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喜悦最易导致失败”。流亡对雨果来说是一次打击，也是一次拯救。维克多·雨果是显赫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曾被生性多疑的老国王奉为贵宾，又被许多轻桃的女性崇拜者所追逐着。这一切的虚荣曾使他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救。女儿的死第一次拯救了他，使他产生出一种完全纯正的无私的痛苦。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又使他尝试着成为一名引导人民前进的诗人。
然而这次尝试是失败的。事实证明他不能适应忙于应付党派间勾心斗角的政治生活。“有一种清高的孤独，是巨人和天才所必不可少的……”正是流亡的生活使他享有了这种清高的孤独。他需要用亲身的经历、真实的感受来换取内心的安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的这场突发暴乱让他有了机会，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流亡者”、复仇者及沉思者。“这时，我们的四周全是那些活着只为得到物质上的享乐的人。我们更尊敬那些为保存清白而身处异地的人。”
他从心底里对自己的行为满意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给奥古斯特·瓦克里的信中他说：“刚刚经历的斗争让我明白了一个诗人所应担负的责任。人们终将会明白这样一条真理：正如只知享乐的人是懦夫，有智慧的人才是勇士。”
为了使自己的体验更加深刻，流亡中雨果一直过着一种清贫的日子。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化名为“菲尔曼·朗万”的雨果来到布鲁塞尔。在朱丽叶的关照下，她的朋友洛尔·吕特罗把他安排在一些简陋的旅店里，一开始是林堡旅社，后来又搬到堇菜街三十一号的绿门旅社。他在给阿黛尔的信中无不快乐而自豪地说：“我现在过着一种修道士似的清贫生活。我的床很小，屋子里没有生火，仅有两张草垫椅子。我母天只用三法郎五个苏……
现在我不怕再往下掉了，我居住的是社会的最底层……十二月十四日，雨果在布鲁塞尔海关的货棚下见到了刚来布鲁塞尔的朱丽叶。她带来了手稿。她知道，她的无私的牺牲精神消除了那位妻子的敌意，她的行为不再是一种罪恶：“我真得已经得到祝福，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了吗？我真得有了公开地为爱情而献身的权利了吗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她想象地那样。流亡者的身份使得伟大的雨果不能公开地和自己的情妇一起生活。朱丽叶只能悲哀而又无可奈何地住到位于亲王胡同的朋友吕特罗家中。但她理解他，“你如果为我做出无意义的牺牲，你会感到懊悔的，你决定了我的生死……我时刻挂念着的心上人啊，我保证再也不会做出让人非议的事情来……”她下决心只在雨果规定的那个狭小的范围内与他来往。“我只希望能作为你的朋友，给你勇士的勇气，母亲的关怀及一个死者似的全部的奉献……”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自我牺牲的忘我精神啊！
一到布鲁塞尔，朱丽叶就开始了替雨果誉抄文稿的工作。此时的雨果正处于一种神圣的悲愤之中，一股“见证者的怒火”使他激动，他要把这种悲愤，这种怒火用笔写出来。他要“弹响青铜的琴弦”，要成为法兰西愤怒的良心，要以历史的重任为第一己任。他决定要把发生的十二月二日的罪恶事件真实地记录下来（后来写成《一件罪恶的始末》）。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他就开始了写作工作。后来，大批陆续流亡到比利时的人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他比邻而居的众议员韦尔西尼又是那场反政变的先驱者。他们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材料。十二月十九日，阿黛尔来到布鲁塞尔，接受了从巴黎用假名、假地址给他寄小册子和文件的任务。为躲债而来到布鲁塞尔的大仲马也接受了传递书信的责任。雨果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要节俭，常以破产的贫苦人自居，甚至还接受了比利时首相罗齐耶送的几件衬衫。
他担心自己已被法国政府列入放逐人员的名单中，财产将被没收。事实上，不仅作家协会如期地向他支付版税，就连他在法兰西研究院的每年一千法郎的薪金也从没扣发过。政府可不愿给世人留下迫害一位伟大诗人的话柄。因此，阿黛尔才能顺利地把三十万法郎的法国公债转交到他手上。谨慎而又精明的雨果很快就由这些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成为比利时王家银行的股东。这是一家新开的银行。这一消息是由那位每天都来拜访他的布鲁塞尔市长夏尔·德·布鲁凯尔先生告诉他的。据这位市长先生透露：“雨果比他自己所说的要富得多。我知道，他是带着一笔钱上路的。”
然而，在给妻子的信中，雨果说：“我们很穷，又要好好地走完这条不知长短的危险之途。我可以穿着破烂不堪的旧鞋子、旧衣服，而对于你，一个女人，一个母亲，这一切都不再那么简单。你得时常忍受着贫穷，忍受着拮据到了顶点的痛苦。可是宽容的你却默默忍受着这些，并以此为幸福……”
雨果的“吝啬”受到了人们的嘲笑，人们嘲笑他假装哭穷，嘲笑他每个月只给儿子二十五个法郎的零用，嘲笑他生活简陋。雨果对此不以为然，依旧过着节俭的生活。这是因为：第一，过去那段贫穷的岁月在他的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痕。他在成名之后，毅然放弃令他厌倦的贵族生活，重新住在年青时住过的陋室和蟠龙街的顶楼上。十二月底，他离开旅馆后，租了一间位于大广场十六号的小屋。屋里全部家当就是一张粗布沙发，一桌、一镜，一只铁铸的火炉，外加六把椅子仅此而已。他住在那里，每天只吃一餐，这是因为他每个月只给自己一百法郎的生活费。时刻关心着他的朱丽叶从每月一百五十法郎的预算中省下钱来，每天让女仆苏珊娜送一杯巧克力，为他加强营养……第二，为了保证他死后全家人的生活，他必须留住资本，仅靠进项来过日子。因为他知道，家里的人是不可能挣钱养活自己的。（他说，等他卖了手稿后，他就不再会如此节俭了）……第三，他认为，如果能让那些比利时或英国的出版商了解到他一年只需一千二百法郎，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急切要求，也许，他就会在谈生意时更占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是真实的；雨果一直具有节俭的品质，他不喜欢乱花钱，而愿意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以便留个后路，生活平平安安。这原本也就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留在巴黎的阿黛尔显得很勇敢。比起丈夫在文学上的成就及在政治上的功绩，后者更使她骄傲。每当朋友们来看她，想了解她与雨果的近况，并敬佩地谈起雨果在斗争中的勇敢表现，她总是很高兴。她在给维克多·雨果的信中这么说：“你让你的朋友们感到惊讶了。过去他们曾怀疑过你，他们说：
‘雨果只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但在革命斗争中却不敢肯定他会是个勇敢的人。’现在，你的所作所为让他们为自己的怀疑而羞愧。你让他们大为满意……”和雨果一样，她也从崇高的革命理想中获取力量：“你的流亡，儿子和朋友的被捕都曾让我心痛，让我失去生活的信心。是革命的斗争使我得到安慰，消解了我的悲伤。它将与我永远地同在……”待在巴黎的她总是把革命形势的进展向雨果汇报，起到了很大作用。一段时间里，她竟然会愉快地想着：是她在引导着雨果的行动。
然而，更多时候，她的情报是不很客观的。她总是凭着主观感情来报告情况，她一会儿说现政权就要完蛋了，一会儿又称路易·拿破仑将进攻比利时，捉拿流亡者。她劝雨果到伦敦去住，因为她认为：“法国没有正直的勇敢的人，不会有人愿意救你……”这也是弗郎索瓦·维克多的意见。在狱中发出的那封信上，他极力劝他的父亲：“去英国吧，在那里，人们会友好地对待你……而且，你的那些参加过和平代表大会的英国朋友，还有科布登，必要时，他们会为你安排好一切……。”但考虑到其它一些情况，雨果不愿去伦敦。流亡在伦敦的路易·勃郎和比埃尔·勒鲁希望雨果能去伦敦，与他们合作办报，为了不失掉“目前孤独的处境”，也为了能保持“今天所拥有的纯洁”，雨果不愿与他们为伍。而且在伦敦他又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他提出可以考虑去会讲法语的英吉利海峡群岛。
一开始，当阿黛尔知道朱丽叶也在布鲁塞尔时，很生气。雨果对此却很坦然：“阿黛尔对默里斯说了蠢话。朱丽叶确实在布鲁塞尔。是她救了我，没有她，也许我早就会被捕入狱或被枪杀了。这一切你们以后会明白。她给我的是一种二十多年从未动摇过的忠诚，还有伟大的无私奉献和对一切逆来顺受的精神。我绝不欺骗你，即使在上帝面前，我也要说，是她使我逃脱了死亡和终身流放的悲惨命运……”
阿黛尔原谅了他，心中却依然憎恨着朱丽叶。同时，阿黛尔还在照料着莱奥妮·多内。雨果在给阿黛尔的信中，为此表示感谢：“对于你的所作所为，我心存谢意。请多多照料多内夫人，这是我的义务，我没理由不去履行。
你对于她的体贴与关怀让我感动……”同时，雨果也和这位前比阿尔夫人保持通信联系，并满足了她的贴补要求。雨果在给她的信上说：“这些钱没问题，三笔阿歇特出版社的汇票，共计七千法郎，都已存入您的名下，用起来很方便。还有一千法郎，我也会很快交给您。我们之间不存在‘借’的问题。
这些钱是我奉赠给您的，并十分荣幸地看到您收下了它。收到后请来信……”
这位漂亮的金发美人得到了比三个孩子的总数还要多的钱，她就不受节俭要求的约束。雨果对待本金，处理得很精明，在收入分配上却有点不公了。
阿黛尔保管着雨果的“各种不能外传的文件和事物”，防止好事者的多事。她已成为了雨果的秘密所有者。许多显示雨果不忠诚的私人信件充满了雨果房间里的床头柜，“多得连抽屉都关不上。”面对这些，阿黛尔唯一遗憾就是不能锁上抽屉。她给丈夫写信：“这件事得怪你。我不知道仆人是否看过并拿走了其中的一些信件。这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不过我希望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一个不显眼的抽屉……”
渐渐地，她开始为孩子们烦心起来了。小阿黛尔已经二十二岁，早该结婚了。然而讲究门第的上流社会早已将雨果一家视为异端分子，而拒之于门外了。痛苦万分的小阿黛尔只能在音乐和幻想中寻找安慰。雨果在给妻子的信中鼓励女儿：“让我的小黛黛知道，我不希望她为此事而伤心、憔悴。她应该相信，善良的人们终会得到好运的……”可是，雨果并不知道，小阿黛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圣伯夫先生在我们家中闲谈了好长时间。他说政治是虚假的东西，他不屑于参预到政治中去。可能过不久，他就会把德·萨尔旺迪先生写得关于泽西岛的文章寄过来让我们欣赏……”
一八五二年一月，刚刚被释放的胖夏尔就到了布鲁塞尔，与父亲住在一起。房子坐落在大广场二十七号，只有两间房。但四周的景致却不错，屋前是一座座雕花的涂金鸽棚（一个门面就是一部杰作，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再远处，是市政厅的建筑，“建筑师们依据浪漫的想象而设计出的结构，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夏尔·雨果是一个比较懒的人，他总是做得少，睡得多，每月还要用掉一百法郎，令雨果大为生气，他的另一个儿子弗郎索瓦-维克多也在拿破仑亲王（文被人称作“普隆普隆”）的帮助下出了狱。“我们没有去求人家。”阿黛尔解释说。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拿破仑亲王这一家族是雨果一家的朋友，甚至热罗姆王在成为元老院议长之后还不顾异议，邀请阿黛尔参加他的招待会。阿黛尔说：“他是出于好心才这么做。他很爱我们，他希望能和我们继续友好下去。他希望人们互相友善，和他一样幸福，并能和他一起分享他的钱财……”
据阿黛尔自称，她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热情、温柔、伟大”的维尔曼不仅替他们在法兰西学院方面斡旋，还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八日，阿黛尔在信中告诉雨果：“维尔曼说他敬慕你的伟大、勇敢、能为理想而敢于牺牲。但他一再强调，你有一个伟大的错误，那就是过于相信了人民的觉悟。我反驳他说，要拥有未来就必须相信人民。人民是未来的缔造者。不能单靠眼前所发生的事去否定人民的力量。不能把眼下的事同六月事件联系起来，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他临走时真诚地对我说：‘夫人，有件事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才好。
作为一个老朋友我想能帮您点什么，但又怕会伤了您的自尊。您丈夫是匆忙出走的，一定没来得及替您们安排好日后的生活。关在狱中的两个孩子又都需要花钱。那么多痛苦的事已使您烦恼，您还得忍受生活的拮据，真令人无法想象。我想借给您二千五百法郎，请您务必收下，就算是帮我的忙，因为钱在我手里会很快花掉，不如让您和雨果还保存……”
对于这类帮助，阿黛尔是一例谢绝的。“我自尊得甚至有些无情，别人也许会说我不尽人情……”贝朗瑞也常来拜访她，就连那位自欧仁死后已被雨果遗忘了的阿贝尔·雨果也来关心她们。阿黛尔母女两人住在一间屋子里，用焦炭取暖，喝着牢房里用的劣质酒……这一切都是按照雨果生活节俭的要求去做的，走在街上，许多认识、不认识的行人都向她致敬，对阿黛尔来说，这足以补偿生活的清贫之苦了。
住在布鲁塞尔的维克多·雨果正在强烈激情的促使之下，努力地进行创作。他感到了一种身心的愉悦。四月，巴黎传来批准他回国的消息。他却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只有维克多·雨果有批准波拿巴先生回国的权利，波拿巴先生则无权干涉他的是否回国的行动。”五月间，他中断了《十二月二日事件始末》的写作，他的见证材料太少了。其实，他也可以就这样把这本没写完的书付之出版，可惜没有哪个出版商敢与之合作。不愿招惹麻烦的比利时政府是不敢得罪强大的法国的。雨果很快完成了《小拿破仑》一书的写作与出版工作。这是一本即兴的政治批评性小册子，是一份拉丁传统的指控书。
包容了西塞罗的激情，塔西伦的气势和尤维纳利斯的诗情，诗人把诗歌的美溶入到这篇散文作品中，作品的情感基调跌宕起伏，奔放的激情抑制不住地要迸发出来。语气既有严历的斥责成份，又有幽默讽刺的意味：
波拿巴先生，我知道良心对您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世上的善与恶对您来说也是新鲜的知识。您应当明白，撒谎不是善，恶就是背叛，就是谋杀。道理谁都明白，就是触怒了您这位大人先生……反对它、不准它、禁忌它的就是您——波拿巴先生，只有您才有权这样。您是一国之主，有八百万张选票为您遮掩罪恶，有一千二百万享乐资本，有包括了西布尔先生的元老院，有大批的军队、大炮和雕堡，还有无耻的奴仆特罗隆、巴罗什供您驱使。您独裁一切，您无所不能。但是，每一个被您欺压的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起来反对您，告诉您：“你无权这么做！”
为了加紧工作，雨果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一个流亡者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工作使他感觉幸福，忘记了流亡者的苦痛。“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快乐而满足。”他知道，不幸的遭遇使他成为法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于勒·雅南大信中告诉他：“您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上帝……在人们心目中，您是复活了的耶稣，您是生命的象征。您虽然远离了您的人民，但却让人更全面地了解了您的伟大。现在，只缺少那种耶稣殉难的伟大了……
三天前，圣马克·吉拉尔丹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开了一场讲座，在举一个有关修辞的例子中提了一下您的名字，立刻全场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向这个伟大的名字而表示敬意……”雨果在给另一个人的信中写道：“被放逐的是自由，而不是我；被流放的是法兰西，而不是我。”流亡期间，他与另外一些流亡者保持联系，如舍尔歇、吉拉尔丹及精通军事学的夏拉斯上校。埃采尔也是一位流亡者，他是共和派的积极分子，是作家，同时也是出版商，他与雨果关系很好，两人商议要组成一条作家和书商的联合阵线，以此为武器向拿破仑进攻。于勒，埃采尔一边负责着巴尔扎克、乔治·桑的作品出版工作。担任这条战线的技术指导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这条战线应该建立在哪儿？比利时司法当局受到法国皇家警察的重大压力，不会允许他们组建这一战线。“布鲁塞尔不能建，我们就到泽西岛去……”
朱丽叶依然很少有机会见到雨果。她一边经常让苏珊娜送点“可口的小菜”去雨果那儿，一边不断地写着她的情书。她至今还牢记着每个周年记念日。但她极力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安慰自己：“初恋的狂热早已过去，我们之间只剩下义务、怜悯和相互的尊重，又何必强求那些形式呢？”“丢掉那些与年龄极不相符的少女感情。”也许会更好些。“……人到了一定年龄，便不该再有那种细腻的感情，不应该再假装年轻了……”四十六岁的朱丽叶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出了老态和迟钝，她自知自己已不再年轻，便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雨果出于一种流亡的需要考虑，限制着两人的见面，同时，他却愿意和那些整日无所事事，只知探听的闲人见面。朱丽叶不禁怨恨他：
“你就这样不经意地抛弃了我，那么残酷无情，那么不公平。你出于一种自尊的考虑，却不管我多么伤心……”到了布鲁塞尔，雨果越发注意自身的形象而不准她的接近。“不见你已经两个月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有八年了……”
她不知道，他是否也限制与别的年轻的情妇见面，她告诉他：“你可以更狠心些，肉体上、精神上都不再忠于我……那些完全拥有你的日子已铭刻在心。
但我也记得你以健康为借口而拒绝肉体接触的那一天，我知道，那时，你心中正藏着另外一个女人的身影……”这位可怜的情妇只能以抄写《小拿破仑》、替雨果缝补袜子或眺望飘过天际的云彩来打发时间。
为了不让莱奥妮·多内看到他的近况，他极力阻止她到布鲁塞尔来。一八五二年一月，当他得知莱奥妮将到布鲁塞尔来，他立刻写信给妻子，寻求帮助。
他说：“她二十四日就要出发来布鲁塞尔，你马上去阻止她，她的到来只会给我增添麻烦。现在，我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人注意。我以刻苦努力的工作、检朴的生活赢得了别人的尊敬，这一点你也清楚……我不想破坏它……把这些向她说清楚，你要好好开导她，让着她点。她总是冒冒失失的，那么孩子气……信不必给她看。
看后立刻付丙丁。请转告她，我会常给她写信的。不要让她一时冲动……
已成为他的同盟者的阿黛尔写信告诉他：“请放心，我会阻止多内夫人出发的，我刚约了乌塞见面商议《旅行记》出版的事。戈蒂耶、乌塞还有其他两个人，他们共同负责《杂志》的工作。我尽力使多内夫人对艺术产生兴趣，并以此做为一种有效的解闷方式。你呢，最好能常给她写信，让她得到自尊心的满足。你应该在精神上与她多沟通沟通。在繁忙之中抽空写几句话也就可以了。亲爱的伟大朋友，尽清放心，一切有我注意着呢……
对雨果来说，征服年轻女郎并不是一件难事，困难的是如何能让她们有自知之明，少了她们，别人也一样地过日子。莱奥妮坚持要到布鲁塞尔来。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维克多·雨果又向妻子告急：“今天早晨又收到多内夫人的信，她说即使只待几天，她也一定要来……她还说会对你不辞而别。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去说服她……她的冲动会破坏一切。她的性子很暴燥，写信向她解释是行不通的。虽然我也曾单独给她写了信，那只不过是为安慰她。你也知道，她什么话都爱对别人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在巴黎，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但在布鲁塞尔，大家从不谈起巴黎的事，再说，我又与众人生活在一起……你要去阻止多内夫人的行动。她不顾夏尔在这里，坚持要来，你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她来了我只有走……你要拦住她，否则会坏事的……”
精明能干的维克多·雨果夫人成功地阻止了多内夫人的计划，让雨果大为感激：“我首先要对你说，你的高尚的行为让我敬佩。从你的来信中，我读到了尊严、力量、质朴、勇气、理智、公正和温情，真令我感动。你对政治问题的见解精辟而独道，涉及家庭事务，你又是一位贤妻良母……”阿黛尔在丈夫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中显示了她的才华。从一月到四月，雨果过着一种一层不变的生活。除了工作，他就是与一帮人一起去饭店吃客饭。这帮人是指大仲马、诺埃尔·帕菲、夏尔·雨果，有时还要加上埃德加·基内。大家都为吉拉尔丹担心，他太缺乏信念了。有时，他会发作起波拿巴主义，对雨果说：“我妻子和您一样革命，她也常骂当局为强盗。”迹象表明，他可能再一次投降，投降也是一种天性，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医生诺埃尔·盖诺·德·米西来到布鲁塞尔后，告诉雨果，王妃为他们之间的对立而难过：
“什么？他怎么可能已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了呢？”雨果一方面回答说他对这位王妃极有好感并甚为尊敬，另一方面他又说：“作为共和国的一分子，我永远不可能与奥尔良家族有共同的未来。”对于共同的过去，他只字未提。
法国政府曾有一条法令，要对在国外违反出版法的法国公民施以罚款并没收财产的惩罚，情况很清楚，《小拿破仑》一发表，留在法国的家庭和财产便有了危险。于是雨果决定全家迁移，如果比利时政府愿意保护他，就把家安在布鲁塞尔，要是布鲁塞尔当局因他违反了攻击友好国家元首的禁令而赶他出境，他只好去译西岛。一开始，雨果打算把他留在巴黎的那些心爱的家具运到泽西岛，那些可是他精心从旧货店挑选出来的，象威尼斯的玻璃制品、铜器和瓷盘等。阿黛尔劝阻了他，她说不打算长期住在国外。“我们要力求简便，能说走就走……我们已两次被赶出了家，还会有第三次的……没必要白费那么多钱，把家具运到泽西岛……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还记得吧，有一次我们竟用了十八辆车子来搬运东西。现在，家具又比那次增加了……”
因此，她主张把奥弗涅塔楼街的租约出盘，把那些哥特式家具，那些让她头疼的旧东西，还有包括了《龙沙作品集》的藏书一起拍卖掉。他们就这样把那些不幸的年代留下的所有遗物，包括圣伯夫的纪念物在内统统简单而廉价地处理了。
这次拍卖由阿黛尔全权处理，她把需要拍卖的物品列出清单，登在报刊的广告上，把需要留下的家具堆上阁楼，锁也没锁，虽然里面存放的是一些私人信件。拍卖结束后，她一收齐钱就匆匆忙忙与多多和黛黛（夏尔早已去了父亲那儿）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一天正是雨果一直在焦急而又幸福地盼望着的。他那精彩的即兴之作《小拿破仑》可以毫无顾忌地出版了。这本书很受大家欢迎。每天，都有一些象拉莫里西耶尔将军这样流亡在布鲁塞尔的法国人来到他这里，津津有味地凝听着他读《小拿破仑》。“他们能在仇恨中品尝到一种不可以言传的喜悦。”
对雨果来说，拍卖家具不仅不使他感到痛苦，相反，公开作出这样的举动，更为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增添了一层崇高的光辉。阿黛尔则在拍卖中得到一种报复的快感。表面上，她是讨厌丈夫收集的那些破损的盆碟，可以因它们的廉价而讽刺他几句：“你一点也不识货，只会买一些旧布料和破损的瓷器……这是一桩最不合算的生意……”她似乎只为了证明，丈夫的节俭主张是错误的。其实，她所痛恨的是这些破烂货是雨果与朱丽叶一起从拉普街购买的。拍卖一共才得了一万五千法郎，其中还有雨果的一些朋友用重金购买了他写字台上的用品。一本《法兰西学院字典》卖了二十六法郎，雨果的一枚印章卖了一百零一法郎，裁纸刀卖了二十四法郎。清单上列在第二十六号的《龙沙作品集》以一百二十法郎售出，由住在格拉蒙街六号的书商布莱佐小姐购得。随后，她又把它转卖给公共教育部长夏尔·吉罗，售价一百五十法郎。
当时，在《辩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有于勒·雅南撰写的有关这次拍卖的文章：
作为一个热爱形式与色彩的诗人，这些财富是没有价值的。它们只能用来填充拍卖清单上的空格，成为拍卖员报价的依据。然而，这些用来点缀的饰品确实能让您的房子棚壁生辉。现在一切就绪，墙上贴了拍卖广告，那些爱收藏的人手中握着拍卖目录，谁都可以从这里取走他们想得到的。您可以对这些珍奇物品表示好奇和喜爱。可是这样，人们就会把您当成一个纨绔子弟，当成一个没有后代的死人！……！
《新闻报》和泰奥菲尔·戈蒂耶都对这次拍卖进行了记录。为此雨果在给戈蒂耶的信中向她郑重地道谢：“亲爱的诗人，这次拍卖有了您的记录而不朽，它不再是一种不幸……”拍卖的那天晚上（一八五二年六月九日，星期三），雅南借着月光又一次来到位于奥弗涅塔楼的雨果家。他在给雨果的信中这样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屋子周围很安静！那颗属于您的明星，把它那清幽的光辉撤向您散步的小花园……那扇开启的窗前，您的女儿正默默地注视着这座明天就要离开的城市，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把一个静静的身影留在窗边。您的妻子和儿子正在那紧闭的窗后小声交谈着。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但话语平静而略带伤感。可以猜想，他们是在向这座印有父亲光辉业绩的家园做最后的告别……啊！以前没有人能预测，在斗争的岁月中，在丈夫取得的胜利之中，她赢得了王后才能有的人们的欢呼。现在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维克多·雨果夫人将离开我们去流亡……”
事情是早已决定好了的，七月二十五日，阿黛尔在雨果的催促之下去了圣赫利尔（泽西岛）。雨果自己和夏尔也在一次流亡者聚餐会后于八月一日离开了布鲁塞尔。这样做，一来是趁着费代法令还没颁布，自己主动离境，二来是雨果不愿因《小拿破仑》一书给比利时政府增添麻烦。雅南特意到布鲁塞尔去当面送行。经过广场上的那间阴暗的店铺，穿过一道小门，沿着梯子，我来到这位这位法兰西贵族议员、这位护民官、这位金羊毛勋章获得者的小屋前，他是一个西班牙贵族，他真正有权获得金羊毛勋章。他创作了《艾那尼》和《吕伊·布拉斯》象在他巴黎的家中一样，我随意地由打开着门中走进了小屋。他睡在地毯上，睡得很沉。我走进来的声音也没能惊醒他。我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位领导革命运动的领袖。打量着他那健壮的四肢、那宽阔而智慧的胸膛、那饱满的前额，还有那双摩术师般神奇的手……他呼吸平稳地安睡着，象个孩子。
只有问心无愧的人才能睡得如此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