博埃堤街或大奥古斯丁街的家里搬走。与各方人士讨论未来动向及可能的选择之后,他在8月29日与多拉共赴鲁瓦扬。他终于可以在那里见到且设法安抚玛丽-泰蕾兹,并拥抱玛雅,所有他爱的人都将集合一处。
在这政治局势紧张、精神面临危机的时刻,他迫切需要多拉。
无奈他的计划几乎立刻瓦解。在战争威胁之下,外国人全成了嫌疑犯,恩斯特因德国公民身份遭到拘留,毕加索也需要出示居留证,意味着他必须返回巴黎,请刑事调查局的迪布瓦( André-Louis Dubois )为他摆平这个问题。然后毕加索再回鲁瓦扬,与多拉住进老虎旅馆( Htel du Tigre) ,玛丽-泰蕾兹与玛雅则被安顿在琼克麦垛别墅( villa Gerbierde- Joncs) ,毕加索推托说他租了一间旅馆房间当工作室。
鲁瓦扬是“美好时代”( Belle poque)的一个海滨取水地,一路迤逦成一个小渔村。度假村的风格虽然有点杂乱无章,却有个鱼市与一间拍卖场。毕加索习惯与萨瓦特斯结伴散步,在傍晚两个工作时段间的休息时间上咖啡馆。他在那里画了一队被强制征用的马(当时还有不少将军认为可以用19世纪70年代的老方法对付希特勒的坦克车) ;一位穿条纹毛衣的男人;多拉在澡盆里沐浴,神似1901年他在克里希大道工作室内画的那位金发女子。9月20日,他画的是玛丽-泰蕾兹。
为了喂那只永远吃不饱的阿富汗狗卡斯白克,他买了大量的羊头,后来变成他研究死亡的主题。10月22日,他想象萨瓦特斯是一位17世纪的西班牙大公,无聊地面对自己的从属,虽然五官经过扭曲,又穿戴大绉领,却出奇肖似。中间他很快回巴黎一趟,去补充绘画材料,同时放一些画在银行的保险柜中,以防空袭。布劳绍伊借这个机会在利普 ( Lipp)餐厅、花之咖啡馆和他的画室内为他拍照,提供给《生活》( Life)杂志。
10月21日,毕加索画玛雅的外祖母,脸部的扭曲神似萨瓦特斯的画像。他也画多拉,戴着帽子,坐在扶手椅里,再度穿着夏装,不过这一次她被切成四份,脸也因为一只长鼻子被分裂。难道这些画暗示多拉与玛丽-泰蕾兹已经碰面了?毕加索需要同时拥有他生活及艺术中的一切财产,更何况这是战时。雅克利娜·兰巴带着女儿奥比( Aube)抵达,毕加索把多拉的这位朋友介绍给玛丽-泰蕾兹,好让奥比与玛雅玩在一起。
尽管两位没有名分的家人不再躲在秘密的角落里,但是多拉的地位也不差。毕加索痛恨单飞,分别在12月中及1940年的整个2月带多拉去巴黎。从3月中到5月中,她公开住在那里。他得到被动员参军的朋友们的消息,艾吕雅在法国中部的某个补给部队担任中尉。每个人都想搞清楚这场没有行动的战争到底在打什么,似乎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应付”希特勒。巴黎还有些知性活动。毕加索与贾科梅第变得很亲近,后者是瑞士公民,置身战局之外,他使毕加索重拾雕塑。春天,等马蒂斯搬回巴黎后,他们俩见面的次数也增多。
1939年,他画了一幅尺寸跟真人一般大、多拉梳头发的侧面像。她身上富韵律感的直纹及刻痕有如台风过后的痕迹,使得这位年轻女子仿佛受猛烈风暴侵袭一般。这种条纹语言更强化了那个时期肖像中痛苦的扭曲与几何化。毕加索接着想到将两个侧面反置在颈项两侧,就像从背后看一本翻开的书,进一步错置几何化的侧面。暴力找到了表达,也找到了纾解———他又开始画鲁瓦扬鱼市的鱼类与甲壳类:《鳗》( les Anguilles) 、《蜘蛛蟹》( l’Araignée de mer )与《比目鱼》( Soles) 。
毕加索在鲁瓦扬海边租了一间真正的工作室,地点在帆船别墅 ( villa les Voiliers)三楼,女房东罗兰( Roland)女士后来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描述这位怪房客的回忆录。别墅的景观极美,毕加索对萨瓦特斯说:“对一个自认能画画的人来说,这里多么棒啊 ”那个时候他的时间被杂务占据。3月14日,不断扩大的灾难在他心中激起的愤怒,终于在绘画中表达出来:他完成令人毛骨悚然的那张《梳发的裸女》。
萨瓦特斯陪玛丽-泰蕾兹及玛雅待在鲁瓦扬。毕加索写信给他,其实是要让她们知道:“我在工作,在画画,可是我实在受够了。我很想回鲁瓦扬,但是每件事都在拖。”其实他常和塞沃斯夫妇见面。4月,伊芳展示他画的一些不透明水彩画及水彩画。他也和布劳绍伊及休假回来的艾吕雅见面。突然之间,他开始放松,画了一些《仙女与牧神》( la Nymphe et le satyre)的优雅画面。但是战事愈来愈吃紧。5月10日,德军攻击荷兰与比利时; 14日,他们以破竹之势通过。毕加索巧遇马蒂斯,两人观察到法国将领都属于“美术学院”那一派,悲观主义不幸预估正确。16日傍晚,他偕同多拉赴鲁瓦扬,正好赶在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可怜的难民潮前。盟国无条件战败,完全无法想象。毕加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着手巨幅油画《梳发的裸女》。
准备阶段的素描,正确来讲应该在6月3日到8日间完成(巴黎于 14日沦陷) 。毕加索从两条巨腿的动作开始下手,它们往前朝观者伸出;他接着画扭曲的身体:右边三角形、被剥了皮的排骨;被截肢的一段无手臂膀;被解构的一张脸,带着垂直的眼睛与一根长鼻子。暴戾被强化到令人无法忍受的边缘。在6月11日完成的两幅油画中,头盖骨仿佛嵌着活的眼睛。这种“未完成”的脸部特征,再度出现在16日的多拉画像中。那个时候全国大溃败似乎没完没了,而纳粹的脚步已近。德军将在6月23日进入鲁瓦扬。25日,休战日,毕加索画了玛雅的正面,带着5岁小女孩令人目眩的清新稚气。
中央带有“ N ”字符号的红旗,终于飘扬在离帆船别墅两步远的鲁瓦扬城中旅馆前。《梳发的裸女》中手臂动作神似一个“ N ”字,不过毕加索后来告诉我:“那只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我并没有想到那个比喻。”
日后他的朋友们都叫这个女怪物为“虚伪的战争”( la drle de guerre ) (这个双关语很能够暗示毕加索在目睹遗弃西班牙的人对德投降时,投射在这件作品中所有的复杂感觉) 。
这段时期他显然把速写本当作日记。比如, 7月11日拥抱野蛮的强暴画面中,大量的头骨、裸女与脸,全在表现他面对这精神错乱时代的满腔愤怒。同月底,他变得比较平静。8月11日,他用铅笔画了两张自画像,其中一张送给玛丽-泰蕾兹。墨西哥与美国都邀请他去,无论这项邀请对《格尔尼卡》的作者在暗示什么,他丝毫不为所动。9月1日,同样决定留在祖国的马蒂斯写信给他待在纽约的儿子皮埃尔:“如果每个人都像毕加索和我这样坚守岗位,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通讯系统恢复之后,毕加索在离开鲁瓦扬前,画下他窗前的景致———《鲁瓦扬的咖啡馆》( CaféàRoya n) ,留下那个即将于1945年在法国解放过程中被摧毁的小城在阳光下的模样。毕加索留下玛丽-泰蕾兹与玛雅,乘着自己的豪华座车,载满最近完成的作品,返回巴黎。
他也和任何一位难民一样,回到自己的原居住地,自此没再离开法国占领区。
对纳粹而言,他是“退化的艺术”的冠军之一;对法西斯派控制下的维希( Vichy)政府而言,他是传统价值观的破坏者,是亡国的罪人。毕加索在1919年经历过的、在战胜国法兰西推行的“回归秩序”运动,一旦和统治法国非占领区的维希政府首相贝当( Marshal Pétain)所赞助推行的活动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犹太裔的坎魏勒藏身非占领区的利穆赞( Limousin) ;保罗·罗森柏格人在纽约,但纳粹没收了他的画廊。撤退中的法国士兵闯入博瓦吉庐,捣毁毕加索雕塑用的石膏模具,可是当别墅被德军占领时,却片瓦未损。
这里与世界其他“自由”地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纽约现代美术馆筹办的回顾展,在美国本土巡回展出,一路大获全胜,途经芝加哥、圣路易、波士顿、旧金山、辛辛那提、克利夫兰、新奥尔良、明尼阿波利斯及匹兹堡,改变了美国大众对现代欧洲艺术的看法。因为《格尔尼卡》,毕加索已成为反抗纳粹的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也心知肚明。因为他被禁止在法国展出任何作品,他等于进入内心的流放世界。他小心翼翼地遵循一位外国人、一位“中立”国家公民必须遵循的规则,尽量利用少数还能够突显他身份的难得机会,同时全心献身于他的艺术。
由于没有人彻底了解毕加索拒绝对纳粹作任何涉及政治立场的承诺,很多人针对他那段时期的态度,写了不少愚蠢的文章。这些人(让我很礼貌地说)从来没有参加过反抗军,有些甚至在当时离开法国,对实际状况一无所知。反抗军认为毕加索是他们的一员。彭罗斯回忆,当纳粹提出诱人的条件,配给他额外的食物及煤料时,毕加索只回答：
西班牙人从来不懂冷为何物。至于其他,他也和别人一样,在那个连最少量的日常用品都必须购自黑市的时期,力求自保。要知道,当时连用铜雕塑都算公然藐视德国政策。纳粹为了制造作战武器,不仅搜括所有法国在公共场合的纪念铜像,连本国境内的铜像也无一幸免。
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是他个人的失败; 1940年战败的后果,却严重地影响他:这里指的是纳粹占领巴黎,以及维希政府的“反动”。他显然和那时独立作战的英国立场一致。美国仍保持中立,而斯大林已与希特勒结盟。悲剧吞噬了欧洲,地平线上见不到一点光明。此刻毕加索的艺术较过往更岌岌可危,当纳粹———如同佛朗哥的党羽———担任艺术的送货员时,他如何能防止艺术的死亡?谁又能保证艺术能在这样的时代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