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恢复与发展]16至18世纪，法国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工具和耕作制度方面并无根本性变化。从种植的作物品种看，谷物仍是全国各地最主要的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始有所发展，葡萄种植在不少地区推广，北部某些地区还种植松蓝，南部的橄榄、桑蚕等业生产也有进步，出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分工。粮食产量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很小，16、17世纪在北部地区，种子与产量之比一般为1：4—8，南部地区一般为：1：3—6，到18世纪才有所增长。
从16—18世纪的近三百年中，由于政局的变更，人口的增减、气候的变化等等原因，法国的农业生产经历了几次起伏：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是从百年战争的废墟上经济恢复和增长的时期，这时社会逐渐走向安定，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人口增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有所提高。16世纪初，是农民殷富、农村丰裕的时期。到16世纪中叶，由于封建剥削加重，人口增长加速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均占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生产渐呈退势。16世纪下半叶的胡格诺战争，使农业生产迅速衰落。到17世纪上半叶，政局趋向稳定，亨利四世和黎世留采取招抚流民，减免赋税，保护农业生产等措施，农业生产又逐渐走上恢复和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势头在不少地区一直持续到70、80年代；1680年到1720年前，由于社会的不安定和连年歉收及繁重的赋税搜刮，农业生产再次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在各地都出现农民破产、生产萧条的景象。18世纪20年代——70年代，农业生产又开始恢复和发展。
这时，农业技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农民将自己的土地用篱笆、壕沟圈围起来，采用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经营土地，半个世纪中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增长。据史家估计，从18世纪初到80年代，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达25—40%，最高率达60%。
[封建地主制的发展]封建地主制在全国范围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后，在克服领主制残余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旧有封建主的政治和司法统治权力更为削弱。15至16世纪，一部分封建主尚不甘心其独立政治统治权力的丧失，少数大贵族蓄谋叛乱，一些中、小贵族则以昔日的等级体系为基础，与大贵族建立了层层庇护制，结党营私，左右地方政治，侵害农民。胡格诺战争以后，这种庇护网瓦解，亨利四世和黎世留都致力于打击分裂的封建贵族。此后，贵族转而仰承国王鼻息以求得到特权和俸禄，大量贵族到王宫、军队和教会里面任职，对政治的统一不再具有威慑作用。16世纪后，封建主的司法权力迅速没落。大量封建贵族离开乡村，或云集王宫，或寓居城市，专心享乐，很少光顾乡间，通常由管家代收租税。封建贵族的构成要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统计，在17世纪的贵族中，95%的家族是15世纪后方得贵族身份的。贵族们大多不愿住在乡间，封建地主制向着“不在地主制”发展，领主司法形同乌有。
其次，土地所有权、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土地私有的面积有了增长。在奥弗涅的平原地上，到18世纪完全私有的农民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25— 30%。农民的桑斯地的永佃权得到巩固，农民有权将桑斯地继承、转让、馈赠、出卖，近似私有地。村社公有地也遭到了不断的侵占，封建地主、租地农不断圈占公有地，村社也常常分配公有地，使其变成私有。普罗旺斯和诺曼底最早开始了这种圈地过程，其它地区相继仿效，到18世纪，封建国家颁令认可，土地私有倾向更为发展。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同时伴以租佃关系的发展。
租佃制是此期最基本的土地经营方式。租地农不仅承租封建主的领地，往往还同时承租领地上领主权利的征收权。如果承租教会地产，同时承租什一税的征收权。封建领主权利成为一项地租，不再具有政治上和人身上统治权利的性质。而且，在不少封建地产上，领主权利干脆被废弃。
[农民的分化和经济地位]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从16世纪起，农民中一个新的租地农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拥有较多的牲畜、工具和资本，向封建贵族承租大片土地，将其生产活动跟市场联系起来，以雇佣的长工和临时性短工为主要劳动力，以盈利为目的。租地农的租地面积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在17世纪巴黎盆地和法国大部分地区，大的地产可达200公顷以上，一般地产通常在80—130公顷之间。在布列塔尼、勃艮第、里昂内、多菲内、奥弗涅等地区，租地农的地产面积小一些，一般在 20—30公顷，在南部地区，又稍低于这一水平，大多在15公顷左右。在这一时期，大中型土地经营者除租地农外，还有买官者及城市的市民和资产阶级分子，虽然租地农的地产上使用的劳动力大多是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的小农，还不是纯粹的雇佣工人，但应当承认，这些地产上的生产关系、生产目的已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初级形态。
少数大农占地愈来愈多，而绝大多数农民的占地面积却不断缩小，土地日趋零碎。16世纪下半叶，在法兰西岛的休尔布瓦的7个教区，94%的农民每人占地不到5公顷。到17世纪，大多数地区农民占地只有1—3公顷。约 75%的农民单凭份地已无法度日。到18世纪革命前，全国2300万农民占地仅占总土地面积的35%，其中，60—70%的农民占地不到5公顷。这些农民为了谋生还必须出卖一定的劳动力。无地的农民，有的被迫沦为雇农，到18世纪，雇农占各村人口的10％左右。有的流浪乡间或涌入城市。沦为乞丐。
尽管农民缺田少地，封建剥削却与日俱增，除地租外，还有不堪负担的直接税。在短短300年中，封建国家的税收增长近百倍。据统计，15—17世纪，各种封建剥削拿走了农民毛收入的一半。到18世纪，农民所受剥削更加繁重，各种剥削约劫走农民总收入的81.71%。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农民经常揭竿起义。有人统计，仅普罗旺斯某地，1596—1635年间爆发的农民起义有108次，1635—1660年间有156次，1661—1715年间110次。在一个不足 6万人口的地区，在119年中竟发生了374次起义！起义矛头直指封建贵族和封建国家，反抗封建租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