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我这个人都恨得咬牙切齿……
维克多·雨果一八三二年。虽然维克多·雨果才三十岁，但是悲伤和斗争已经给他打上了烙印。面颊丰腴，身材肥胖。他身上再也看不到新婚后那征服者的神情，和十八岁时那天使般的烙印了。帝王味加重了，权威中的骑士调减少了。但在并不少见的快乐时刻，一种开朗的迷人神情又重新显现。目光转向内心世界，时常凝神沉思。后来雨果写道，在他身上有四个“我”：诗才奥林匹欧，情人赫尔曼，欢笑的玛格里亚，战斗争伊耶罗。他是喜欢战斗的，但他需要有人在战斗中支持他的感觉，但他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圣伯夫心怀恶意地观察，等候时机。拉马丁则始终保持距离，加上一八三二到一八三四年间他在东方旅行。文社觉得自己被别人忘了，所以有些酸溜溜的。雨果在青年时代潦倒时，圣瓦尔里和加斯帕尔·德·帕斯以前对他很是照顾，现在抱怨他们被一些新朋友取而代之。被雨果和圣伯夫嘲弄地称之为“绅士”的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无法承受过去曾是“亲爱的维克多”取得的成就。《双世界杂志》谈到雨果：“小说，戏剧，诗歌，今天没有一个不是属于这位作家的。”此时，“亲爱的阿尔弗雷德”抗议，并要求更正。当时圣伯夫向雨果发誓，维尼的名字将再也不会在他的文章中出现了。后来这个诺言并未兑现，并且开始便不该发这个诺言。
假如说朋友在一个一个地疏远，敌人却在一个一个地增长。居斯塔夫·普朗什以前很友好，现在则有了敌意。雅南、尼扎尔对雨果紧追不舍。人们也许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他一向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作家，也是一位乐于助人的正直的同行。但是他近来几年取得的成就，已超出了竞争者的自尊心所能忍受的限度。从《巴黎圣母院》、《艾那尼》和《秋叶集》问世以后，因为拜伦已长眠地下，而歌德和沃尔特·斯科特行将就木，拉马丁和夏多勃里昂销声匿迹，他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头号作家。这根本无法使别人感到快乐。
“任何诗歌和他的诗歌一比，顿时相形失色。”无论是散文或诗歌，他的句子有“大胆的顿挫”，有着钻石般的对称。在他之前，语言平庸无奇；但他却用有棱角的字眼，用明的有力对比令语言活泼生动。他只是有些超过了限度。他的自信和他的自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就像是“意识到身负神圣使命”，他把自己尊称为“一座活生生的神殿”。
在《玛丽蓉·黛罗美》的序言中，他嘲讽那些声称当今不再是天才的时代道：“让他们去说吧，年轻人！若是有谁在十八世纪末说还有可能出现查理大帝式的人物的话，当时的怀疑派肯定会耸起肩哈哈大笑的。到十九世纪初，大家经历了帝国，又有了皇帝。查理大帝之后有拿破仑，为什么莎士比亚之后就不会有一个诗人呢？……”大家猜得出他想到的诗人是哪一个，并且他也有权利去想。但是同代人却责备指摘这种傲慢态度。年轻的尊敬雨果的安托万·丰塔纳诧异地听他说：“若是他知道不该出人头地、一马当先的话，他明天将去改当公证人了。”实际上仍是那句话：“我要成为夏多勃里昂，别无他志。”那是十五岁时，他在笔记本上偷偷地写下的，但现在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说，于是这种话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到处传播。
“我错把一个爱嫉妒的人当成朋友。他对我不怀好意，由于这种敌意来自悠远的手足之情，所以隐蔽得严严实实……”圣伯夫的情况却很奇特。他在文学方面虽有保留，但在公开场合却俨然一位盟友；但在为人方面，他却背叛了雨果，用感情冲动为自己辩护。他不去雨果家的时间，仅限于一八三二年春，小夏洛患了霍乱，或是大家认为是得了病，他才派人去打听“这亲爱的一家”的消息。但是他和阿黛尔却偷偷地幽会。
圣伯夫致维克多·雨果夫人：“我亲爱的阿黛尔，昨天你是多么美，多么温柔啊！在小教堂角落中渡过的半个小时，将在我身上留下甜蜜的永恒的回忆。我的朋友，我已有十四年没来这里了。十四年前，我也是怀着同样十分愉悦，十分强烈的激动心情来到这儿。当时是我来巴黎的第一年，我非常地虔诚……啊！我的朋友！时隔十四年，我并没有虚掷光阴，因为我重又坐到原来的椅子上，并且几乎是在原来的立柱旁，而且心头更加虔诚，更加愉快，被人如此温柔地爱着……”
原因是他继续在那种通奸形式的爱情上涂一层淡淡的神秘色调。既出自天生的气质，也是为了取悦阿黛尔。他把他的艳遇写了一部小说—《情欲》。
为写此书，他读了一些惩恶扬善的作品。雨果严厉地管着妻子，但进攻总是胜于防守的：
像个武装的小偷，嫉妒者徒劳巡守。
我比他更有耐性，要胜利先要等待。
我这拼命的斗士，忠于自己的岗位，日复一日月复月，一动不动躲起来；她也在家中窥伺，感到他守在周围……
无从得知圣伯夫是在那一年或是下一年在家中接待阿黛尔的。虽然他的正式住址是母亲的家，起初在田园圣母街，后来在蒙巴那斯街，但是，为躲避服兵役，并且更自由些，他住在商业大院中一座可怜的“鲁昂公寓”中。
他用假名租了个月租二十三法郎的小房间。
像去年一样，雨果一家在石居城堡渡过了夏天。路易丝·贝尔坦小姐在搞音乐。她唱着：“永不去这好地方”，或者“弗比斯，时光向你召唤”。
她取材《巴黎圣母院》写了一部歌剧《爱斯美腊达》，并要求雨果马马虎虎地为这出戏写几句诗。蒂蒂娜活泼，用功，温柔，很讨父母和主人们的喜爱。
光明的乐土啊！听不到“任何嘈杂的人声和城市的喧嚣”。诗人对于这种静谧特别高兴，那时他正“因喜欢孤独，也因为性格忧郁”而回避着人群。他描写阿黛尔道：“我妻子每天步行两法里，她明显地发胖了……”一个女人每天走上八公里，并感到很舒服，这件事肯定涉及感情上的原因。很有可能，这种大有益处的散步把她带到了皮埃弗那座小教堂中去会见圣伯夫。
圣伯夫在一篇名为《内心的小说》中写道：“任何对爱情有主见的女人，假如初恋萌发得比较早的话，很有可能她会萌发第二次爱情。十八岁时的初恋，假定它十二分强烈，又有十二分的机会去充分发展，那么初恋不会持续到二十四岁，接着出现一个间歇期，其间又酝酿新的激情……”他在给阿黛尔上课呢。但是对于雨果，他继续发表一些捧场的文章，并和他通信，并组织对宣布了戒严令的政府的一次抗议活动，信的结尾是：“我爱您。”雨果在自己信中的签名是：“您的兄弟维克多。”两人都清楚他们做的事，并且都把这种友谊的硬币当作能花的一点钱。
一八三二年十月，雨果一家再次搬家。他们在王家广场六号，位于盖梅纳公寓三楼的地方，在七月间租了一个大套间。这是一幢建于一六○四年左右的非常气派的住宅，面朝巴黎最漂亮的一个广场：粉红的砖墙，葱郁的草木，带有阁楼的青石板屋顶。房租很贵：一千五百法郎，房间却是很宽敞。
雨果一直热衷于搜集旧货，他用红色绵缎把房间四壁装饰起来，摆满了有裂痕的小碟或花瓶，哥特式或文艺复兴式的家俱，还有他那群普通画家的画和威尼斯吊灯。这时候，这些房间还颇有些王家气派呢。
第二年夏天，当雨果夫妇在家中招待朋友和敌人（往往是同一批人）时，窗户洞开，一间间客厅中灯火辉煌，粉肩袒露的年轻女士在窗口笑容灿烂，好一派迷人的景像。即使兵工厂街的客厅也相形见绌了。阿黛尔是个妩媚动人的高贵美女。她招待客人要比善良的诺迪埃太太的周到。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补偿了饮料的平常。上她家只能带“整个大脑，而把胃口留在前厅”。
雨果要负担一个九口之家，家庭的每月伙食费需五百法郎；另外，还要拿出一笔钱来改善欧仁的命运。但一切的经济来源于他的笔杆。但圣伯夫，虽穷得叮响，却在他们搬家不久便在不远的圣保罗公寓又租了一个房间。阿黛尔可以毫不费力地步行去那里。
虽然他们的广场和住所气派华贵，但经济上却并不怎样理想。雨果爱说：
“我们这些人是圣安东尼郊区可怜的工人啊。”有可能是装模作样，不过却是真诚的感情。因为他尝过穷困的味道，听以他理解并且同情穷人。成功并未让他心安理得。一八二八年，他发表了《死囚末日记》，一八三二年，发表了《克洛德·格》。两部书的题材相同，都是关于不公平的判决和抨击一个为权贵和富人建立的法律。他童年时见到的流放犯仍在他脑中萦回。他向往写一部叫《贫困》的小说，特别写一个受到追捕却又情有可原的犯人。从那时起，他便物色一个超绝的主教作原型，并且对迪涅的主教——米奥利斯主教大人作了笔记。他是一个圣人。雨果的愿望是成为穷苦人的辩护人，成为一位社会问题作家。令人奇怪的是，与此同时他又想发财，和出版商签合同时拼命地讨价还价。为了四个孩子的前途，他必须有钱。以前，正是穷困教会了他点滴不漏地，兢兢业业地算帐。他小心翼翼地做任何事。丰塔纳对他的刮胡子方式最恼火：“看着他磨剃刀时那股慢劲，真叫人无法相信。接着，他把剃刀放进背心的小口袋中暖上一刻钟，然后，便开始用玫瑰水洗手，用一整壶水倒在头上……”
要想在文学上发迹，当时最好的捷径似乎是戏剧。一出戏演足五十场，每场二千法郎，便可“捞”十万法郎的进款，即作者可得一万二千法郎。另外，出版剧本还可以得五千法郎。《艾那尼》头三版挣了一万五千。《巴黎圣母院》后来到手只有这么多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雨果知道戏剧可以— —也应当——发挥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戏剧是讲台，戏剧是论坛。”
他心爱的戏剧主题仍是反对压迫者，为受到谴责、遭到放逐的人的辩护。这是对充满了悲剧事件的童年的一种模糊记忆。而在所有歧视中，最不公平的是因畸形（《国王寻欢作乐》中的侏儒特里布莱）和因出身（私生子，《玛丽蓉·黛罗美》中的狄杰）受到歧视。
后面的这部戏是构思于布卢瓦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权臣特里布莱，出生于靠近雨果家的地方。在父亲家中的《布卢瓦地方志》上雨果发现了这个人物。他围绕弗郎索瓦一世构思了一出情节剧，完全舍弃了真实的事件。
特里布莱在剧中为放荡的生活拉皮条，但在父爱中却遭到了惩罚。有几段很美的大段台词光彩夺目。情节是一连串不真实的巧合，却有点缀其间的滑稽激情和强烈的戏剧效果为它烘托。朗读剧本时圣伯夫也在法兰西喜剧院，他作酸溜溜的评注：“对于如此样式的戏剧和它合乎人情的真实程度，我有一点小小的个人意见；但是我毫不怀疑它将会产生印象，也毫不怀疑创作这部光芒四射和隽美的作品中展现出的巨大才华……”他却在手记中悄悄地写：
“有一天雨果吹了一句大话，结果大话变成一只气球，把他带走了。他上了修辞学的当，被拴上了自己的球。今天，他是真诚的。”
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国王寻欢作乐》首演。虽然青年法兰西派，鼓吹民主的青年，泰奥菲尔的一帮人，德韦里亚的一帮人全来了，剧场中仍是很冷清的。但是第一幕中圣瓦里耶的大段台词赢得了成功。即使这样，整个剧院已经跺起脚，一边唱着：“法兰西学院完蛋啦——哎哎哟……”。但是在第二幕结束时，小丑帮贵族老爷们去劫走他半裸的女儿白朗雪时，包厢中因为蒙莫朗西、科塞和其他几个名门望族遭到攻击而有人大叫伤风败俗。“你们的母亲却都做了奴才们的姘妇！——你们全是杂种！”特里布莱向他们喊着。他们听不得如此的话。谢幕时，全场混乱异常，甚至连演员利日耶都没有报出作者的名字。第二天，部长阿尔古伯爵“认为很多段落有伤风化”，宣布此戏禁演。真正的原因是，宫廷无法容忍君主在舞台上受到嘲弄，即使是弗朗索瓦君主制也不行。
在剧本的出版者欧仁·朗迪耶尔的支持下，维克多·雨果提出了诉讼。
维克多·雨果致欧仁·朗迪耶尔：“我亲爱的出版家，我认为，有一点对您，对我，对本书的销售的成功都很重要的是：这件事得在前一天让报纸有力地披露。此处我给您寄上七份简短声明，请充分施展您的影响，让声明可以在明天七家主要反对派的报纸上登载……”他具有包括把倒霉事变成广告的天才的各种天才。丰塔纳日记：“《政府禁演了《国王寻欢作乐》。这给维克多帮了大忙！我去他家，他的戏演得不错：‘从他的口袋中有人掏走了二万法郎……’”
商务法庭宣布无权受理这件诉讼。原告到庭强烈谴责七月政府，控告政府把大革命后得到的权利骗走了。拿破仑不是不尊重自由吗？可能这样，但他却没有偷走自由。雨果说：“雄狮是不会有狐狸的习性的。所以，有人夺走我们的自由，不错；但是人家向我们演出了一场十分壮丽的戏……人家有检查书报的机构，他们把我们的剧目从海报上抹掉，但是人家回答我们的每一个指责说：“耶拿！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要知道，当时这位演说家正在和拿破仑通信。他写信给拿破仑说，如果雷希施塔特公爵保证自由的话，那么维克多·雨果将会比任何人都更忠诚地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