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树下沉睡

我曾见到遭难的人因为得不到援助,逐渐沉没到水里。我和他们同甘共苦,你们的欢乐我不要,我要跳上这艘沉船,我宁愿同他们一起死去,也不和你们做官。

维克多·雨果当载有灵柩的火车驶进巴黎时,正是骚乱的高潮。公社在夺取政权。革命者和爱国者由于愤怒,团结在一起,反对和约与国民议会。谣言纷纷扬扬:

蒙马特尔高地在战斗;可能两名将军已经被枪杀。在奥尔良车站,一群人在等候维克多·雨果和他儿子的灵柩。在站长办公室穿着丧服的父亲接待了各位朋友。他对龚古尔说:“您经受了打击,我也一样……不过,我的情形大不一样:两个睛天霹雳落在一个人身上!……”送丧的队伍开始起步。行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一些文学界人士,费朗索瓦-维克多靠着父亲,人民都拿着枪。“雨果两鬓斑白的脑袋,嵌在一顶风帽内,领着杂沓的人群跟在灵柩后面,象是神圣联盟时期一名好斗的修道士……”走到巴士底广场,柩车周围自发地形成了一支仪仗队,枪口低垂。一路上,直到拉雪兹神甫公墓为止,整营整营的国民自卫军持枪致敬,向国旗行礼。沿途阵阵鼓声咚咚,军号齐鸣。有些街垒使送葬队伍不得绕很长的弯路。

到了公墓,瓦克里致了词。人们纷纷将鲜花撒在灵柩上。棺材过宽,只好将墓穴两边的石头凿掉一些。这花了不少时间。雨果神思恍惚,望着流亡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的父亲的坟墓,望着长子的棺木,也望着他那块大概不久占用的地方。诗句不由自主地在他脑海中构思出来:

致敬的旗帜下垂,致敬的鼓声敲响。

从巴士底广场至沉闷的山岗方向,这儿旧时代正面对新世纪并在纹风不动的森森柏树下沉睡。

人民都手持武器,在沉思,也在悲伤,人民浩荡的队伍静静地站列两旁。

死去的儿子以及渴求长眠的父亲在行进,儿子昨天勇敢,漂亮,有劲,父亲已年迈,藏起脸上的眼泪盈盈,他们经过时,每支队伍向他们致敬。

灵柩放进墓穴之前,雨果跪了下来,吻着棺木。这是他的惯例。他离开时,在他身边围了很多人。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握住他的手。“这些父老兄第多么爱我,而我又多么爱他们啊!”

他和朱丽叶、艾丽斯及孙儿女立刻动身去布鲁塞尔,那是夏尔结婚后生活的地方,同时,那边欠债很多,已经提出了继承问题。有些人指责他,说他找了个方便的借口远走高飞,而没有作出抉择。然而这时候去布鲁塞尔是非常紧迫的事情。艾丽斯和夏尔都常去斯帕,在斯帕输得“精光”,输得多,借的债也多。一八七一年四月八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艾丽斯与小家伙们吃了午饭……随后,我们与维克多去找公证人范·哈尔滕。他把夫妇俩财产方面的债务文件交给了我们。在布鲁塞尔提出的这些债务达三万多法郎。[……]除了这儿(夏尔及艾丽斯共有财产上)这三万法郎的债务以外,还得加上欠《集合报》的四万一千二十五法郎,以及埃米尔·阿利克斯大夫那儿要付的八千法郎期票。另外,还有巴黎的丧葬费,布鲁塞尔公证人的费用……一八七一年四月九日又写道:“我已告知维克多,艾丽斯必须把那条还没有付款的披肩退掉(金丝棕榈叶披肩,价值一千法郎),无伦如何我也不会付这笔钱,因为我不愿让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又多受这一份损失……”

雨果密切注视着巴黎事态的发展。情况不妙。法国人在敌人面前互相残杀起来。倘若雨果觉得自己能在某些事情上起点作用的话,那他——他说— —早就丢下家庭的责任回巴黎去了:“什么事也留不住我,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相信,我只会激化局势。我总是说话毫无顾忌,只讲真话,除了真话还是真话,这就是我的过错。还有什么更令人恼人的事呢?……议会容不得我,公社不了解。显然,这是我的错误……”消息越来越糟了。公社又杀人,又放火。凡尔塞在轰击巴黎。“一句话,公社愚蠢得很,议会凶残得可怕。两方都疯了。但法兰西、巴黎和共和国是会度过难关的……”他这样说,是在最后时刻坚信一个古老国家的聪明睿智。八月二十日,他听到埃米尔·德尚的死讯。这是他最“贴心”的朋友,终年时高龄八十,死前非常痛苦。月光下,在街垒广场的树丛中,他听到有只夜莺在鸣啭,就想:“这是不是自己哪个亲人的灵魂呢?”让娜睡着了,在睡梦中叫着“爸爸”。她父亲已经死了。祖父在教乔治读书写字。他写诗《集合报》。诗名《呐喊》,这是号召战士们,请求他们结束这场凄惨的杀戮。

唉!战士们!战士们!你们怎么考虑的?

你们杀死的是理智、希望和荣誉!

你们就象一场吞噬麦田的大火!

怎么?这边是法国,而那边也是法国!

住手!你们的胜利只会带来苦难。

每一次法国人向法国人发射炮弹, ——因为谋杀罪都会有一个水落石出,——向前面撒下死亡,在后面留下耻辱……他不赞成公社的过火行为,但他请求凡尔赛政府不要用残忍对付暴力。不要报复。

理智、进步和责任,权利、荣誉和诚实,我不会降低我信仰的词汇的价值走一条弯路不能通向正确的大道。

要公正,只有这样能对共和国效劳。

要对人人讲公平,才对共和国尽责,谁不温和就不会公正,请不要生气……

我流亡了二十年赢得严峻的权利:

面对狂暴的行为,我可以不理采它,可以不让盲目的愤怒闯进我灵魂。

如果看到有东西威胁着我的敌人:

铁链、门闩、阴森的牢房,我就爱他。

就是放逐我的人,我也会开门接纳。

可以说,遭到放逐也未必没有好处。

我会去拯救犹大,倘若我是那稣基督。

然而仇恨左右了一切,不论在巴黎或是凡尔赛。每天雨果都会得到哪位朋友死亡或是被逮捕的消息。弗路朗斯被杀,公社枪毙了肖代,凡尔赛逮捕了洛克鲁瓦。随后,在凡尔赛军队五月二十一开进巴黎后,罗什福尔与享利·波厄尔被投入监狱。“红色圣女”路易丝·米歇尔,其“了不起的慈悲心肠”

得到维克多·雨果赞赏,也有性命之险。公社已经杀了六十四名人质;国民议会则枪毙了六千名俘虏。一百比一。“这些人,”雨果写道,“这些人喊什么‘一切为了法律,一切通过法律’。可你们干了些什么?立即枪决,不经审判的屠杀,匆匆拼凑的军事法庭……失败的公社社员纷纷涌向比利时。

雨果叫人告诉大家:他在自己家里(街垒广场四号)将向新来的流亡者提供避难处。“我们不要把逃亡者拒之门外,也许他们是无辜的,而肯定是不自觉的……”

《比利时独立报》发表了他旨在争取避难权的抗议书。他收到许多祝贺信,可是在夜间,一阵阵喊声把他惊醒了:“处死维克多·雨果!处死这个强盗!将他吊在路灯杆上!”一块块大石头砸碎了他的玻璃窗,砸碎了的吊灯。小乔治害怕极了,说是“普鲁士人来了!暴徒们企图强行砸开护窗板。

他们极力抵抗。寻衅者是五十来个浪荡青年。实质上这件事不算严重,但比利时政府的一道法令却命令“维克多·雨果先生,文学家,六十九岁,立即离开本王国,以后不得再度入境”。

应该为比利时讲一句公道话:无论是众议院或是全国各地,抗议对他的驱逐都很强烈。雨果写了一封正气凛然的信:

每样失败的事业都是一件预审的案件。我曾这样认为。在审讯之前,尤其是在判决之前,尤其是在处决之前,让我们仔细审查一下吧。——我以前并不相信这可疑的原则。看来,还是马上干掉为好……也许在我一生中。总要去流亡,流亡倒是件好事。再说我始终不会将比利时人民和比利时政府看作一类。在比利时,我有幸长期受到款待,因此,我原谅政府,我感谢人民……”

这时候回到法国,肯定会被卷入激烈强暴而又毫无意义的纷争。他决定去卢森堡。在他的几次夏季旅行中,曾和朱丽叶在小城菲安登停留过四次。

这地方使他感到留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城里的居民在认出他来之后,曾于清晨在他窗下为他演奏过晨曲;而他自己,很喜爱一座倾塌的古堡,俯瞰山谷,很富有雨果的风格。在那里他会得到宁静。卢森堡市隆重地欢迎他的到来。在车站月台上,从他身边经过时人们悄悄地喊道:“共和国万岁!”有些非常动人的姑娘,很有深情地望着他。

他在菲安登租了两幢子:一座是所古老宅第,装饰有雕花,俯临奥尔河,自己一个人住;另一座在对面,给家里人住。他马上便投入工作,又能摸自己的小说和诗歌,他很高兴。不过巴黎传来的消息也令人心烦意乱。默里斯已被捕,瓦克里正被追究,罗什福似乎已被判为终身流放。“难于驯服的小幻想家“路易丝·米歇尔,在军事法庭上大声喊道:“你们有种就杀了我吧!”雨果为她写下了动人的诗行,并对极端的报复提出抗议。路易·勃朗及维克多·舍尔歇言行谨慎,而且目标更暴露,于是和他分手了。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三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我要回答你们:‘明人不说暗话……我既不要红色的罪行,也不要白色的罪行。你们一句话也不敢讲,我讲了话。要VoeVictis我反对。’”

到处都有人在说,他热情接待了避难者,因此有个十八岁的姑娘玛丽·梅西耶给他写信,要求收留。她本来是锁匠莫里斯·加罗的女伴,加罗曾接受公社委派,管理过马扎斯监狱。看来虽然他并不心毒手辣,但还是没有审判便给凡尔赛方面枪杀了。他这位情妇象从前的索菲·雨果一样,踏着血迹,跟随着尸车一直走到贝西公墓。“加罗家寡妇”玛丽·梅西那想找点事做。

经儿媳同意,雨果让艾丽斯雇她作女仆,自己则把她当作情妇。玛丽很漂亮, “棕色的头发,鲜艳的圆脸蛋,肉感的嘴唇”。她常给雨果讲述公社的一些情况。她说:“我看到了血流成河啊!”

在居丧期间,玛丽对委身给新的情人有过犹豫,但奥林匹欧善于使人服从他。“他自有叫人喜欢他的办法,”三十年后她承认说。她当时不知所措。

思想幼稚,悲哀满怀,万念俱灭,二九妙龄的妩媚中透出凄楚,黑绉面纱后红润的面庞上泪珠欲滴”。她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他向我颂杨,”玛丽说,“我丈夫和我过去所热爱的一切:自由、正义和共和国……”象以前对朱丽叶那样,他也给她讲上帝,讲不死的灵魂,讲花草,讲树木,讲无穷,讲爱情。“她爱恋他,敬仰他,热爱他,并且希望他给她生个小孩。”为了顺从他的意志,当着这位老来少的情人的面她在奥尔河里裸浴。雨果与她一样动作轻捷,带着她在附近爬山,作长时间的散步。从这些情意绵绵的爬山涉水回来,他便一个人关在小屋里,站着在桌子前面写作,有《凶年集》、 《九三年》以及《历代传说集》续集中的诗。在这部续集里,他在讲到穆罕默德时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有的时候,他叫人把女人脱得精光,他凝视着裸女,静静地观望着她,大发感叹:“人间有美女,天上有太阳……”

玛丽·梅西耶那些血淋淋的回忆,促使他写出了动人的诗篇,凄惨而又豁达。诗中有高傲坦然地走向死亡的少女在歌唱。雨果多次重复地不断表示;遭受迫害的人是他的兄第;他卫护胜利时被他反对过,现在是失败者的人;大炮解决不了问题,必须用爱。

流亡者心中却闪过如下的思想:

唉!什么都没有结束,一切也没有告终,因为,有一个长官指定了一堵高墙,在一些穷人放倒墙前,就放起排枪,因为,有人在街上挖掘了一个墓穴,因为,有人在马马虎虎地随便处决,不加选择,或者是枪毙,或者乱扭,处决父亲和母亲,疯子、病人和强盗,因为,有人用石灰还在匆匆地掩埋大人血污的尸体,和热乎乎的小孩!

在成了妓女的国家利益与温和宽厚之间,雨果作出了选择。不过。现在的国家利益还依然有它的道理吗?它对国家还有利吗?他又以《惩罚集》里的语气和辛辣讽刺,来嘲弄所谓国家利益:

怎么?要象手足一样亲,这是胡思乱想!

渴求自由的欧洲,就象美国一样,企图公正和理智,一切都要研究和审查,这就是借云和风来建造大厦!……

这两个月的创作令人难以想象的多产。征服这个年轻女人,使他精神振奋。别的妇人也送上门来,他也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快结束停留的日子时,他去了蒂翁维尔,想看看这座过去他父亲曾经保卫并因此闻名的城市。然后又停留在阿尔特维斯,在那里又见到(经他安排)已当上制帽女工的玛丽·梅西耶。他在手记中洋洋得意地写了很多。一八七一年九月三日:

Maria···parece amorosa九月十一日:“Quiero que esta me hage unoninO九月十二日:“Ahora todoslos dias y a toda hora,misma Maria。九月二十二日:“Misma─toda⋯”这些西班牙语可以保护手记中的秘密,避免朱丽叶好奇地产生妒忌。

他于十月一日抵达巴黎。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呢?在戏剧家协会,格扎维耶·德·蒙泰潘已经要求把他作为谋杀集团的支持者开除出会。格扎维耶·德·蒙泰潘是连载小说和情节剧作家。他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名的话:“良心自由才是一句空话。”一八七一年九月五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

“一年前我回到巴黎。那时欢声如雷鸣!可今天的反应,又是何等的冷落!

我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尽自己的义务而已……”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六日又写道:“接到默里斯电报。在拉罗什福科街六十六号他为我们租到了一套房间,租期一年……”

回来时巴黎的景象真令人不敢睁眼看一看。他与朱丽叶乘马车转了一圈,见到杜伊勒里宫和市政厅都已是一片废墟。有人求他为罗什福尔求情。

他要求会见梯也尔,但没抱多大的希望:“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他乘火车去凡尔赛。车厢里有个戴黄手套的人认出了他,发怒地瞪着他。到了官邸,他给引进一间挂有深红色丝绸帷幔的客厅。梯也走进来,态度显得很热情,出乎雨果的预料。雨果说道:“我们之间意见不同,这您要坚持,我也要坚持。但良心的交流还是可能的。”

决定不将罗什福尔送去流亡,他可以自由地见到孩子,可以从事写作。

雨果坚持要求实行赦免,大家不再盲目服从那些穿军装、戴肩章的人。梯也尔说他也没有任何办法:“我只不过是个身穿黑袍的倒霉独裁者而已……哪象您一样,实际上是失败者,样子倒象个胜利者。哪象您一样,要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咒骂声前进……”回来时在车厢里,有个少妇指着报上的一行字对她丈夫说:“维克多·雨果是英雄。”“当心,”丈夫低声说道,“他就在那儿。”少妇拿起诗人放在座位上的帽子,吻了吻帽子上的绉纱,又说道:

“您受了不少苦,先生!请您继续卫护失败者。”他吻了吻少妇的手。

第二天,他去看望罗什福尔。“要不是您,我早就死了。”这位身处于险境的人说。在后来的那几天里,他想看一看他的巴黎。过去他住过的房子,现在几乎都成了一堆废墟。《集合报》终于获准复刊。在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封《致编辑们的信》:

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唯一事情,是重振法兰西。人们再次点燃火把,是为了把火重新灭掉,还是为了德国,才应该重振法兰西。因为德国是奴隶,它只能以法国才可以重获自由……

这期报纸受到极大重视,但也受到显贵们的憎恨。而今流行的是保王党人和波拿马主义者的沙龙,因不喜他的政治主张而攻击他的天才。有天在马蒂尔德公主家里(她只流放了两年),只有泰奥菲尔·戈蒂耶一人为他辩护:

“咳!无论怎么说,雨果是伟大的,是吟咏云烟和大海的诗人——吟咏变幻莫测的诗人!”可这位吟咏云烟诗人同时又歌颂穷人,这就犯罪了。

一八七二年对他而言是不幸的一年。他在一月的选举中失败。二月份,他的女儿回到巴黎。

有段时间,阿尔黛尔下落不明。平逊给派往巴巴多斯边防,她追随到那里,也没告诉任何人地址。在那里,她孤单而身无分文,神经错乱,只好将她拘禁起来。查明身份后,一名叫“塞利娜·阿尔瓦雷兹·巴阿夫人”,在那块殖民地很有影响的黑人妇女将她带回了法国。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维多克·雨果在日记中写道:“laprimeranegrademivida……”三月六日:“去阿利克斯大夫家,给十七日又将(从利物浦)启程,去特立尼达的巴阿夫人家,送去:

1酬金500法郎 2去特立尼达旅费800法郎 3去刊物浦旅费100法郎 4各种开销补贴100法郎总计1500法郎巴阿夫人递给阿黛尔的首饰。一般都损坏或偷光了。这其中我发现妻子的戒指。也为了替阿黛尔作个纪念,我将两只金手镯赠给巴阿夫人,还有一枚首饰别针、两个金耳环也给了她 ……”三月十日:“她将十二日星期二动身。我交给她一千五百法郎 bank-notes和金首饰。让娜跟在我身边,她总是看着黑皮肤的巴阿夫人……”

阿黛尔被禁闭在圣芝代。自到雨果逝世后,她才从那儿出来,也只为着去叙雷钠城堡。一九一五年,八十五岁的她在此与世长辞。她是个音乐家和钢琴家,态度温和却常胡言乱语,将著名歌剧说成自己的作品。和从前欧仁还在时一样,雨果生活中一直有着隐痛:“我可怜的阿黛尔,可怜的女儿,比死人还像死人……有些痛苦的心情,我不愿意多说,昨天看望可怜的女儿,叫人多心酸……”

只有创作和女人尚可以使他摆脱这些痛苦的幽灵。“我讲话费力了,作一次讲演象三次房事一样疲劳,”沉思片刻后,他又说道:“甚至四次喔!”他已经七十岁了。奥迪翁剧院又一次上演《吕伊·布拉斯》,让他又一次接近女演员。朱丽叶也参加了剧本朗诵会。他在一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朱朱在场,往事啊……从前,雨果夫人没使朱丽叶扮演王后,萨拉·贝尔纳却成为了王后这一角色的扮演者。最初,这个妩媚的女人象小孩一样任性,不喜欢去雨果家。但当她了解了他之后,便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个老魔鬼很有魅力,风趣而善良,而且总是快快活活。……

有天排演时我坐在桌上晃荡着腿!他便从正厅前站起来大声喊道……一位西班牙王后,受人敬重,素有教养丽不该坐到桌子上,象现在这副模样!……”

首演结束之后,作者和女演员早已情缠意绵了。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日,雨果手记:“客满。我看望了贝尔纳,并向她祝贺。Bisedeboce……”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去奥迪翁剧院。在化妆室见到萨拉·贝尔纳小姐。

她正在穿衣服……”在布雷邦家举行的演出一百场晚餐会上,一群美女围住了他。萨拉对他说:“吻吻我们这些女人呀!从我开始。”当他将在场的美人儿吻了个遍之后,她又说:“到我这儿结束嘛。”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他在手记中记下:“Noseraelchicohecho。……不会怀上孩子的。”在与利尼亲王偷情时萨拉已有一个小男孩;她是否也有与玛丽·梅西耶一样的愿望呢?她是否以为怀上了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呢?“至于英国,这次旅行推迟了。”一八七五年当年,她写信告诉她的医生德·朗贝尔大夫说,“真正的原因,来自维克多·雨果而担心有麻烦。我病了,精神紧张……人们利己主义的无聊令我气愤!明天我要作最后一次拼搏。——萨拉。”

正是这个萨拉,曾在一八七二年,来向“亲爱的魔鬼”报告了奥迪翁剧院经理夏尔·德·希利的死讯。在葬礼上,雨果遇到了八十高龄的泰勒男爵。

在文社及维尼在世时,泰勒曾是他最早的朋友之一,他们已有二十五年未曾谋面了。雨果说:“光阴荏苒,他当上议员,而我却成了流亡者。”

当时,女演员、女作家、沙龙贵妇等等,数不清的崇拜者都纷纷自己送上门来,她们的照片塞满了私人记事本(细心地贴在某几页的反面,往往还附有干枯了的花朵)。在这些崇拜者当中,首屈一指的王后是朱娣特·戈蒂耶。她姿色姣美,头发黑亮,皮肤白里透红,有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使人感到这昏昏欲睡的女人象斯芬克斯,无可挑剔,又充满神秘……”那是在布鲁塞尔,她与丈夫卡蒂尔·孟戴斯一起来时,雨果便认识她,并向她献过殷勤。一八七二年,她常常见到雨果,向他谈自己父亲的事。善良的泰奥当时心脏病很严重,但为了生计,却不得不更加拼命工作。很重友情的雨果,建议把戈蒂耶接到根西岛自己家里去,后来考虑到路上对病人会危险,便给他争取到一笔年金。七月十二日,雨果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致敬,女神,行将就木的人向你致敬》,此诗为朱梯特而作。

美貌和死亡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它们都有浓郁的阴影,和瓦蓝的晴空,一如姐妹,使人激动又害怕,都那么神秘,又使人迷惘。

女孩啊!花一般的娇容闪着光辉,我虽将朽!但也深情,啊!浪涛中有一颗明珠,啊!幽暗的森林中飞出迷人的夜莺!

只要见见你我的容颜,彼此的命运早已紧紧相连。

你灵性的眼眸才窥透神明的深渊,我感到我的心中布满星辰。

你如此美丽,我如此老态龙钟,心上人啊!我们离天堂都已不远。

而他已年届七十,她才二十二岁,但她早已toda。她引用了《吕伊·布拉斯》中的一句诗,巧妙而不失体面地表示了自己的心情:

我的主人,在你脚下有一个人,在暗中等待……

我已考虑好,并下了决心。谢谢。

令人陶醉的征服!他希望朱娣特能到高城来居住,他想在这里过着隐世生活。《吕伊·布拉斯》的成功,使各剧院的经理都想把维克多·雨果的其他剧本重新上演。“但是,”他说,“排一部戏会干扰我,以致无法去写新的剧本。我可写的时间只有四五年了,所以我想把脑子里的最后一些东西写出来……说真的,最好得远离尘嚣。”他这个人兴趣极少,魅力极大,政治和美貌女子使他无暇脱身,现在他渴望独处写作,并且好好读点书。他从一八七○年的巴黎那段蜜月时期,到一八七二年时,正如拜伦所说,成了“霉月”。《凶年集》这本出色的集子,读者反应并不热烈。报上指责他为路易丝·米歇尔、享利·罗什福尔和一切公社失败者讲了话,批评他有社会主义倾向。龚古尔写道:“我在拉罗什福科街拜访后下楼时,这位奇才的优雅风度和彬彬有礼令我感动。同时,我心里也在嘲笑那种费解、空洞、浮夸的行话,米士莱、雨果这些人就用这些行话来卖弄权威,仿佛就象和神仙们打交道的预言家似的,企图让周围的人敬服他们……”种种因素凑在一起,迫使不得不离开巴黎了。朱丽叶这个嫉妒女人,她出于喜爱乡村生活的心愿,提出去“惬意而美丽的根西岛”。雨果本人作出响应:

既然我在城市中那么稀奇古怪……

既然我乱说疯话到如此地步,那么爱情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

由于在双方狂热分子中他都没有一席之地,所以他渴望再次流亡,过那种体面的、赎罪式的流亡。一八七二年八月七日,他满怀喜悦地去往根西岛,并在泽西岛作了短时间的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