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在地位上，雨果远远低于大福汝主教。然而，正是这位大地的儿子，在各种激荡人心的情感中，创造了这个出众的人间圣人。
阿兰三十多年来，雨果一直计划着要创作出一部气势宏大的社会小说，并一直在为此做着准备。有些题材，象不公平的审判、犯人的赎罪、穷苦的现象，还有一位真正的圣人所带来的影响等都是在他的《死囚末日记》、《克洛德·格》和《救救穷人》等诗歌的创作中就已经具备了的，至于素材，他也积累了一些，其中有关于苦役犯监狱的，有关于迪涅城的主教米奥利斯的，有关于一个名叫比埃尔·莫兰的苦役犯的、还有关于蒙特勒伊城这个海滨城市中的玻璃制品行业的，及关于粗汉把冰冷的雪团塞在一个可怜的妓女衣领里的故事，等等。早在一八四○年，小说的最初提纲就已草拟完毕。名字就叫《贫困》，具体内容包括：《一位圣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 《一人女人的故事》、《一个小姑娘的故事》。此时，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正向表现人民疾苦的方向转移，乔治·桑、欧仁·苏、大仲马、弗雷德里克·苏里耶都在进行表现这一主题的小说创作。《巴黎的秘密》的成功也对《悲惨世界》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涉及到具体的写作技巧，则完全要看作者的天赋了。
我关心着劳动者，关心着穷人，心里我就当他们是我的兄弟。
怎样去引导迫不急待的群众？
怎样使权利增多、增强？
怎样让人世的痛苦渐渐减少？
饥饿、繁重的劳动，疾病、穷困的生活，我关注着这所有一切的问题。
从这些诗句里，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心中对穷苦人民广泛关注的强烈感情。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八年期间，他全力以赴地进行《悲惨世界》的创作，原名定为《让·特雷让》。
革命形式的激化打断了《悲惨世界》的创作。《惩罚集》的强烈批判主题冲走了表现人民疾苦的主题。后来，雨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那些对浩瀚神秘的世界的幻想，及《小史诗》的创作之上。一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那天，当他决定定居于他的小岛时，他打开了存放《悲惨世界》手稿和素材的箱子。
这个箱子经历了几次流亡途中的海上余生。“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我极力把以前的手稿及素材内容溶入大脑中，以便十二年前写的和现在写的不会出现矛盾。而且，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足。Provisares。
现在，我又重新开始这部曾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断了的作品的创作，希望这次不会再中断……”
众所周知，《悲参世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现实中的米奥利斯主教大人便是作品中人物米里哀主教的原型，甚至比书中描写得还要完美。这位两袖清风的高级教士，一生都在实践着禁欲苦修的原则，以仁爱之心宽待别人，质朴的话语中表现出一股不凡的气度，受到了迪湿城里每个人的敬重。议事司锋昂日兰曾经担任过米奥利斯主教大人的秘书。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比埃尔·莫兰的苦役犯在被释放后，被拒之于名家客店大门外。最后，是主教大人友好地接待这个来敲其门的苦役犯。就象书中冉阿让的经历一样。不同的是，比埃尔没有偷走银烛台，而是被主教送到其弟德·米奥利斯将军手下，当了一名传今后兵。现实生活中提供的典型形象在艺术家手中更典型、更清晰起来。
再深入探讨下去，我们会发现，书中的一些人物、情节其实就发生在雨果身边，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书中有神甫德·罗安，书商鲁瓦约尔、沙格大娘、斐扬派修道院的影子。青年时期的维克多·雨果则在书中化名为马吕斯·雨果将军则化名为彭眉胥。马吕斯追求坷赛特就是维克多追求阿黛尔的翻版。
珂塞特曾在卢森堡公园里被风把她神圣的长袍裙吹翻到松紧袜带之上，马吕斯为此生了她三天的气。在政治上，马吕斯的转变也就是雨果自己的转变。
一八六○年，雨果在一段笔记中写道：“必须对马吕斯进行修改，让他对拿破仑有个真实的评价。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保卫党人，二是波拿巴主义者，三是共和党人……”珂赛特在修道院中的那段生活细节是由朱丽叶提供的，小说的前期手稿中就只字未改地把她拥有的《一个前圣马德莱娜修道院女学生的自传手槁》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在根西岛的时候，雨果又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大学生与青年女工的故事；根据其朋友夏拉斯上校撰写的一本好书的内容而写的滑铁卢战役；靠搜尸发财的德纳德第；小比克布斯修道院；隐身棺中而逃亡的故事；一八一七年，“ABC的朋友们”社组织；路易·菲力浦及其他等等。
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朱丽叶一直坚定地支持着他的创作。她对这本书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誊抄原稿为一件快乐的事。她与珂赛特老朋友似的，分手十二年，又再次相逢。“我迫切地想再见到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想知道她那个漂亮娃娃究竟怎么样了。我还急切地想了解这个贵为市长的可怜而又伟大的罪犯是否摆脱了沙威这个恶魔的追捕……”一八六一年五月，她幸运地陪伴着雨果在圣约翰山的“圆柱旅馆”住了两个月，因为雨果想在实地完成有关滑铁卢战役的某些章节。作为一个沙文主义者，朱丽叶总是在跟着雨果外出时趁机采来蓝色的矢车菊、白色的雏菊、红色的丽春花，编织成国旗的三色标志。当雨果去布鲁塞尔的家中探望时，她就单独一个人留下来“誊誊抄抄，这是我治病的万灵药……我最喜欢的除了你之外，便就是这心爱的小活计了……”雨果回来后，两人又一起去查看那毁于战争的果园。果园内每棵苹果树身上都留下了子弹或霰弹的痕迹。“英国近卫军仓惶溃败。法国雷耶所率领的四十个营中也有一半死在战场上。有三千士兵死在乌戈蒙的一座破房子里，他们被砍、被剁、被掐、被射、被烧而死。似乎这种种行径，只是为了让现在的一个农民向游客说：‘先生，赏给三个法朗吧，如果您愿意，我会给您讲讲滑铁卢战役的情况的’……
全书终于全部完成。维克多·雨果写信给奥古斯特·瓦克里，告知他这一消息：“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的今天，上午八点半，窗口射进缕缕灿烂的阳光，我的《悲惨世界》完全诞生了。我相信，听到这个消息您是会感兴趣的，我也很高兴，能由我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我应当把它的诞生告知您。这是因为您对它的喜欢态度，并且您还在那本优秀的《侧影与怪相》书中为它作了介绍。现在，我要正式告诉您，这个孩子健康状况良好。我是在用写书剩下的最后一滴墨水在给你写信的……”
维克多·雨果自知这是一部会取得极大成功的优秀作品，因此想利用这本书取得丰厚的收入，保障家人未来的生活。交给哪个出版商负责？这个问题令他颇费脑筋。埃采尔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但他又觉得他不会做生意。有个名叫阿尔贝·拉克鲁瓦的年轻的比利时出版商“个子瘦小，活泼好动，对文学十分喜爱，且文学修养也不错。做事很有干劲。长得一幅机灵模样，一架夹鼻眼镜架在那略显突起而细长的鼻子上，不断地上下运动着。一双目光狡黠的眼睛藏在镜片后面，棕红色的络腮胡子长满在脸上……”他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以三十万法郎换取此书的十二年独家版权。雨果得到了他从未得到过的一笔巨款。在当时，拉马丁、斯克里布、大仲马、欧仁·苏挣得稿酬都远远高于他。拉克鲁瓦虽然有勇气、有见识，但他缺少资本。还是从银行家奥本海默那里借来了二十万法郎。雨果拒绝了几家报纸准备连续登载这部作品的要求，他要为出版商保留下一切成功的机会。而且，零散地发表也会伤害到作品的价值，对于拉克鲁瓦的删去一些专讲哲理的段落的要求，雨果也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内容发展迅速，气氛轻松的戏也许会在十二个月内取得成功，而只有内容深刻的戏才能成功十二年。”
在巴黎，还是由忠实的保尔·默里斯负责出版前的宣传工作，并由维克多·雨果夫人，奥古斯特·瓦克里及夏尔·雨果协助宣传。一八六二年七月六日，保尔·默里斯在给维克多·雨果的信中向他汇报：“六天以来，整个巴黎都在迫不急待地读着《悲惨世界》。人们在议论着它，各种评论也开始出现在报刊上。这一切都表明，您已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让人们都沉醉而入迷。不会有人提出任何微小的反对意见，也不会有人会对它有所保留。这部气势博大的作品显示出崇高的情操、凛然的正气，充满了对人类的怜悯之情。它有压倒万物的力量，没有谁能够抗拒它的魄力……”《悲惨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它曾付出过三十万法郎代价的拉克鲁瓦，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八年的几年内却净赚了五十一万七千法郎。在布鲁塞尔，还有人专门为《悲惨世界》而举办了一次宴会，以示祝贺。
论界因为受政治方向的影响而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表现的较为冷淡。
居维里耶-弗勒里把“法国头号煽动家”的帽子扣在雨果头上，巴尔贝·多尔维则指责雨果善于“繁长的诡辩”，是一个“令人难懂而又毫无趣味的保尔·德·科克”。但他的一些朋友，象于勒·雅南、保尔·德·圣维克多、内夫策尔、路易·于尔巴克、歇赫尔、于勒·克拉斯蒂等，则表现出了预料之中的兴奋，只有拉马丁的态度有点慎重。他写信给雨果：“我亲爱的、优秀的朋友，您表现出来的超常的才华让我甚为惊奇。于是，我必须要针对您及您的这本书，谈一点我的看法了。而且，我感到，我们在观点上是处于两个对立面的。当然，这种对立绝对不涉及到感情。这也是我提笔发表意见的一个原因。我想，对违反常理的平均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攻击，一定会引起您的反感，因此我放弃了，只有当您正式告诉我：‘排除掉感情，我同意把我所有的思想交给拉马丁，由他任意评论。’时，我才会在我的《文学随谈》中对您的这部作品加以评析，回信时不必客气……您只需考虑自己那一方面就得了……”
雨果同意让他任意发表意见，于是拉马丁便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
在文章中，他对作家本人持肯定态度，对他的哲学观点却大加斥责：“这是一本很危险的书……它把最最要命的激情即作无望追求的激情灌输给了读者……”结果引起雨果的不满，批评它是一篇“天鹅咬人的作品”。波德莱尔发表了一篇赞扬性的评论文章在以《林阴道》杂志上，违心地赞美说，这部小说“对人有教育作用，因此是有用的”。私下里，他却对母亲承认，他 “对这部恶劣而荒谬的作品赞颂之辞实则是一些谎言……我讨厌雨果的一家和他的那些学生。”他对雨果进步的思想大为反感。虽然他很欣赏雨果的诗歌作品，但他对雨果信中的那句“前进吧！这是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艺术的要求。诗的语言就在这里。Ite”，其中加了着重号的词语使他“随着心情，或不屑地笑一笑，或产生极大的愤怒之情。”
到了今天，时间作出了最好的证明。全世界的读者都接受了这部作为人类思想的伟大产物的《悲惨世界》。在具有世界性的小说人物形象队伍里，冉阿让、米里哀主教、沙威、芳汀、德纳第夫妇、马吕斯以及珂塞特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与葛朗台老爹、包法利夫人、奥利佛、特维斯特、娜塔莎、罗斯托夫、卡拉马佐夫兄弟、斯旺、夏尔吕斯等人比肩而立。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也因其人物形象的突出而占据了群众的心灵。这是为什么呢？小说完美无瑕吗？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所评论的“书中的人物不是平凡的人”是错误的吗？
事实上，这些人物确实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有的是因为他的宽大慈悲的胸怀和仁爱之心而胜于常人，有的则因为他的残酷和低劣而低于众人。但是，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刻画是否成功，而雨果则特别擅长于过分、夸张、庞杂的人物刻画。这些虽然不是创作一部佳作的必备要素，但因有了雨果崇高而真实的感情，它们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对米里哀主教大人雨果是发自内心的敬佩，对于冉阿让的喜爱则又是真真实实的感情，至于沙威，雨果却是带着既厌恶又尊重的复杂情感来刻画的，在这部小说中，真情地流露和视野的宽广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悲惨世界》中的真实成份较多，是一部令人信服的作品。不论是现实的内容还是历史的成份都是极其可靠的。维克多·雨果亲身经历了第一帝国、王权复辟和一八三○年的革命，有着切身的体验。而且，他的现实观察能力很强，常能透过事件和人物的表面现象洞察出其中的隐情。这一点在关于一八一七年的一章中或关于一八三○年革命的《几页历史》里都有很好的证明，这些段落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十分完美。正象雨果认识到的那样，复辟王朝“自以为强大，能轻易地把帝国象舞台上换景片似的给推翻。实际上，它并没有想到自己也是被操纵着走上历史舞台，同样也会被拿破仑的手操纵着搬离开舞台……”对路易-菲力浦采取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显得情文并茂，极似雷兹或圣西蒙的风格。
不出那位出版商的预料，最受评论家批评的是作品中与内容无直接关联的部分。他们批评说：“作品中过多的哲理阐述损害了故事情节的进展。”
持对立态度的巴尔贝·多尔维利却承认，他对有关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推崇备至。“我不得不说，这场战役的描写极富有雨果特有的那种抒情风格。他站在奥林匹斯山上对大炮、军号、操练、混战和军装进行歌咏。使得我们的心被战役的发展而牵扯住……”不过，他又认为，这一段议论同对比克布斯修道院的论述、对金钱的论述一样，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不能起任何推动作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样的批评也曾加在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身上，梅里美却不曾受到过这样的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前面两人要比后者更显伟大。
在《贝亚特丽丝》一书的开头，有着大段过长的对盖朗德的描述，很难设想，缺少了这一大段的描写，作品还会剩下多重的份量。必须具有期待、沉默和从容不迫的心境。《悲惨世界》中的《哲学序言》开宗明义地说：“此书是宗教的著作。”这就是奥秘的所在。具有很强的判断力的圣伯夫不可能分辨不出这样的作品是一部上乘佳作。虽然他一直不写文章表示他的意见，但私下里，他却在密秘的记事本上写着：当与维克多·雨果同时期的艺术家们，一个个老得只能坐在残老军人院的长凳上晒太阳时，雨果却正显示出他的青春年少。
在一次记念马尼的晚宴上，泰纳无意中说道：“雨果吗？……他缺少真诚。”他的评论遭到了圣伯夫的强烈批评：“怎么？您，泰纳，竟然认为缪塞高于雨果！要知道，雨果成功地创作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他是在有着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的……他深得人心，妇女、人们，没有谁没读过他的作品……他的书一旦出版，会在八点到中午这一段时间内迅速出售完毕……自从拜读过他的《颂歌集》之后，我便把我的所有作品送去请他务正……《环球报》的人还批评他没艺术鉴赏能力，可是，我所写的东西都是在他的指点下完成的，《环球报》的人却在十年内没教会我任何东西……”
泰纳不服气地反驳他：“对不起，雨果确实是当今能引起巨大轰动的人，不过……”
圣伯夫急切地打断了他的反驳：“泰纳，您不能谈论雨果……您还没有真正了解他……这里，只有戈蒂耶和我两人懂得他……他的作品确实非常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