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不同凡响的技巧，并不妨碍他的天才。
于勒·勒纳尔从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二九年，雨果写得很不少，学得也很不少，又有着相当的创造。衡量他在当时的艺术领域内所获得的巨大成果，仅仅关注作品发表的日期就大错特错了：《颂歌集》（一八二六年底），《克伦威尔》（一八二七年），《东方集》（一八二九年）。许多时候他会将一篇作品放上两三年，比如他一八二六年写的诗也包括在《东方集》里。《克伦威尔》里那首令人赞不绝口的《弄臣之歌》，曾在《颂歌集》中当作卷首题词。所以最好是指明他探索的过程中所贯穿的一条总线。
这段日子，他明白自己游刃有余，诗歌对他而言变成了一种精美的游戏。
官方赞许的《颂诗》所可以给他带来的一切，他都已如愿以偿。而今他拥有了一批读者群。出版商拉伏卡卡刚因为他的《杂诗集》而支付了四千法郎。
他的数次远游，诺迪埃的对话，以及对十六世纪诗人所作的探究，一边启迪了他对德国和苏格兰“歌行”的注意，进而写出了《鼓手的未婚妻》及《两个弓箭手》；另一边，又启发了他对炫耀技巧的爱好。他写了一些幻想曲，正如他以后所言，是一些“吉他曲”。政治和宗教上的意义在当时他所写的作品中并不占重要位置。他已经疏远了自己在一八二四年时曾拥护过的思想，即任何作品都应该站在拥护君主政体或基督教立场上。但如下这首诗歌仅仅是令人向往而已：
当夕阳已经西下，你出门看看机会，到处走走。
小心不要失足，黑夜里大地处处夜色茫茫。
狡诈成性的海洋，让迷雾纷纷扬扬，罩住沙丘。
你瞧，更远的天边，竟没有一丝人烟！
一丝也没有！
小偷们紧紧尾随你。
这种事件在夜里经常发生。
森林中的个林妖经常会对我们心怀忌恨。
她们到处游荡。
如果谁和你遇见，你就忧伤。
小林妖们都很淘气，皓月之下即将一起翩翩起舞⋯⋯诗中有着强烈的音乐性。常常，他就这样派遣自乐（《城堡卫戍官出猎》）：
在八页多的内容中，在每行八个音节的诗句里，将一个单音节词交叉出现，作为对应：
伫立于圣哥特弗里德阴暗的墓地，卫戍官的述说终于结束，很严肃⋯⋯偶尔，他会用三个音节的诗句写出一首很长的“歌行”（《约翰王的比武》）。这是不是可以从中看出：技巧精湛？是不是更应当说，这真是非凡的技巧，是以超人的轻松自如完成的绝招？
雨果在劝告一位青年诗人维克多·帕维时说：“对用韵的丰富要十分认真，诗韵丰富是我国诗歌最大最优美的长处。尤其要全力以赴，要把自己的思想固定于整洁的诗节这种模式之中⋯⋯”他接着认为，这是探索了我国抒情诗的特证之后，不管研讨的正确与否，所获得的硕果。一个世纪以后，其余的伟大的法国诗人警诫大家：一旦有一个触动灵感的词出现，就是美的因素；并说，我们的语言重音尚不明显，这意味着找到更准确的节律和整齐的韵脚；最后还认为，诗中最重要的是音乐。雨果的上述想法和他们是不谋而合的。
在悄然有序的《颂诗》之后，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变比。在《颂歌集》出版之后（一八二六年），拉马丁从佛罗伦萨写信给他：“我想以一个朋友的名义对您重提一个严厉的劝告：不要追求哗众取宠！⋯⋯您仔细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并不是您所要得到的⋯⋯”，《环球报》是一份沉稳，有头脑的报纸，一直到那时对维克多·雨果都没有多少好感。作为自由派的报纸，又报道国际文化界的消息，曾对《法兰西诗神》以及沙龙式的天主教色彩很讨厌，并时常大为光火。但是《环球报》社长保尔一弗朗索瓦·杜布瓦，是一个教授和专制的，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的新闻记者，在被领到索菲·盖伊所谓的“天使维克多”家里去过之后，发现自己被这对年轻夫妇迷住了：“在沃日拉尔街，在一家小木匠作坊的夹楼上的一间不算太大的客厅里，我遇见了一位青年诗人和一位年轻的母亲。母亲的胳膊里摇晃着一个才几个月的小生命，她教他把小手合起来，向着几幅拉斐尔的木刻圣母像和孩提时代的耶稣像做祷告。虽然这种场面在事先有些安排，却并不矫情，那份真诚使我感动，也很愉快⋯⋯”，雨果呢，也向杜布瓦这位《环球报》的社长表达了“真正和诚挚的好感，这种感情是我在您身边度过的虽然短暂却使我感受到的⋯⋯对于沃日拉尔街这个“神圣家族”，杜布瓦很有好感。《颂歌集》出版之后，他将此书送给了夏尔一奥古斯坦·圣伯夫，这位他从前在波旁中学时的学生，如今是《环球报》的一位批评家。他对他说：“这是那个叫做维克多·雨果的小子写的，很有才气⋯⋯我知道他，有时还看见他。”圣伯夫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篇文章赞扬雨果，在文章中他也理智地提醒作者，要注意不要太放任自己：“诗歌和其他的东西一样，没有比勉强自己更危险的了。
如果大家对此熟视无睹，它就会毁掉一切。由于勉强，许多应该是独特和新鲜的事物会搞得十分古怪，而精彩的对比会流于矫柔造作的反衬。作者如果刻意追求优美与朴实，就会落得做作和简单化的下场。他只是专心追求英雄气概，那么会显得大而无当。倘若以后真想越大越好，终将少不了幼稚可笑⋯⋯这位比诗人还要小两岁的批评家，学识渊博，善于掌握尺度，是当代思想最深刻的才子之一。他有着细致入微的鉴赏力，判断准确的天赋。他身上残存的基督教信仰和由于科学研究所形成的现实主义与怀疑的精神在进行搏斗。他既是抒情诗人，又是实证主义者，只向往一种幸福——爱情，而且时常因为未能激起爱情而烦恼。相对于优美的语言，内心世界更使他怀有兴趣。
他喜欢那种“象火一样、形象跃动、和谐有致的风格。”可他在《颂歌集》里尤其赞颂的，是部分几首维克多·雨果不以技巧为目的，而是为他心爱的人所写的，发自内心的诗歌。”请大家尽情想象一会儿爱情中最完美的内容，婚姻里最贞洁的内容，以及在上帝俯视下两个灵魂汇合时最神圣的内容；总之，让大家向往着一种乘着祈祷的翅膀朝天国飞向的销魂时刻。纵然这样，在《还是对你说》与《她的名字》这两首韵味深远的诗篇中，人们还是不曾将雨果先生所抵达的梢纵即逝的境界想象出来。仅仅说出这些诗歌的名字，就足以让诗中那种含蓄而细腻的情感黯然失色了⋯⋯”真的，这些诗情深意长：
我爱你，如同爱重于生命的亲人，如同从前的母亲，说着有远见的话，如同弱怯的姐妹，对我小鸟依人，如同晚年得子，分外珍惜和怜爱。
唉！我爱你如此深沉，说起你，我就禁不住泪如雨下⋯⋯人们可以知道，在一八二七年一月一日，这对年轻夫妇在一份从来严厉的报纸上，看到对他们心中报为珍惜的诗篇所说的这些赞语时，心里有多么高兴。有所保留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语气足够友善，并且是恭敬的。歌德读了此文，也没有看错。他在一月四日对艾克曼说：“维克多·雨果是一位真正的才子。德国文学对他有过影响。只是，古典主义的学究作风削弱了他早期诗歌的价值。但是现在他得到了《环球报》的支持，也就是说，他成功了⋯⋯”——真是英雄识英雄！
《环球报》的这篇文章署名为S.B.。维克多首次写信给杜布瓦问谁是 S.B.，第二次写信向这位社长致谢。
一八二七年一月四日，维克多·雨果致保尔一弗朗索瓦·杜布瓦：“我以为杜布瓦先生的工作极其重要，纵然我要表白自己的感激之心也不敢冒然打扰。但如能有幸向先生致谢，则不胜荣幸之至，先生也一定是会俯充的。
恳请告知圣伯夫先生的地址，我想面陈我对他大作的感想。即使在他的大作中有些想法和我不一样，甚至有损我的自尊心，可语气是崇高、真挚而善良的，这使我十分愉快，并足够让我理解到他的宝贵建议，纵然这些建议没有因为其杰出的才华更被人所赏识也罢。
“在我有机会向圣伯夫先生当面说这些话之前，敬请杜布瓦先生代我转致深切的谢意。请他同意我向其本人表示：初识即有好感，使我引以为荣，也使我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这样的人不多，他乃是其中的一位⋯⋯”
杜布瓦回信说：“他就住在您家不远，沃吉拉尔街九十四号。”于是雨果便兴冲冲地去拉响这位邻居的门铃。圣伯夫不在家；但他次日旋即回访了雨果夫妇。他们看到的是一位害羞、瘦弱且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说话有些口吃，有着一个长鼻子。他棕红色的头发，和同肥硕的脑袋相比身材显得过分小巧。但他似乎并不因此自惭形秽。他的五官其实并不丑陋，甚至还有些讨人喜欢。应该说，才情使这张脸显得神采奕奕。当圣伯夫摆脱拘束时，他说起话来是娓娓动听的。他说话总是说一半，仿佛他“话一出口，就会觉得厌恶而不愿说完”似的。可他的思想实在准确而深邃。
当时主要由雨果在说。圣伯夫侧耳倾听，“被才气横溢所深深吸引住了”。
他偶而看看雨果夫人；她坐在那儿，非常漂亮：
穿着清晨的便装，光艳迷人，那么自然，她看人的目光使我坐立不安。
我，将眸子从她脸上移开，我又害羞，又困窘，头上沉浸着阳光，洗耳恭听诗人，他作的长篇大论，而后滔滔不绝，并一直汹涌流淌⋯⋯年轻的妻子，站着被锁链拴住；我想这惊涛骇浪中什么最配合默契，可以同海边的这棵棕桐树连于一体？
她听得全神贯注，继而有些疲倦，她那似有似无的思想逃离了岸边。
她的纤手在为家务事而忙碌，可是天上的云车却把心灵带向远方。
在我离去时对她频频再见了三遍，她要不是他告诉，肯定什么都无法听见。
圣伯夫第二次登门。雨果所说的一切，象韵律、色调、想象、节奏以及他的诗歌理论，在这位听得入神的青年批评家面前，展开了一片新天地。那时他正从事写作十六世纪诗歌的概况。他听了雨果的谈话之后，为他在风格及语言构思方面打开了清晰的思路。第二次拜访后，他将自己悄悄写过的一些诗歌送给雨果看。这些诗歌和雨果灿烂夺目的作品一比较，相形之下就相形见拙了。但它们也并非无可取之处：风格清新，内心感受优美自然，而雨果又是个能真正赞赏精品的人：“先生，请速来，您的佳作拜读，并引为知己，我要向您表示感谢⋯⋯”圣伯夫说，从此刻起，“我已走到以他为首领的浪漫派一边了。”他来的时候是批评家，出门却成了弟子。“雨果读过各种各样的书，记住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常常带着卖弄的味道向人们展示他的知识⋯⋯”但他擅长于赞美，所以被公认为盟主。《环球报》评道：“如今的文学是雾月十八日的前夕，但波拿巴在哪里只有上帝知道⋯⋯”上帝知道这一切。
这一年来维克多·雨果在写一部戏剧：《克伦威尔》。他从来就喜欢戏剧，并且从孩童时代就尝试写剧本。他把凡是有关奥利弗·克伦威尔生平的书全部读了一遍，将近有一百本。一八二六年八月他开始动笔。维尼的朋友泰勒，被查理十世封为贵族，做了法兰西剧院的王家督察。他曾问雨果怎么可以在戏剧上毫无建树，雨果便提到了《克伦威尔》。泰勒请他和塔尔马一块儿吃饭。诗人向塔尔马解释了他的想法：用正剧取代悲剧，用莎士比亚取代拉辛，风格和情调多样，既有英雄气概，又有世俗风情；取消大段的台词和只求效果的诗句。“啊，说得太对了！”塔尔马说到，“不要华丽的诗句！”
但是当年塔尔马就过世了。剧本写得过于冗长，演出似乎没有可能，或者说遥遥无期。维克多·雨果打算把《克伦威尔》用朗诵的方式在朋友中传听。当时正好盛行朗读作品。大伙儿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十七世纪的“女才子”时代。昂塞洛夫人回忆说，每当念完一首颂诗之后，人们便显得很冲动，向诗人走过去，“紧握他的手，仰首朝向天空”。瞬间寂静以后，人们听到：“大教堂！——尖形拱顶！——金字塔！”紧接着是一会儿深沉的静默。。在塔斯蒂夫人家里念了一段《克伦威尔》之后，雨果邀请“圣伯夫先生”在一八二七年三月十二日来寻午街富谢夫妇家里倾听全剧的朗读。“人人看到他之后都很高兴，我更是这样，他是我肯定要挑选的听众之一，我十分愿意听到这些人的高见⋯⋯”
和每次情况一样，朗诵极其成功。而且这次的成功是真正的成功。一些场次中喜剧性的诙谐，新鲜的用词，四个弄臣仿莎士比亚式的戏谑，都使《克伦威尔》成了一部杰出而独特的作品，实在值得上演。维尼对作者说：“《克伦威尔》令当今全部的现代悲剧都黯然失色。该剧一旦登上舞台，便会使舞台经历一场革命，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第二天，三月十三日，圣伯夫写了一封信给雨果，这是一封重要的信件。他在称赞这部动人的“悲喜剧”的同时，也有所非议：
“所有批评一言以蔽之，即是我曾斗胆向您提过的：毫无节制、滥用才华，请允许我借用两个字：过火。您剧本中的严肃部分使人惊叹不已。不管是信笔写来也罢，倾尽全力也罢，都毫无益处，您对主题的发挥总是无法越出崇高的境地。在接待各国大使的招待会那一场次，第二幕中紧接招待会的那两场，克伦威尔在与罗伯特·威利斯爵士会见后的自白；第三幕中内务院及弥尔顿跪在克伦威尔脚下的场面——这些都不错，很美，差不多每行诗都使人情不自禁拍案叫好。所以我主要是对滑稽部分提出一点看法。把滑稽部分和使人恐惧的主要情节汇合、交叉在一起的念头是美的源泉之一，这你已充分使用了。对比法产生的效果越大，使用就更应该节制。我觉得您已经超过了限度，特别是“旁白”很长，也很多，我认为可以稍为含蓄一点：滑稽的模仿应该有些限制，只要暗示一下就一目了然了⋯⋯我不喜欢的是过分，是“细节”，只是细节。说老实话，昨天有一阵子，我对这些作品感到有些失望。可您不要误解以为它们“使我感到无聊”。您作品中没有任何让人觉得无聊的地方。但这些东西使我不快，让我心烦意乱。我真不能大声地对它们叫道，犹如克伦威尔生气时对他的弄臣们说“安静！站住！走开！”对不起，亲爱的先生，原谅我的这种放肆无礼。不过我妄自尊大之处越少，越可以得到谅解⋯⋯ “我多么无礼，您的作品如此美不胜收，可我竟然这样评头论足，这是我很过意不去的回报。对您的风格禁不住再说一句：它确实优美，特别是在剧本的严肃部分尤其如此。但在其它方面，形象稍为外露了许多，蜂涌而来，有时显得怪诞⋯⋯您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重目标：既做高乃依，又做莫里哀。
高乃依您如愿以偿了，但莫里哀却没有。倒不如说更象是勒尼亚尔，特别是象博马舍。您的剧本中有着浓重的《费加罗的婚礼》的味道，⋯⋯”
两种相反的气质充分显现出来。雨果精力充实，不会也不应放弃向顶峰的攀援。圣伯夫敏感纤弱，只会在“平稳的山坡”上喘息。他心中所理解的浪漫主义，犹如他理解的其他事物一样。但在他的思想中却把“一出滑稽模仿的通俗喜剧”和这一伟大剧本联系在一起。他对自己的激情永远是一个警醒而严肃的见证人。“我属于古典派，”事后的某一天他承认说，“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就是有一定程度上的非理智、荒唐、可笑或趣味低下，这足以让我对一部作品感到寡然无味而将它抛掉。”雨果天生是个诗人，他感觉到由韵律、节奏所暗示出来的思想的价值，这就如米开朗琪罗从大理石中暗示出来的形象的价值一样。圣伯夫做为散文家，信奉思想与思想之间必须有一种逻辑的联系。因此，他的诗句从未有过这种有节制的迷狂——即诗歌。雨果则更为全面，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去顺应散文的需要。《克伦威尔》的序言充分说明了一切。
序言写于剧本之后，它得到空前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对于雨果来说，序言就算是一种抉择和信心。雨果被许多恼火而愚蠢的古典派纠缠个没完，干脆就站到叛逆者的最前沿。
他不再象在一八二四年那样认为：“究竟是浪漫主义，还是古典主义更重要呢？”他在创造“他自己的”浪漫主义，为自己的浪漫主义提出一种理论。必须恢复语言的本来活力，恢复“古代作家直率、厚重的风格”，消除德利尔的影响，重返马蒂兰·雷尼耶的道路上去，戏剧必须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因为此乃一切现实的基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应该是既有冲突又密不可分的，从而使人得到强烈的感受。“黑暗”与“光明”，“地狱”与“天堂”，同样这样。雨果头脑中萦绕的是摩尼教的二元论。他后来的错误，和原始民族犯的一样，是企图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体现崇高和可笑。他眼中见到的都一清二楚，由此出现了他笔下那些奇怪的人物。
这种类似于《冰岛魔王》的幼稚性之于《克伦威尔》的影响也不小，但剧中雄浑的诗句的气魄却是无以伦比的。
然后时代在弘扬气魄。怎么可以想像，在帝国的咚咚鼓声中成长的年轻人，会喜欢思想保守的颂歌和新古典主义的悲剧呢？一位年轻的上校对斯丹达尔说：“从俄罗斯战役之后，我感到《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就不是如此杰出的悲剧了。”观众已由一个新的阶级组成，而不仅仅是“上流社会”
的人。新生的阶级不害怕过激的行为，并且“日益期待着强烈的刺激”。
在一八一六年，人们也许还相信路易十八就是自由；可在一八二七年，大家就不能想象查理十世是本世纪的精神。维克多·雨果开始清楚，政治上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在他母亲及富谢一家的影响下，宗教上接受的也不是他心目中的神学。圣伯夫和《环球报》的那些新朋友们向他宣传一种反对王朝的自由主义。雨果将军呢？则向他敞开历史的另外一个面目，让他成为了波拿巴主义者。他敬仰伟人，但怎么又不知道，在比如拿破仑这样的一生中就充满了诗意呢？
一八二七年，有几位帝国元帅应邀参加了奥地利大使馆举办的一次舞会。一位帝国元帅把自己的姓名告知执勤官：“塔朗托公爵”，执勤官通报：
“麦克唐纳元帅”。另一位元帅说：“达尔马提亚公爵。”执勤官通报：“苏尔特元帅。”⋯⋯“特雷维佐公爵。”“莫蒂埃元帅。”⋯⋯“勒佐公爵。”
“乌迪诺元帅。”欧洲力图将法兰西的胜利从历史中一笔勾销，元帅们坐上自己的马车中途退场，因此在巴黎引起了群愤。雨果将军伯爵的儿子理所当然地感到自己蒙受了侮辱，立即写出一首《旺多姆广场铜柱颂》：
当心！——法兰西的新时代在来临。
她尚未彻底死去，怎可以受人如此欺凌！
各种党派根除恩怨，不管谁胜谁负。
为报仇雪耻，人人勇敢，人人战斗，人人准备好，把战刀擦拭得锋利，旺代的磨石就是拿破仑⋯⋯让奥地利跪下将你们上下围绕，踏过它王冠的是法兰西两位伟大的人！
历史翻开先贤录，从祖庙中捧出查理大帝的统鞭和拿破仑的马刺。
这一只日耳曼秃鹫早就死去，两脸被踏过的痕迹清清楚楚⋯⋯我是保持缄默？！还是离开家门出于萨克森的骄傲，在沙场上献身！
我曾追随胜利的大旗处处欢跃！
我曾在号角声中时断时续地痛哭！
剑柄上的银饰是我最初的军鼓！
当我还在孩提时代，就注定是一名士兵！
不可以，兄弟们！不可以，同胞们！
我们都是军营中长大成人的豪杰。
是被驱出高空的雄鹰，只可以要和平。
但至少，我们要承继祖先的荣耀，反击侮辱，保护好家园，无愧于父兄！
我们是一代骄傲的卫兵！
事实上，除了以前在王家科西嘉军团的花名册上仿佛游戏一样登过记之外，他队来没有参过军。但他喜欢以这种身份自居。年轻人受到感动；只发一半薪水的军官们大声叫好；波拿巴分子和自由派赢了。“我们的想法现在成了他的想法，他的信仰成了我们的信仰。他对奥地利的冒犯感到耻辱，他为国外的威胁所激怒。每当他仁立铜像之前，唱起神圣的赞歌，这赞歌就使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回想起以前在热马普反复唱过的这一乐章。这首副歌和这些合唱⋯⋯”《克伦威尔》的序言将他领上了浪漫主义一派理论论坛上的领袖地位。《铜柱颂》使“环球报派”和他站在了一起。在文学帝国中，诺迪耶的摄政时代宣告结束，从拉马丁—维尼—雨果三驾马车执政中，雨果分离了出来，成为首席执政。雨果将军的儿子接过了“青年法兰西”的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