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八年二月，十八年里政体一直没变的法兰西感到了厌倦。自由党人和共和党人在他们的宴会上要求进行选举革新。那些正统派人士和波拿巴分子人心激动，一些人提出要干革命。对此国王路易-菲力浦一笑置之，并对曾受封为王的热罗姆·波拿巴说：“我无所畏惧。”待他沉默片刻，又加上一句：“我是必不可少的人物。”维克多·雨果以一种艺术家的超然姿态，注视着这躁动不安的海洋。他对选举革新并不十分感兴趣，与议会的事务相比，他对社会问题关心得更多。老国王依然待他很亲切，甚至完全想把他当成一位王朝的名流去和拉马丁相抗衡，这个人正利用他的名誉和声望效力于革新运动。然而雨果没有这么做，他担心的是什么呢？怕内阁垮台还是国王逊位？那样他那个亲爱的埃莱娜王妃就会代理朝政，而他本人也将成为权势显赫的顾问。关于共和国，他并不认为那是当时人们所期待和所能办到的。
二月二十三日，他去议会打听消息时，看见满街的士兵和身穿工装的人，他们高呼“路线万岁！打倒基佐！”士兵们在闲聊，谈笑风生。在休息厅里，他看见一群正在紧张忙碌、神情不安的人。他对着这些人说：“内阁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这条船靠危险的海岸太近了。一场骚乱能使一个内阁更加坚定立场，可一场革命会倾覆一家王朝。”
胆大的雨果热衷于各种所见所闻，而且凡事都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跑去协和广场，混在人群之中。军队开枪射击，有人受了伤。他竟然有暇顾及一群“身穿工装”的人里面有个很漂亮的女郎。她头戴一顶绿色丝绒帽，肆无忌惮地撩起裙摆露出她那迷人的大腿。这位好色的农牧之神真让人难以想象！他朝尚武路走去，碰上头发最多的秃子于勒·桑多。桑多问他对时局怎么看时，“骚乱终将平息”，他回复说，“但是革命将取得胜利。”
重大的事件并没有使小小的乐趣失去魅力。就在骚乱发生的这天晚上，他回家前去美貌的仙女艾丽丝·奥齐家吃晚饭。不久前她成了画家夏塞里奥的情妇；画家非常爱她，却遭受着她的折磨。“她有一串精美的珍珠项链，她的披肩是条奇美无比的开司米红色大围巾⋯⋯”她当着情夫的面拉开长袍裙，让雨果看她那“诗人愿为之吟唱，银行家愿花钱收买的酥胸”，然后她 “把鞋根搁在桌子上，长袍裙被翻了起来，露出世界上最漂亮的玉腿，腿上套着透明的长统丝袜，一直让人看到了扣上吊袜带的地方⋯⋯”夏塞里奥气恼之极。维克多·雨果写了一页火热的文字，以记录这一幕情景。人们可以在《见闻录》里读到这篇名为《写实》的文章。文中夏塞里奥被称作“塞里奥”，而艾丽丝·奥齐则为“居比莉”。正在这时，嘉布遣会修女院林荫道上一阵枪响使骚乱转而成为革命。
深夜，当他赶回王家广场时，整整有一营士兵埋伏在那儿的连拱廊下，刺刀在黑夜里隐约泛着寒光。第二天一早，即二月二十四日，他从家里阳台上看见人民正涌入区政府。区长欧内斯特·莫罗派人来叫他，告诉他嘉布遣会修女院林荫道上发生了大屠杀。筑起的街垒随处可见。八点半左右，在一阵锣鼓声之后，区长宣布基佐内阁被驱逐下台，由改革的支持者奥迪隆·巴罗夺取了政权。王家广场上，人们高呼“改革万岁”。可是当欧内斯。莫罗于巴士底广场再度宣布此事时，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勇敢的“潜水员”
雨果和这位区长一起投身到群众的激流里。并在暴风骤雨般的喧闹声中来到波旁宫，那儿的梯也尔先生用有点刺耳的声音告诉他议院已经解散了，国王退位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代为执政。“啊，涨潮了！涨啦！涨啦！”矮小的梯也尔说这话时抑制着自己的欢快。基佐的倒台使他对一切都感到安慰。梯也尔企图说服雨果和第八区区长到内务部、奥迪隆·巴罗家去，并能与其联袂：
“在如今这种时刻，你们区（即圣安东尼郊区）可能是决定性的所在。”
剧情的展开似乎正如雨果的想象。他找到了奥迪隆·巴罗。巴罗把手插在礼服里，象平时那样优柔迟疑。他举止象皇帝，却不如皇帝坚定。是要实行摄政吗？“噢，是的！”巴罗说。“可是议会能否批准摄政呢？”他接着又说，“奥尔良公爵夫人应当带着巴黎伯爵到议院去。”雨果回答他：“议院已经解散。要说公爵夫人该有个去处，那便是市政厅了。”雨果与区长随即直奔杜伊勒里宫去劝说埃莱娜·德·奥尔良。遗憾的是，她已经到议院去了。
他们又急忙赶回王家广场，想在那儿宣布摄政之事。雨果站在阳台上，向群众宣告国王业已退位（引起一致的掌声），将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叽叽喳喳的人群一片沉闷）。维克多·雨果说：“现在，我必须前往巴士底广场，去宣布这条消息。”区长沮丧地说：“您也知道这是徒劳。人们不接受摄政⋯⋯到巴士底广场，您会遇上来自郊区的革命群众，没准他们会对您不客气。”雨果回答说他曾对巴罗允诺过这件事，他要信守诺言。于是雨果在国民自卫军的两个军官的搀扶之下。登上七月铜柱周围的平台。他没有受到欢迎，正象区长所预料那般。“不！不！不要摄政！打倒波旁一家子！”有个穿工装的人用枪瞄准他，嘴里喊着：“打倒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他的驳斥雄辩有力，可是为了表明君主立宪政体能与自由相并存，他竟口笨舌拙：
“你们看在英国，维多利亚王⋯⋯”“可我们，我们是法国人！”人们向他喊叫，“不要摄政！”他徒有勇气玩着这场败局。那天把巴黎掌握在手里的诗人不是维克多·雨果，而是拉马丁，“他曾让自己的一缕银色月光洒落到断头台上”，他因为他所著《吉伦特党人的历史》而闻名于世。当拉马丁被催促着表态对摄政持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时，他考虑了一阵便声明自己赞成共和国。继他之后，勒德律-洛兰，加尼埃—帕热斯，克雷米厄、马利及杜邦·德·厄尔等人签署了一张旧纸片，从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大势所趋之下，雨果觉得很不满意。把思想保守但并非愚蠢的路易-菲力浦换下来，替之以这个 “目光茫然的老杜邦·德·厄尔”，他认为这是个坏招。他想起了母亲曾讲过的那些故事，担心共和国会成为无政府状态。不过临时政府中有受他尊敬的拉马丁与阿拉戈。第二天早上，二月二十五日，他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愿望要去市政厅，要再次投入喧腾的群众中去。他大清早便和二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动身了。他是逛马路方面的能手，就象喜欢暄闹的波涛那样他喜欢这种喧闹的人群。此刻城市显得一团喜气。一队队的人在举旗击鼓，高唱《马赛曲》和《为祖国而死》。
在市政厅广场，他被吵闹的人群挡住去路。但是在广场上维持秩序的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是个金匝弗罗芒·默里斯，他的兄弟保尔·默里斯是雨果的一名学生。“给维克多·雨果让路！”他喊道。于是，雨果公民能够径直走到拉马丁公民身边，发现他身穿一件扣上钮扣的礼服，肩上交叉披着三色带。
后者则张开双臂对他表示欢迎：“啊！您上我们这儿来了，维克多·雨果，您是共和国为之骄傲的新战士。”
雨果对伸出的手臂敬而远之。他说自己原则上是共和党人，而他本来是由国王选拔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这要求他作出恰当的保留。况且，他认为成立共和国有待时日，因而如果摄政有可行性，他是会衷心支持的。拉马丁对他宣称他被任命为其所在区的区长，还说雨果如若嫌弃此职，而要当个部长，那么“维克多·雨果，共和国教育部长的职务该不错罢！”雨作了辩白，他认为毫无理由在第八区取代行事耿直的欧内斯特·莫罗。然而他还是把委任令塞入口袋。这时，广场上传来一阵枪响，一扇玻璃窗被击得粉碎。“唉，我的朋友，”拉马丁说，“这个革命政权真是难办啊！”他指着广场上拥挤躁动的人群：“您看，这可真是汪洋大海啊！”就在这天，天才身上隐约之中有了种友爱精神，使两个天生难以和睦的人靠拢到一处。
次日，雨果在巴黎城内闲逛，对这场很快即将结束的变化赞叹不已，要知道六十年来仁慈的上帝还从未如此迅速地变换场景呢！
好一场闹剧；大家开场就笑声阵阵，滑稽演员是独裁，任命小丑当大臣。
胜利广场上路易十四的塑像被戴上一只很大的红色无沿软帽。他边走边构思诗句：
忽听“波里尼雅克或基佐都要打倒！”
市郊顽童高歌，向由一个人代表的这八百年的历史发起猛烈的进攻。
他取笑巴黎，简直和占领罗马相同。
地上有血流如注，抵抗是自取灭亡。
他胜利了，依然是孩童，但已成国王。
他攻下卢浮官，走进杜伊勒里官，顽童占有王位和高大的长廊重重，并带着马拉斯特这朝臣到处游玩，从马桑楼逛起，一直玩到花神馆。
《国民报》社长阿尔芒·马拉斯特是未来的议长。在维克多·雨果看来，他是个富有的革命者，从一八三○年起就遭到雨果的不满。“仁慈的上帝在道出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的同时，为什么还要生出个马拉斯特先生呢？”雨果对所发生的事不甚理解，也不太明白是什么使他的整个希望全部落空。他接到一些匿名信，指责他“态度傲慢，目中无人，贵族派头”，，这让人感觉到有一七九三年的味儿。他有一阵子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
我鞠躬尽瘁，尽力而行，熬红了眼睛，我经常看见别人在讥笑我的苦恼。
我遭受许多痛苦，也有过不少辛劳，这是仇恨的对象，真正让我吃一惊⋯⋯每当百般无聊之际，我已经简直不屑于回答嫉妒、诽谤我的小人。
啊！主啊！请你为我打开长夜的大们，就让我从此离去，就让我从此消失！
但他的朋友埃米尔·德·吉尔丹天生是个机会主义者，前一个晚上还是赞成摄改的，可马上又改为投奔临时政府，还给共和国奉送了《新闻报》的十二万名读者。这是一个迹象。雨果和这个政权保持着很长一段距离，但仍想有所作为，他想着普选结果是否是不会拥护王朝了。四月选举之时，他放弃了候选人的权利，却派人张贴出一份《告选民书》，他在这份文书中把尊严与抱负两者结合得颇为得体。
先生们，我属于我的祖国，它可以支配我。我尊重选择的自由，可能尊重得过分了。请允许我尊重选择的自由以不自荐为限。⋯⋯如果同胞们自由地并自主地认为合适，召我作为他们的代表，在即将掌握法国与欧洲命运的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将虔诚地接受这次严峻的委托⋯⋯他没被选中，但到四月二十三日为止他总共得到六万张选票。为此所作的声明给巴黎选民增了光。这次一半的成功使他在五月间的补充选举中得到了普瓦捷街委员会，亦即是保守派的支持。这种支持缺乏热情。人们真能寄希望于这位诗人么？“善良的人们”这么想。雨果在他公开言明的信仰中把可能出现的两种共和国区别开来：
一种共和国是：把三色旗砍倒在红旗之下；把铜柱铸成一个个铜板；推倒拿破仑的塑像，而竖起马拉像；摧毁法兰西研究院、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及荣誉勋位团；给庄严的“自由、平等、博爱”信条加以可怕的选择、“或者死亡”⋯⋯另一种共和国，从今往后将是全体法兰西人民神圣的集合体，而且总有一天在民主的原则下成为各国人民神圣的集合体；它将建立一种没有滥用权力、没有暴力的自由，建立一种承认每个人都可以发展其天性的平等；建立一种自由人之间的而非修道院里修士们之间的博爱⋯⋯这两种共和国，后者称为文明，前者叫做恐怖。我已准备献上我的一生，使一种共和国得以建立而不让另一种共和国出现⋯⋯圣洁的想法，错误的立场。他不喜欢普瓦捷街的那些“城堡卫戍官”。
这些人自贬身份去支持他，却并不信赖他。较之他们，他的确更喜欢拉马丁；然而在雨果周围，没有人把他推向共和国一边，情况恰好与此相反。
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没有什么比这些骚乱更叫我恼火的了，而你却拼命追逐之⋯⋯只要这个政府不再闹革命，不再有演变，不再让人莫测高深，我就支持它！请您为了这些话吻我吧，并请您争取按时来我房间出席一次例行议会。您是我们所有人一致选出的代表。我请您尽责守职，不要辜负我对您的信任⋯⋯您知道我能应付局面，而昨大的共和党人对我已无甚可教，要是我愿意，我甚至能用这些东西去教导明天的共和党人。但是我不愿意。我唯愿被您亲吻至死，仅此而已⋯⋯”
一八四八年六月六日：“我的亲爱，我越是想起此刻已黎正在发生的一切，就越不希望你选举成功。应当让民众的这种狂热自己冷却下来，它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再也区分不了真伪⋯⋯我相信自己的心和法兰西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维克多·雨果当选了。是由哪个党派选的呢？他只知道自己“支持弱者、反对强权”，赞成秩序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是他的地位不明确，这使他并不满意。在这届足够温和的议会看来，国家工场是个很大的危险，在财政方面是个灾难，又是骚乱的温床。雨果想就着这个棘手的题目发表演讲。由于不明确，演说词模棱两可：
国家工场是一种注定不幸的权宜之计⋯⋯我们已经熟悉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而你们又造出一批穷困的游手好闲分子，这对于他们、对于别人都要危险百倍，君主政权产生过闲人，而共和国将产生懒人。这种刻薄的忧虑之言肯定不是我说的，我不会说这些的。不，从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中过来的光荣的人民，是不会蜕变的⋯⋯永远也别想把我们这些值得尊敬的、头脑聪明的工人——他们在读，在想，在讲，也在听 ——变成lazzaroni，变成上阵的土耳其士兵⋯⋯用这些如此笨拙的长句子是因为人们把他所否认的话当作是由他讲出来的。在议会中，他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没有权威；他谈起观念、道德，而听者只想着利害关系和争取大多数。他说，根本问题是要有“民主”的事实而非“共和”这一名词。他提及贫穷，失业工人，没有窗户的破烂小屋，光着脚的小孩，卖淫的少女和无处安身的老人：
问题正在于此⋯⋯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些痛苦在让我们担心吗？不认为我们被唤起了最温柔的敬意、最温柔的爱，还有最感动人的同情心吗？
啊！你们错得厉害⋯⋯但是他劝告人民不要急于求成。而慷慨有力的雄辩似乎被污夸的恐怖主义所压倒。拉马丁对阿尔方斯·卡尔说：“我立即辞职，因为如果我三天内不离开，他们就来把我赶走。”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维克多·雨果致拉克勒泰尔：
拉马丁所犯的错误和他本人一样伟大，这样说并不够！但他废除了死刑，把红旗踩在脚下，半个月来在这光景黯淡的革命之中他显得光辉夺目。如今我们不要光辉夺目的人物，而要光芒四射的人物，不要拉马丁而要勒德律-洛兰，下一步我们就更不要勒德律-洛兰，而要布朗基。
让上帝助我们一臂之力！⋯⋯人们在国家工场里玩瓶塞游戏赌赙，使这位勤奋的实干家感到不安。因为他热爱人民，不喜欢人民被有组织的懒散和讨厌的布告所腐蚀。“崇高而可敬的人民正在被腐蚀、被欺骗！你们什么时候不再用红色的共和国和蓝色的美酒来麻醉人民？这种局面是多么的糟糕！我倒喜欢二月二十四日那时所做的事情⋯⋯我时时在心底哭泣⋯⋯”一队队的人群经过王家广场，他们唱起《卡玛尼奥拉》，高喊着：“打倒拉马丁！”
六月二十四日，由愤怒和贫困激发起一场暴动。“暴动突然显得可怕而陌生。”这是一场冷酷、悲惨的内战。人民和社会两方面都感到失望。雨果勉强站在社会一边。要结扎好一场暴乱不是一次简单容易的外科手术。他很反感有些同事情绪高昂，他们不知羞耻地感到心满意足，对有此机会能把人民的任何反叛镇压在血泊中表示欢迎。但他认为应该制止那些卑贱之人对人民的反叛，制止群众“错误地对构成其生命的各种原则使用暴力”。“正直的人费尽心思和这些人进行斗争，为的就是爱护他们。但在对抗过程中又觉得他们可以原谅！⋯⋯”雨果是为数极少的几个代表之一，毫无畏惧地到街垒前宣读法令。他鼓励捍卫秩序和人们：“该结束了，我的孩子们！这场狙击战会带来死亡。越是勇敢地朝着危险前进，死亡就越少。向前进啊！”
他没有任何武装就跑到马路中间，亲自对叛乱者们做工作，劝他们投降。但是如果说他是希望社会安定，并为恢复这安定而斗争，那么他又不喜欢梯也尔，“这个小矮个想用他的小手去摸那张在革命中吼叫的虎口”，还有卡芬雅克，这是位正直却又粗暴的将军，他“脸上除了鼻子以外就只有毛”。
上午十一点，他在街垒上完成使命后，重又回到议会。他刚坐下，红色共和党人，代表贝莱就走过来坐在他身边，对他说：“维克多·雨果先生，王家广场失火了，有人放火烧了您的房子。叛乱分子是从盖梅内死胡同的小门进你们家的。”“我的家人怎么样？”“平安无恙。”“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从那儿来的。因为没被人认出来，我才穿过街垒一直跑到这里。您的家人原先躲在区政府里，我也在那儿。我看到危险越发严重，就劝您的夫人到别处去避难。她和孩子们在一个叫马尔蒂尼奥尼的砌炉匠家里安顿下来。
他就住在您家旁边的连拱廊下面⋯⋯”雨果脸色苍白，神情沮丧，跑去问拉马丁：“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完蛋了！”拉马丁回签说。他是错的— —政治上已败了这一局，然而采用恰当的战略还能把它赢回来。议会授予卡芬雅克将军所有的权力，他撤离东部工人区，把部队放在西区。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疯狂地拼杀。“富人的狂热和穷人的发狂不分高低。”卡芬雅克彻底取得胜利，但他强行狠狠地报复，使胜利完全失去价值。几千名叛乱者未径审讯就被流放。一条血淋淋的壕沟横在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
织成二月革命的裹尸布只花了四个月时间。议会宣称卡芬雅克对祖国贡献很大，这表明祖国目光短浅。人们都在认为这位将军将被选为总统。唯独拉马丁例外。他天真地以为，如果举行普选他也有机会。对雨果来说，这是一段痛苦心碎的时期，没有头绪、令人悲哀。因为他的当选得利于普瓦捷街，所以他不得不对他所指责的卡芬雅克投赞成票。“治理着我们——治理得过分了——的各位将军先生，如今利用自己光荣使自由倒退。应该让奥地利人往后退才好⋯⋯我不相信戒严，它会导致政变⋯⋯”虽然与起初的传闻相悖，他家并未在大火中遭殃，但是家人已被骚乱吓坏了，不再愿意住在王家广场（从二月份起它已被重新命名为孚日广场）。他只得在马德莱娜区的伊斯利街五号临时找个栖身的地方。阿黛尔抱怨“这儿的噪音和烟尘使人喘不过气来”。福蒂内·阿姆兰和莱奥妮·多内两人都住在蒙马特尔的一片阳光充裕的坡地上，她们赞美那儿的花园、那儿宁静的高地和长满青色野草的街道。她们在奥弗涅塔楼街三十七号为雨果一家找了一个华美的旅馆。十月十三日星期五这天，他们迁居过去。当他们在安装壁炉的镜子时，看到墙上有个黑炭写的数字十三。一个不详之兆！
仔细想来这预兆是有道理的。一切都很不妙，议会正在草拟一部荒谬的宪法。“未来会这样法国将由单一的议会治理。换句话说，海洋将归飓风统治⋯⋯时刻都要选举，时间就用来擦粉笔灰了⋯⋯”卡芬雅克上台了，这个耀武扬威的军人口头上赞成共和，行动起来又粗暴野蛮。这该如何是好？怎么办呢？作为家庭和公债的所有者，雨果站在捍卫富人利益的立场上；而作为一个诗人和不幸者的朋友，他讨厌自己周围那些富有的城堡卫戍官，以讥讽的语气谈起他们那危险的胜利：
喝完武若酒，大家谈谈布朗基、卡芬雅克、阿尔贝、比若、动乱；笑声不断⋯⋯然而大家没有想起那个可怜的工人，他已经走上街道，“二月”后十分贫困，他不到区长家里乞求施舍与怜悯，而靠艰辛的劳动赡养年迈的母亲⋯⋯在一次反对卡芬雅克采取侵犯新闻自由的措施而提出的抗议中，他流露出很坏的情绪。因为这位将军取缔了十一家报纸，并逮捕了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将军对这次演说很反感，所以两人关系非常冷淡。但普瓦捷街对自己的救世主已经感到厌烦了。如果说郊区的民众把他叫成“刽子手卡芬雅克”，那么沙龙小集团则把他当成是富有者利益的敌人。“卡芬雅克？他是坚实的木筏么？”蒙塔朗贝尔说，“不，仅仅是一块朽木而已。”巴尔扎克说：“至于卡芬雅克这个人，一个微不足道，头脑简单的家伙⋯⋯一个下级士官，仅是如此⋯⋯”雨果在议会中质问这位将军：“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这个有思想的人，来向您这个有权力的人解释⋯⋯”议会一片哗然。思想，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代表着思想。议会都是敏感的，要使议会明白道理却不惹它发脾气，这是一门艺术。而雨果没有掌握这门艺术。
他大概也感觉到了自己地位的虚弱——一八四八年七月，他想办份《时事报》以获得另一种影响公众舆论的途径。他还指望使这份报纸能成为“思想的喉舌。”第一篇社论便针对一些不值一提的事实提出了高于一切的思想。
然而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特别顽固，一定要得到思想家们的承认。每期报纸都刊登了这样一句题词：“恨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爱人民情深意重。”吉拉尔丹对这位新同行毫无嫉妒之心，还向他提了一些技术上的建议。银行家夏尔·马莱尔，特别是金银匠弗罗芒-默里斯提供了资金。维克多·雨果写了封信祝《时事报》办刊顺利。他不让自己为这份报纸写稿，即使是授意也不行。但没人相信这一点。编辑部里全是他的家人，包括有：他的两个儿子——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前者是个胖子，“柔弱得惊人”，后者则是个得过且过的花花公子。另外就是他的两个学生，保尔·默尔斯和奥古斯特·瓦里克。瓦里克的一部诗剧《特拉加达巴》不久前在奥迪翁剧院上演。这部剧被大喝倒彩。巴尔扎克说这是一出“快活雨果式的糟透了的戏”。他写信告诉塞斯卡夫人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的致词更加滑稽的了。他在这场混乱不堪的演出结束后跑出来说：‘先生们，女士们（摆出如骑士般优美的姿态），刚才我们荣幸地为各位演出的戏，乃是公民奥古斯特·瓦克里之杰作。’作者的一班朋友指责那些喝倒彩的人，骂他们是蠢驴，要不是被雨果制止的话⋯⋯”巴尔扎克向她追述了《艾那尼》的那场斗争。
《时事报》上发表了维克多·雨果夫人的一些回忆录和她女儿小阿黛尔的两篇短篇小说。圣伯夫保存了“他的阿黛尔”所写的一篇关于诺迪埃的出色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下面写了几个蝇头小字：“加框的段落非她所写。”
事实上，这些段落完全有雨果的影子。莱奥妮·多内负责搞风光习俗及沙龙新闻专栏，她在署名为泰蕾莎·德·布拉吕而撰写的一篇《社交信扎》中大谈住宅装饰、花卉以及如何给孩子穿衣打扮之类的话题，有些地方人们可在字里行间辨认出那头雄狮的爪痕。然后当人们看到戏剧专栏被交给了朱丽叶·德鲁埃时就不会感到吃惊了。但奥古斯特·瓦克里写的戏剧评论也很不错。巴尔扎克也应邀撰搞。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日，巴尔扎克在致寒斯卡夫人的信中作了过于简单的评论：
雨果家那两个可爱的小家伙打断了我的工作，他们就快要办一份报纸了。我们将因此拥有雨果式的政治和雨果式的党派，诸如此类。我将要完成四页《人间喜剧》，可以从中拿到四百法郎而不是两千八百法郎。
整个二月革命都要写在里头⋯⋯尽管维克多·雨果不承认，《时事报》的读者依然认为社论系出自他手。
实际上，文章风格并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这种风格具有传染性；不仅是瓦克里还有夏尔·雨果，他们整天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刻意模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该报的路线”是雨果式路线，目前是反对卡芬雅克，从根本上说是要努力调和秩序与正义，利益与怜悯、金钱与良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