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开始,韩战使冷战情势更为紧张。毕加索的生活以创作和陪一对新儿女玩为主,特别是克劳德已经长大了,成为歌洛瓦瑟另一位具有自主权的成员。不过毕加索仍关心时事,他为10月在英国设菲尔德( Sheffield)举办的第二届和平大会设计了一张海报,可惜警方阻止他参加。海报中飞翔的和平鸽与第一只鸽子同样美丽,它将行遍全球,并获得费城美术学院颁赠的彭内尔纪念奖章( Pennell Memorial Medal) 。
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很巩固。毕加索本想将《男人与绵羊》的翻青铜塑像放在安提布古堡中展出,后来计划在执行上遭遇困难,他便提议把它送给瓦洛里市,但市政府却为这项馈赠感到不安,结果在法国共产党理事会施压下方才接受。市政府应毕加索的要求,将《男人与绵羊》安置在市中心广场上。虽然他表示希望那尊铜像能让小孩攀爬、小狗撒尿,但基座仍然筑得太高。即使如此,卡萨诺瓦仍代表共产党前来主持盛大的揭幕式,并庆祝毕加索成为该市荣誉市民。他们把一座不再举行礼拜的小教堂交给他,让他随意布置,法国共产党并安排他在11月接受列宁和平奖。
然而到了10月,多列士半边脑性麻痹,政治和谐突然中断。他一直在保护毕加索不受苏联攻击“退化形式主义”的影响。《人道》杂志在11月与12月发动一连串史无前例的宣传攻势,为富热龙即将在巴黎小伯恩海姆艺廊举行的“矿场之国”( Au Pays des Mines)展览造势。
毕加索完全不受干扰。1月12日,他完成《瓦洛里的烟云》 ( Fumées àValla uris) ,描绘窑烟弥漫的城市姿态,另外一张素描画的是一位装备齐全的骑士。18日,他在《韩国大屠杀》( Massa cres en Corée)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张醒目的画是他对遥远战争的切身感受,画一群孕妇、幼童与机器人的战士对峙。不过,除构图极具透明感之外,这幅画完全没有他在《格尔尼卡》与《停尸间》里的个人表记,缺乏内在的力量。他在这里处理了一个主题,却不允许图画为自己发言。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幅画都是一项政治举动。
1月10日,法国共产党在富热龙的“矿场之国”画展开幕当天,宣布这位“反毕加索”的画家为党的指定画家。1月12日发行的《人道》杂志,用整整一页篇幅,刊登这些以不堪的夸张手法描绘的矿工与共和国保安队之间战斗场面的作品。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勒克尔( Auguste Lecoeur)用夸张的语气问:“这样的主题曾经以如此充满勇气的方式表现过吗?从来没有 ”隔天毕加索在瓦洛里的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或许这是刺激他发表《韩国大屠杀》的最后一项催化剂。无论如何,这幅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毕加索接着创作了好几个具讽刺意义的平版画系列:《骑士与侍童》( le Chevalier et le page) 、《骑士出征》( le Départ du cheva lier ) ,以及个别的作品:《侍童的游戏》( J eu de pages) 。法国共产党内部欲将富热龙圣徒化的运动仍在持续中,他们并对任何持异议的批评人士施压与进行制裁。不过党仍在毕加索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庆祝他荣获列宁奖,由莱热代表,向《格尔尼卡》与《和平之鸽》致意。党并趁机发展出一套公式:他们宣称富热龙系在“共产党的战场上”奋战,而毕加索则以“和平游击兵”的身份,在他自己的“战场”上作战。
三个月以后,毕加索于1951年在5月沙龙( Salon de Mai,皮尼翁为创始人之一)中展出《韩国大屠杀》,结果反应冷漠。诚如艺评家米歇尔·拉贡( Michel Ragon)所说,年轻人“对这位据说集艺术史于一身的绝世天才退避三舍……我们必须破除一般大众对毕加索的迷信”。法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拉贡没什么两样,对他们来说,把他们勇敢的中国及韩国同志们比喻成是这些摆出士兵姿态的裸妇与小孩,简直不可接受。海伦妮·帕姆兰描述当该画被运回瓦洛里时,毕加索把它架在福纳斯画室外面,对皮尼翁说:“即使没人喜欢它,它还是有它的特点,不是吗?”
他早已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但因为突发的材料问题,一直延迟到隔年春天才开始创作。一直在保护他的巴黎市警察局长迪布瓦被撤换,取代他的人反对共产党。当时住屋严重短缺,空出来的公寓都要被强制征用,毕加索在博埃堤街的两栋公寓实际上没有人住,警方通知他必须放弃持有。在最佳状况下搬家,对他来说已非常痛苦:仿佛丧失一副框架,一种与特殊空间、环境的特殊亲密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在移动彩画、素描、雕塑,以及大型复杂档案时,肉体与情绪上必须经历的干扰。萨瓦特斯把上述与创作有关的东西都堆进大奥古斯丁街,家具则送进贮藏室。毕加索在拉丁区北端的居吕萨克街( rue Gay-Lussac)租了两栋公寓:一栋给弗朗索瓦丝与孩子们住,另一栋则给伊纳与萨瓦特斯夫妇住。把毕加索不同的居住地点加起来,就可以写一本他的自传。
夏末,他要我去看他,“去居吕萨克街吗? ”我问。“不, ”他笑着说,“居吕萨克街是弗朗索瓦丝的家。”其实我已经猜到了。等到后来他与弗朗索瓦丝的关系结束后,他告诉我,他重新发现了圣特鲁佩斯。“你记不记得在解放后代表共青团来看我的那个小女孩……你认识她的。”其实我哪会认识她呢? 1944年秋天我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度过的。
1951年夏天,毕加索开始和弗朗索瓦丝疏远。他们最后一张出双入对的照片,摄于6月14日,两人以证婚人的身份参加艾吕雅与多明妮克在圣特鲁佩斯举行的婚礼。八天之后,毕加索又回到城中,这次却带着1944年的那位“小女孩”热纳维耶芙·拉波特( Geneviève Laporte)同行。他很过分地要求艾吕雅为他在圣特鲁佩斯物色一栋避暑寓所。
这个城市在他不断出轨的爱情史中,占有几乎是恋物癖对象的地位。
多明妮克不可避免地感到愧对弗朗索瓦丝。每当毕加索开始一段新恋曲,他的老朋友总感到很难堪。
根据热纳维耶芙的叙述：
艾吕雅对毕加索说:“即使你可以随心所欲,也没有一种方法能让你完全满意。”毕加索脸色一变⋯⋯“那我应该杀谁呢?还是这是个自欺欺人的问题?你不管杀了谁,另外两个人都会很痛苦。”毕加索看起来一副可怜相。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朋友并不了解他……他进一步强调:“我本来打算自杀的,她逗我笑。”他不断重复这句话,语调非常痛苦:“笑。你懂吗?笑啊。”艾吕雅尽他最大的力量,温柔地对他说:“就算她逗你哭,她也可以拯救你。”
其实毕加索在这一点上就像西班牙人,特别喜欢提过去的恋曲,我们几乎可以在这些回忆中听到他每一位朋友的声音。的确,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办法,因此那年夏天,他就在圣特鲁佩斯与巴黎两地之间跑。
马蒂斯为旺斯( Vence)道明修女院所作的设计于6月开幕。这个事件引发毕加索的反教会反应,以及若干嘲弄,因为他很清楚比他年长的马蒂斯绝非虔诚的教徒。不过他们俩长期的竞争关系,促使他再度思索该如何把瓦洛里的小教堂,装饰成他梦想中的和平殿堂(这项计划绝对与教会无关) 。
9月,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和热纳维耶芙在巴黎度过,根据后者的说法:“弗朗索瓦丝不断来信,有些是威胁。他把那些信给我看。”10月25日,他返回瓦洛里,在他70岁的生日庆祝会上,收集了一把红色康乃馨,寄给热纳维耶芙,作为“纪念品”。然后他回巴黎,好让弗朗索瓦丝与孩子们可以在那里过冬。巴黎市政府再度威胁要征用他的住处,这一次是居吕萨克街的公寓。他继续忍受政治迫害,而滞留巴黎也未能改善他与弗朗索瓦丝的关系。回到瓦洛里之后,他重拾雕塑,画了一幅 《夜景》,并且为艾吕雅的精装诗选(经过法国共产党编辑)完成石版画 《和平的脸孔》( le Visa ge de la Pa ix) 。
那年冬天,法国共产党的主要政治宣传活动,都在企图拯救希腊的共产党领袖贝洛扬尼斯( Beloyannis ) ,毕加索曾经为他画了一幅《男人与康乃馨》( l’Homme àl’oeuillet) 。贝洛扬尼斯后来被处决;在美国被判死刑的罗森柏格兄弟也危在旦夕。共产党接着开始另外一波宣传活动,这一次是控诉美国人在韩战中使用生化战。毕加索急着想赶回瓦洛里,着手他梦想中的巨型嵌板,无奈必须等待市政府完成初步手续。
在他离开以前,坎魏勒举办了弗朗索瓦丝的首展。她辛苦地企图寻找个人的风格,并博取那些眼里只有巴勃罗的人的认同,使他们俩之间的危机更为严重。
简而言之,毕加索需要热纳维耶芙帮他逃避现实,也需要弗朗索瓦丝,好和孩子们在一起。从4月底到9月初,他埋首创作《战争与和平》 ( la Guerre et la Paix)嵌板,准备的速写笔记很快就被出版,评论部分由年轻诗人及小说家罗伊( Claude Roy)执笔。罗伊当时是共产党员,目击那件作品蜕变成形。这些笔记透露出毕加索受到《韩国大屠杀》失败影响的程度。他重复画了大量素描,企图创造出1951年初那幅画所缺少的个人符号。他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特别是在《和平》的嵌板中,一个小孩引导《游行》中的飞马,正在犁田,而带着荆棘般光芒的太阳,则是《格尔尼卡》与《停尸间》的回应。尽管毕加索全心投入,却仍然无法具说服力地表现生化战的幻影。他心里和别人一样清楚,绘画和潜意识是分不开的。几个月后他完成的《斯大林画像》( Portra it de Sta line)又是一项明证。一年之前,他对坎魏勒说:“在我们这个年纪,手脚还听使唤,等到只能想、不能做的时候,就太恐怖了。我一定要在我还能爬楼梯的时候,赶快进行《和平殿堂》。”那一年的最后两个月间,他享受到完成两幅巨型嵌板的喜悦。
秋天他去巴黎与热纳维耶芙相会。共产党正为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新和平大会准备。他的第一只和平鸽已飞向远方,于是毕加索为这次大会设计一道彩虹与一只不连续的鸽子,像剪纸的拼贴画(也像马蒂斯当时用色纸剪贴而成的作品) ,结果非常成功,神采奕奕。不过毕加索的东家在被由断片组成的鸽子惊呆之余,拒绝了他的这项提案。毕加索尊重他们的意见,又画了一只飞过彩虹的鸽子,并做成蚀版,党的领导人因此认为,他们成功地促成毕加索与形式主义决裂。
11月18日早晨,他受到极大的打击:艾吕雅突然死亡。现在他完全孤独了。艾吕雅清楚毕加索的双重生活,也与他分享过超现实主义及参加共产党的经验。巴勃罗去参加法国共产党大事铺张的葬礼,警方却毫不留情展开他们的骚扰策略,赶鸭子似的催迫仪式快速进行。
值此之际,毕加索跟1935年面临危机时的反应一样,又开始写作。他完成一个剧本:《四个小女孩》( les Qua tres Petites Filles) 。当时对斯兰斯基( Slanskiy)的审判正在布拉格举行,控告方证词十分薄弱(捷克政治家斯兰斯基被控阴谋颠覆共产党政府) ,接着是11个人被吊死的恐怖事件。毕加索走避瓦洛里,完成一套石版画,以无比的柔情描绘克劳德、帕洛玛与他们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在其他的画里则显得严厉而闭塞,如1950年11月间的石版画《灰色背景下的弗朗索瓦丝》( F ranoise sur fond gris) 。弗朗索瓦丝在她196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这个形象发表评论：
毕加索坚持我应该生小孩,否则便不够“女人”,所以我才生小孩。别人或许会认为我因此变得比较像女人了,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完全不在意……无论有时候他让我感到和他相处有多么困难,我总以为那些小事和我们之间的联系相较,微不足道。所以后来我变得满怀怨恨。
又过了两年,她的怨恨与日俱增。弗朗索瓦丝迈入30岁大关,开始担心自己的一生是不是就此毁了,也开始想解放自己———她认为自己还不够解放。毕加索和她是属于不同年代的人,他除了知道他们的夫妻生活已宣告失败,弗朗索瓦丝在瓦洛里独守空闺使情况更糟之外,并不能体会她的幻灭感。1月中他去巴黎,从穆洛那里买来一块拥有一个世纪历史的锌版;这件注定默默无闻的版画《意大利女人》( l’Italienne) ,是里昂画家奥塞尔( Victor Orsel)的作品。毕加索用挥毫的笔触,替这件作品画了另外一个版本,以一位裸女、一名吹笛手与一位牧神装饰边缘,最后再加上弗朗索瓦丝与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
1953年2月,他再度从瓦洛里回巴黎,《蓝色背景下的女人与狗》 ( Femme et chien sur fond bleu)诉说着悲哀。《斯大林画像》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爆发的。其实这项承制专案是共产党为毕加索设下的考验。早在1949年斯大林庆祝70岁大寿时,党即要求他表示敬意;毕加索画了一只持酒杯的手,并题字“祝君健康,斯大林同志”。这样亲昵的口气,使党中保守人士大为震惊,可是又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死讯传出的那天早晨,一周前才成为《法兰西文学》编辑的阿拉贡,兴办了三年《今夜》而徒劳无功的我,一起发电报给毕加索,请他“斟酌行事”。
当他要求我们寄给他一组斯大林的照片时,我已经开始怀疑他是否能够过关。他挑选了一张斯大林摄于1903年的年轻照片,然后寄给我们一张素描。他修饰这个陈腐题材的手法,与他简化奥塞尔《意大利女人》的方式一样。
这张素描在最后一刻: 11点30分抵达,占据那份周刊的中页。杂志在3个小时后印出,《人道》与《法兰西文学》共用的办公室立刻掀起一阵骚动,成千上万为一名耆老哀悼的人,认为这张突然恢复青春的画像是一项大不敬。当时《真理报》与《人道》杂志正严密注意任何阴谋行动(最新事件是“医生阴谋”:一群医师被指控企图刺杀苏俄领导阶层) ,他们认为毕加索的《斯大林》看起来很残酷,是以“布尔乔亚”的观点看他们的领袖。毕加索当然没有这个意图:那张素描是他潜意识中的选择。
那张画像遭到法国共产党正式的谴责,“但我们绝对不怀疑伟大艺术家毕加索的忠贞,他认同劳工阶级的心理众所周知”。
这种声明比直接的诋毁更可怕。三十年前毕加索曾对泰希亚说过:“艺术里最丑陋的东西,就是‘乞君笑纳,不胜惶恐’等字眼。在整个艺术史上,它们曾经玷污最好的作品,因为它们意味着全面的臣服。”
现在他自己的党给他正是这样一记低手打击,正中了当初痛恨他加入共产党那些人士的下怀。他躲避群集在瓦洛里的记者,拒绝讨论他所谓的“家务事”。他的献艺不受赏识,这样的处境他屡见不鲜。
法国共产党强迫阿拉贡发表一系列谴责甚至诅咒毕加索的档案信件。其中一封有富热龙的签名,宣称他将拒绝让“这张所谓《斯大林画像》的画”,参加他为讴歌马克思举办的画展。共产党审检了发自莱热的一封电报,以及其他所有表示支持的信件。阿拉贡派我去瓦洛里见毕加索,让他对这份刊物先有心理准备,并且告诉他我们绝对站在他那边。弗朗索瓦丝显得落寞,气我们,也气那张画像,而且怨我没有去看她的画展。
隔天早上,毕加索才从圣特鲁佩斯赶回来,或许这正是他们俩关系吃紧的原因。她立即带着孩子回巴黎,她将为沙拉( Jeanine Charrat)的芭蕾舞剧制作布景及服装。我和毕加索共度的那几天,歌洛瓦瑟古堡门可罗雀,访客只有雅克·普雷维尔( Jacques Prévert)与达尔萨斯大夫 ( Dr. Dalsace)两位,后者自从坎魏勒艺廊拍卖会之后,搜集了毕加索一些极好的立体主义画作。我们一起阅读阿拉贡在4月9日出版的自省文章《大声朗读》( To Be Read Aloud) 。这一次与毕加索作对的,并非他所谓只是一时脱序的社会写实主义,而是后来被称之为“伟人崇拜”
与法国共产党一切令他想避而不谈的特性。连带地,他开始怀疑自己在1936 —1937年间与艾吕雅齐心信仰“艺术即使不能为革命本身服务,也可以为人民服务”之后的一大段生命。艾吕雅死得其时,而弗朗索瓦丝已离他而去,他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会回来。
讽刺的是,“立体主义, 1907—1914”展览,于1月30日在国家现代美术馆揭幕。自从1916年被大部分人忽视的那次展览之后,这是《亚威农姑娘》首次在法国展出,而且展出地点还是美术馆。结果再次彻底失败,明白显示巴黎对现代艺术的一般态度与民众对现代艺术史普遍的无知,特别是共产党拒绝接纳或承认毕加索艺术历史的态度。这一段历史在战后终于首次展出,而且回顾展的作品安排十分完美,可惜展出地点在意大利:先是罗马,继之米兰。另外一项作品较少的展览接着来到法国,却在里昂举行。整体来看,虽然不了解毕加索或对他有敌意的人仍然很多,但欣赏他作品的人也在逐渐增加。他感到颇安慰,虽然年满72岁,却仍然走在时代尖端。而且考量全局之后,我们发觉《斯大林画像》的危机,对他其实利多于弊。至少他不再只是个历史纪念碑。
多列士经过在苏联接受的为期三年的医护休养之后重回政坛,他给毕加索一个讯息,表示他不赞成党对《斯大林画像》的谴责,毕加索十分富有哲学修养地接受了。考虑到政治外交的因素,多列士的意见直到 1952年9月才对外公开。
那年夏天,毕加索开始认真思索莱里斯所谓的“基本探索”。他雕塑修长、风格独具的人物,然后加以彩绘。等弗朗索瓦丝度假回来之后,他以她为模特儿———这次她成熟而丰腴———完成数个头像与胸像。为了寻找新题材,他接受赖瑟梅( Lazerme)夫妇(马诺洛夫妇的朋友)之邀,前往佩皮尼昂。塞雷市共产党政府想留他在那里定居,特别为他举办一次庆祝会。他观赏了在柯伊乌贺与佩皮尼昂举行的斗牛赛,经常往返于瓦洛里与那处法国的加泰罗尼亚之间。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他得坐好几个小时的车走这段路。朋友们也常来看他,特别是莱里斯夫妇。他与弗朗索瓦丝的关系每况愈下,热纳维耶芙·拉波特不在身边,他受到马诺洛夫妇的养女荷希塔( Rosita)的吸引,又对女主人赖瑟梅太太情有独钟……种种因素都使他十分困扰,犹豫不决。在创作时,毕加索是决断力的体现,但在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里,他也和张三李四一般自我矛盾,拿不定主意。然而生命不像一幅画,可以随意修改,他最后还是回到瓦洛里。
9月30日,弗朗索瓦丝带着孩子回巴黎,并为他们在阿尔萨斯学校 ( cole Alsacienne)办理注册。他们分手已成为事实。或许他一直到最后关头,仍想挽留她。弗朗索瓦丝在离开时对他说:“你知道吗,或许我曾经是爱的奴隶,但我并不是你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