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这多数派的一边吗？跟在别人后头转而失去良心吗？不！
维克多·雨果在一八四八年的补充选举中，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与维克多·雨果一起进了议会。这位由奥坦斯·德·波阿尔内和（可能是）一位荷兰海军上将所生的儿子，身上没有一点拿破仑家族的血统，但他拥有这个富于魔力的名字，“拿—破—仑，拿得稳！”人们在林荫道上高声唱道。他的一小批追随者们想要提名这个奇特的人当新共和国的总统。在议会里，人们刚开始只对此一笑置之。他很少登台发言，他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一口结巴的日耳曼语腔调都让人感到放心，“一个蠢才！”矮小的梯也尔尖着嗓子说。但梯也尔同时也想到一个蠢才容易支配他。此外，由于憎恨卡芬雅克这个共和派的强硬分子，普瓦捷街区也开始用赞许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眼睛无神的冒牌波拿巴。
阿姆兰夫人，这个枕头边上的波拿巴主义者，为她的这位亲王大肆宣传制造舆论：“整个天下都在归顺于他呢。”在莱奥呢·多内的支持之下，她想拉维克多·雨果进入自己的阵营，还敦促路易-拿破仑去拜访这位诗人。亲王怀着敬意和狡黠的企图来到奥弗涅塔楼街。“我来对您解释，”他说，“有人在诬蔑我。您是否觉得我头脑不清醒了呢？有人猜想我要替拿破仑重振旗鼓。有雄心壮志者可以列举出两个楷模——拿破仑和华盛顿。一个是雄才伟略，一个是德高望重……如果说拿破仑更加伟大，那么华盛顿更为卓绝。在有罪的英雄和善良的公民之间，我选择作后者。这就是我的理想……”
雨果觉得他貌不惊人，老是闷闷不乐睡不醒的模样，但他举止高雅、态度认真，待人亲切、和蔼而又审慎。奥坦斯王后曾告诫过她的儿子要在适当时机才能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反复地认真说道：“我是个赞成自由与民主的人。”这句话在诗人身上产生了神奇的、但又是意想中的效果。维克多·雨果考虑问题总是是非分明，可这次却迷失在灰濛濛的一片模糊之中，没有识破一个“充满梦想和欲望”的冒险家的阴谋。他知道亲王以前曾受烧炭党事件的牵连，还写过一本谈到《消灭赤贫》的小册子，他为此感到高兴——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种和《艾那尼》的第四幕很相像的情形。他可以扮演一个浪漫的角色；他还看到自己有机会作为一名思想家去引导一位自由党派的皇帝。这正是他的夙愿。除此以外，那另一个拿破仑始终能激发起他的灵感去写最优美的诗篇。透过这只大鼻子和这种无光的眼神，他看到了凯旋门、残老军人院的穹性形屋顶，还有他那未来的一首首诗歌。
几天以后，《时事报》紧跟着《新闻报》也套上了亲王的马车。在这次十月份的会面以前，雨果家办的这份报纸原本一直保持着冷淡的态度；大家承认这个名字很有声望，却又强调这种声望属于那位伯父，而不是属于侄子的。但是在十月二十八日，《时事报》突然改变了态度。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将法国的命运和皇帝的荣耀送到亲王手里。接着雨果在议院里积极活动，以便尽力清除那些在亲王通向总统职务的路上可能出现的障碍，他错误地投票赞成从普选中选出总统，拉马丁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以为这是在帮他的忙。因为雨果反对单一议会制的原则，所以他投票反对总统宣誓最终就是反对宪法。
右派们拥护君主政体并支持路易-拿破仑，因为他们确认有把握很快就可以将他一脚踢开。他们已经决定下次不再让他当选。于是这仅仅是一段短小的插曲。“我们送几个女人给他，”梯也尔蔑视道，“那么他就被我们握在手掌心里了。”法兰西举国上下都已作好准备去迎接这个新的安排。农民们和有产者们被六月的骚乱惊吓住了，便把这位冒牌波拿巴分子看成他们的大救星。而工人们呢，自从工场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一直在生自由派的气，再者，他们仍然保留了原有波拿巴主义的沙文主义基础。《时事报》为了亲王发动一场竞选运动，其热情程度让人吃惊：“我们说过：‘人们害怕卡芬雅克，景仰德·拉马丁先生’，而对路易·波拿巴，‘人们期待他’……”在投票选举之前，该报开辟了整整一版增刊，上面一个接一个地写满了一百个同样的名字：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崇拜有胜于支持。开票结果是，亲王得到五百五十万张选票，而卡芬雅克、勒德律-洛兰和拉马丁分别只得了一百五十万、三十七万和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张票。当右派们最终听到这些数字时，他们笑得很痛快。
《时事报》取得了胜利：“拿破仑没有死去！”现在，人们将要完成伟大的业绩。雨果在一篇有浪漫主义色调的帝国宣言中勾绘了一幅关于未来事业的宏伟蓝图。这就是他在政治上写的《（克伦威尔）序言。》在序言中他表达了这些思想：对于国外，他要实施裁军；建立国际联盟这种高级权力机构，以便解决一切棘手的国际问题；开凿苏伊士和巴拿马地峡，教化中国殖民尔及利亚。对于国内，他要为消灭贫困而斗争；在工业与进步方面争取胜利；尊敬和推崇艺术、文学和科学。对于这个美好的梦想——甚至可以说也是美好的纲领——雨果只会吟唱却没办法付诸行动。因此，他的那些不计其数的敌人说他是在想谋取一个部长的职位。他请求总统“选拔出新名流”，这就又给那些攻击留下口实。然而他认为自己的才能远超出一个部长之职：
“我们不会跟在任何人后头去掌权，这样做高不可攀——也太下贱了。”事实并非如此，他希望能在亲王身边做个无人知晓的精神顾问。他丝毫没有怀疑，和自己打交道的这个人一心只想着能千方百计待在命运给他安排的地方。
十二月二十三日，亲王总统在爱丽舍宫第一次举行晚宴招待会。雨果得到了邀请但迟到了。总统站起身来迎接他。“我临时安排了这场晚宴，”他说，“我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希望您也愿意是其中的一个。我感谢您的光临。”维克多·雨果以其优秀记者的敏锐眼光，看出那宴席上的餐具只是普通的白瓷器，银器既陈旧又粗俗——这个政权是在贫困中起步的。宴会结束后，总统把雨果拉到自己身边并向他询问对时局有何见解。雨果有所保留地说，应该让有产者宽心，保证人民都有工作，还说这三百年里光彩熠熠的法兰西是不会愿意败落下去的。总而言之，国家应当拥有更美好的和平。“再者，法国是一个征服者的民族。当不靠刀剑去进行征服时，就要用思想。请清楚这一点，行动起来罢！否则您会完蛋……”这位预言家的语气咄咄逼人。
总统离开时似乎在想着什么——可能是在想：“空话家！让他走。”雨果从爱丽舍宫出时想着的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搬迁，这个初次尝试的提法，这个有产者、共和派和皇家的大杂烩……”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周末那天，他去拉马丁家——每个礼拜六拉马丁都要招待客人。那时，雨果看到的是一个脸色苍白，腰背佝偻，忧心忡忡，满腹心事的人，十个月他仿佛衰老了十岁，但又显得豁达，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当时吉拉尔丹正猛烈地攻击指责总统，因为由总统刚刚组建的政府懦弱无能，并且起用了奥迪隆·巴罗那个爱讲排场，双手插在礼服里装作一本正经的人。吉拉尔丹说：“本来推出的政府是有分量的，象梯也尔、莫莱、比若、贝里耶、雨果、拉马丁……”拉马丁答称，本来他会允命出任的，雨果却没有表态。
第二天，也就是一八四九年一月一日，他思考着那刚刚逝去的经历种种变化的不同寻常的一年。路易·菲力浦在伦敦，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埃姆斯，教皇庇护九世在加埃塔。教会丢失了罗马，而巴黎也抛弃了有产者。以圣马丁门剧院，艾丽丝·奥齐扮演夏娃，全身一丝不挂地登台表演。四八年七月，夏多勃里昂逝世了。雨果参加了葬礼，但却郁郁不欢，因为仪式太马虎了。
“我真诚地希望能为德·夏多勃里昂先生举行王室的葬礼：巴黎圣母院，贵族院议员的长袍，法兰西研究院院服，逃亡贵族的佩剑，骑士团的颈饰，全羊毛勋章，各种团体全都出席，一半驻军动员起来，战鼓蒙上黑纱，每五分钟鸣炮一次，否则就干脆去乡村教堂，用穷人的柩车……”对夏多勃里昂的葬礼他看不下去，就象以前夏多勃里昂对理查十世的加冕礼看得不入眼一般。
国家公债年息五厘，每一百法郎的牌价为七十四法郎，当时一斗土豆价值八个苏。路易·波拿巴常常在晚上举办隆重的宴会招待梯也尔和莫莱伯爵。
前者曾被人抓了起来，而后者曾被判过罪。前威斯特法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担任巴黎残老军人院的院长，此人至少还有一张脸长得象皇帝，他称呼自己的总统侄子为波河尔内先生。当雨果走进议会，他惊诧地听到卫兵对他说：
“向乱党的敌人致敬！”这个卫兵是国民自卫军里的于勒·桑多。“向站岗的哨兵朋友致敬！”雨果答道。在法兰西学院里，人们正在为一项诗歌大奖而进行投票评选活动。拉马丁说：“雨果，如果我去参加评选，他们不会把奖发给我。”“而我呢，拉马丁，他们连我的作品都不打算读完。”两人都是对的。
一八四九年二月十七日，雨果夫妇应邀去新总统的府邸参加一次舞会。
阿黛尔就此事给于勒·雅南写了封信——敌人过去是雨果家的对头，现在成了朋友——“我在舞会上重又遇见了路易-菲力菲几乎全部的手下，又添了两三个山岳派和几个正统派，如古什公爵、格拉莱公爵及贝里耶之流，这些人曾反对过老国王。我徒劳无获地想找出一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是作家。一个自始至终脆弱不堪的政权竟把唯一的一种不朽力量抛得干干净净，真让人反感。正出于此对拿破仑这个崇高伟大的名字所怀有的热爱，我才为这种排斥感到加倍的难过，我就不提我丈夫了，他受到邀请是另有动机……”泰蕾丝·德·布拉吕（即莱奥妮·多内）在《时事报》上用有如戈蒂耶-谬圣般的文笔对这次舞会大为赞赏。然而路易-拿破仑的威望正日趋下降。他的那些情妇们开销太大，而议会拨给他经费时又显得不够大方，于是他进交易所和阿希尔·富尔德一起做投机倒把的生意。而此时亨利五世这颗星星正从天边升起来。有位比若元帅在准备动手写本小册子《巷战》，关于这本书他说：
“这是些实用的小建议，就象介绍如何消灭霍乱的卫生须知。”每个人都在想：“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过有的人感到不安，而另外一些则在期待着。
为人谨慎的圣伯夫到列日去度过这段混乱时期。阿黛尔不时在暗中看到他，并一直跟着他到了列日。她责怪圣伯夫对女友缺少关心，而且态度也过于矜持。他为自己辩解说：“我的身体健康状况虚弱，烦躁，各个器官时常不顶用了。您告诉我说：‘别灰心，别毁掉奉送到你面前的东西……’什么？
难道因为我写信给您一封让您不怎么愉快的信。您说认为这份友谊本身会有被毁的危险吗？”他说他需要一种可靠的友谊，而不是某种虽然更热烈些、但不时中断的、苛刻专横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变成了这后一种情况。“当我总是讲起我在变老时，这只能说明我已放弃了这后一种关系。”
这封奇特的信表明可怜的阿黛尔已经全面失败了。
五月份，人们又举行了新的选举。雨果以位居巴黎第二的十一万七千零六十九张得票数当选。这次反动派们轻而易举获得了胜利。普瓦捷街区的那些城堡卫戍官里有四百五十名代表，其中大多数为君主主义者，但由于被成长房派与小房派这两个派别，所以他们的力量并不强大。雨果的名字出现在右翼多数派的名单上，这身份越来越有违于事实。普瓦捷街区发布一道道命令，而雨果声言自己只遵照良心办事——他的良心允许他在选举中向某一个政党登记。此外，他还保持着一种赞成民主君主制的偏见，他一直是个“很规矩、安分的人”。不过要是说他有点国民自卫军的军人气质，那么这也是个“有史诗般气质的国民自卫军军人”。他的戏剧作品中那些大段大段的主人公理想主义的台词，确实表达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讨厌犬儒主义。在他周围的人主要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在各种委员会和走廊上大吹牛皮，这很快便使他感到恶心，当他知道了法卢和蒙塔朗贝尔在工人的处境问题上的真正意图，他怀着“某种恐惧的心情”和他们分道扬镳。
有一位阿尔芒·德·默伦子爵，为人正直，却被他政界的一些朋友叫成疯子。从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他就一直建议，要指派一个大型议会委员会去对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方面的状况进行调查。这项提案被推迟了好几次。正当大多数人以为这提案已被他们埋葬时，默伦却亲自交了一份建议，这使得城堡卫戍官们惊慌害怕起来。于是一些狡猾的家伙马上采取行动——直接反对这一提案想必失策，而抽空它的内容看来才算叫上策。“这些先生”当着维克多·雨果的面说话时肆无忌惮，他们把雨果看成一个略微有些天真、但言听计从而无关紧要的角色。雨果听到他们鼓吹“在无政府主义时期只有武力才是一帖灵丹妙药”，听到他们说默论的提议是经包装过的社会主义，应该将它体面地埋葬，另外还有一些浮夸之词。
雨果虽然得到了普瓦捷街区的提名，但他还是《悲惨世界》这部书的作者。他曾经跑到圣安东尼郊区，到里尔的贫民窟去亲眼目睹了什么叫贫穷。
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决心不仅要把自己的所见讲出来，还要揭露那些他最近听到的狠心恶毒的话。这是高尚而愤怒的呐喊，什么？一个支持秩序的党派成员竟然敢讲出“我也认为贫穷可以被消灭”这种话……他甚至于把一些私人间的谈话也昭然示众。“在这里，公平讲的是说给群众听的，而背后讲的是为选举投票之用。那么，当事关人民的前途和国家的法律时，我不接受背后讲的话，我要把它们公布于众。对于那暗中施加的影响，我要把它们曝于天日。这是我的义务……”这席话把那些窃窃私语的听众给惹恼了。
大家本来就明白作者总是有些危险，但最终还是吸收他进了最神圣的核心；可是现在他却泄露了他自己的隐私！“必须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狂热被迫沉静的机会让群众的利益发言。（全场一片喧哗……）必须利用革命精神的消失让进步精神重新出现！必须利用安定重新建立起和平——不仅是大街上的和平，不是真正、彻底的和平，是在思想上和心底里的和平！总之一句话，鼓动和宣传的失败应该是人民的胜利！……”一八四九年八月，在议会停会期间，巴黎举行了一次和平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来自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
维克多·雨果被选为会议主席。在一段时期内，他在反对无良心者和反对无套裤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仍然保留着一种错觉去和爱丽舍宫保持相一持。《时事报》希望在红、白两党之间建成一个蓝党，并且希望总统担任其领导人。可是此时雨果在议院里的权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小，保守派嘲讽他，而左派也不支持他，他孤立无援。他那些演说虽然滔滔不绝却没有收到丝毫的效果。在议会中，重要的不是讲什么，而是为什么要讲。维克多·雨果对议会中的策略一无所知。另外，因为他不是即兴演说，而是事先背熟讲稿，所以他对会议的进展和其间的变化无法适应。在估计会被打断的地方他都有所准备，但如果没人去打断他，他的辩驳就成了无的之矢。而他自己也将失去镇定。路易-拿破仑不会与一个变得无足轻重的人长期合作。决裂即将发生，而一旦发生起来又是那么突然。
为了讨好天主教中绝大多数人，总统组织了一次远征以支持教皇，他出兵讨伐马志尼的罗马共和国。乌迪诺将军攻占了罗马城，从而恢复了罗马教廷的世俗政权。路易-拿破仑感觉出城堡卫戊官们那种偏激的教权主义不受欢迎，便写了封信给他的副官埃德加·内伊，在这封后来被公布了的信中他表示希望能看到罗马人民被给予一些自由并得到大赦。《时事报》开出一张支票：“法兰西的旗帜将保护意大利的自由。”庇护九世无视他的保护人，在以一道谕旨Motuproprio作答中，他重申自己的专制主义。梯也尔建议作出让步，蒙塔朗贝尔多数派对他此举表示欢呼。雨果却对梯也尔的建议投了反对票。十月十六日（或是十七日），他在爱丽舍宫吃晚饭时，亲王决定将给政府总理奥迪隆·巴罗写篇公文的取代写给埃德加·内伊的信——这既不符合宪法，亲王的派头也太大——然后由巴罗在议会中宣读这份公文，再由雨果表示支持。亲王喜欢打手而非君子；喜欢政客而非思想家。但在那一天，他无从选择。教权主义的大多数人中没有哪个演说家愿意接受这个困难艰巨的任务。对雨果来说不幸（或是幸运）之处在于，在那顿晚饭之后到开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总统与巴罗、托克维尔两人就达成一项一关折衷方案的协议。巴罗将不宣读公文，他不管事实如何，居然敢认为总统的信和《自动敕书》谕旨两者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事实上它们却有天壤之别。背信弃义的事从来不受约束过，人们言谈自由。
难道雨果事前不知道阵线发生变化了吗？还是已经知道，却拒绝接受这新的决定？奥迪隆·巴罗对雨果没有好感，也就完全有可能把他推入这个陷阱。“我不是从事政治职业的人，”雨果说道，“我只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尽管是这样，他还是作了一场战略性不够的演说。他替总统给埃德加·内伊的那封信辩护，同时又承认自己本是希望这封信能再深思熟虑些的——这样便是对总统的冒犯。他说信和谕旨是对立的，向教皇要求的是大赦，而他批准的却是“大规模的流放”——这使奥迪隆·巴罗感到难堪。他建议梵蒂冈要去理解自己的人民和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使多数派大声喊叫。“那么，你们就眼看着在罗马国土上，绞刑架在三色旗的阴影里竖起在你们面前？……这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法国已经把自己的旗帜抵押了出去，就是已经挥霍掉自己的和受苦受难的人民所有的钱，就是已经有法兰西士兵光荣浴血，就是做完这一切而又毫无收获……而又毫无收获！我说错了，是而又感到羞耻！……”
从来没有一篇演说能说服一个已经作出决定的议会。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说，左派们为之鼓掌吹呼——雨果为他们提供了炮弹。而蒙塔朗贝尔说这些掌声是对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惩罚，雨果回答说：“我接受这种惩罚，并为此感到光荣（左派中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请德·蒙塔朗贝尔先生允许我对他本人深表遗憾，有一段时间里——他当时正为波兰辩护，就象我现在为意大利辩护一样——他较好地发挥了自己出色的才能。那时候我支持过他，而今天他却反对我。原因很简单，他已转向压迫者一边，而我依然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他就这样与城堡卫戍官们决裂了，而与爱丽舍宫的决裂不久也将来临。
路易-拿破仑对两面派作风很感兴趣，因此不会同意轻率行事。他希望能在最后时刻采取一种其有节制性意义的态度。”维克多·雨果的激烈态度扰乱了他的计划——一个有野心，另一个有信念。一时间谣传四起，说诗人与总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口角。《时事报》上写道：“两天以来，右翼们对爱丽舍宫的阳谋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另外一些人宣称雨果曾要求得到部长一职，因未得逞便投靠反对派了。“我对此只有一句话回答。就我和路易·波拿巴先生的关系而言，在我与他之间，或是我与任何一个以他的名义说话的人之间，从来没出现任何问题，近期和长期以内都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性，我想知道有谁能提供丝毫的反证……”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种证据，丝毫也没有。
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时事报》上刊登了一则这样的新闻——“自从星期一以来，也就是辩论前三天从总统府邸的晚会回来之后，维克多·雨果先生再未曾去过爱丽舍宫，与共和国总统先生再无任何联系……”就是从这一天起，这家报纸坚决采取了反对亲王总统的立场。“难道路易-拿破仑先生没有发现他的那些顾问全都是如此可恶，而他所有的崇高热情正是他们妄图浇灭的吗？……”对于这样一种前后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变，人们无可非议。当人们所支持的那位亲王表明要做有违于他期望的事时，继续效忠于他便将是对自己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