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亨利四世登基后，努力结束战乱，保持国内和平。1597年，亨利四世在亚眠打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迫使西班牙于次年议和，同时着手调解宗教矛盾，1598年4月13日，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恢复天主教的原有特权。同时承认新教的信仰自由，新教徒有权担任国家官吏和其他公职，并允许新教徒保留约75个军事堡垒，在巴黎和鲁昂等地的高等法院中还专门设立了负责新教司法事务的法庭，规定法官中必须有新教徒参加。南特敕令在欧洲历史上首次肯定了宗教宽容的原则，确认了125万新教徒的宗教和政治经济权益，使法国社会中的宗教矛盾得到缓和。
面对经济的凋蔽，亨利四世任命有才干的知己苏利公爵担任财政总监，恢复和发展经济。苏利采取有力措施，整顿财政，改革税制。减免民众赋税，整治贪污、堵绝偷税漏税，废除摊派、勒索，使国库收入大为增加，财政状况迅速好转。苏利还复兴农业，招抚流散农民，安顿生产。并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修建道路，疏通运河，兴建堤坝，开辟荒田，引进新的作物和耕种技术，鼓励发展畜牧业。苏利曾说：“农业和畜牧业是哺育法国的双乳”。
法国农牧业得到发展。亨利四世甚为注重扶植发展工商业和海外殖民活动。
他起用新教徒拉弗玛管理工商业，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用免税、贷款、授予特权等手段扶植丝绸、亚麻、玻璃、陶瓷及某些奢侈品工业，支持建立商业贸易垄断公司，力求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法国政府还同汉撒同盟、英国、西班牙签订商业条件，保护和扩大法国商人海外的利益。殖民活动也有了很大进展，1608年在北美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增强了国家财力。据统计，亨利四世登基之前法国财政赤字达29600万里弗尔，亨利四世不仅清偿了债务，而且到他晚年国库里还有约1200—1300万里弗尔积蓄①。
亨利四世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削弱封建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他一方面坚决打击叛乱的大贵族，另一方面又积极扶植在胡格诺战争中经济上走向贫困的中小贵族，使其效忠国王。亨利四世还整肃官僚机构，强化官僚体系。他清除了最高权力机构王室议政会中的反对派大贵族，提拔中小贵族进入决策机关，还从王室议政会中抽调5名亲信，组成秘书处，总揽大权。为恢复和提高国王的专制权力，亨利四世重视发挥穿袍贵族的作用。1604年国王颁布“布莱特”敕令②，允许买官者在每年向国家交纳其官职价值1/60的年税之后可世袭继承官职，巩固了穿袍贵族的地位，削弱旧贵的割据势力。
亨利四世统治晚年，法国经济恢复，国力强盛，一度动摇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
〔黎世留执政〕1610年亨利四世被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死，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国家大权落到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手中，政治日益腐败。
1617年，路易十三（1610—1643）在亲信支持下从其母亲手中夺回权力，但他同母后一样缺乏才干，重用亲信，受制于人。封建分裂势力乘机抬头。1624年红衣主教黎世留担任了路易十三的首相，形势发生转机。贵族出身的黎世留虽然身体病弱，但性情刚烈，具有铁的手腕。在18年之中，他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黎世留上台后即着手对付胡格诺教徒的叛乱。胡格诺教徒凭其保留的军事据点，不服支持天主教的国王管辖。黎世留采取坚决手段，于1628年占领了他们的最后军事据点拉罗舍尔，1629年颁布了“恩典敕令”，除维持新教徒礼拜自由，具有担任国家公职的资格之外，剥夺了南特敕令给他们的一切军事和政治特权，根除了他们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使法国进一步得到统一。
黎世留执政期间几乎一直处在封建贵族的阴谋和叛乱之中。他先后挫败了国王弟弟加斯冬为首的多次贵族叛乱，粉碎了王太后的颠覆阴谋，处死了阴谋叛乱的国王亲信桑迈斯及数十名公爵、伯爵等封建大贵族，还有许多贵族宠臣被捕入狱或被流放。1626年他颁布敕令，命令平毁大贵族的所有城堡、禁止贵族决斗，粉碎了大贵族的反叛阴谋。
黎世留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中央集权。他把自16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性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定制，称为总督。总督由国王直接任免，通常出身低贱，但权在地方长官之上，监督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工作，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束。为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世留还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在思想文化上，他开始建立出版检查制度，1630年还创立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法兰西报》，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在黎世留执政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和巩固。
黎世留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扶植工商业、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
为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黎世留对海军建设甚为重视。在此之前，法国海军已经存在，但军舰甚少，且掌握在少数地方将领手中，用作沿海地区防卫。
直到黎世留执政，沿海大多数港口还属地方贵族、城市、甚至大的修道院和村寨所有。1626年后，黎世留下令扩建海军，他自任“航海和商业总监”。
经过10年努力，法国的大西洋舰队已配备了38艘军舰，其中12艘吨位已达 500吨以上，地中海舰队也拥有25艘舰艇。法国海军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他还积极扩充陆军，1626年法国还只有12000人的陆军，到1635年陆军人数已达13万，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强大武装。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黎世留继续奉行传统的外交政策，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争夺欧洲霸权。由于宗教纠纷和国际矛盾的发展，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 1648）已于黎世留掌权之前爆发。黎世留执政后积极联合欧洲各种政治力量对付哈布斯堡家族。他先是资助瑞典军队与之作战，1635年又直接派军参战。此外，黎世留统治时期法国在周围边界地区还占领了不少地盘，扩大了疆土。但军费的开支，使国家入不敷出，国库重又空虚。
黎世留执政期间封建捐税成倍增长，人民负担日益加重。黎世留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在黎世留重压之下，1630年起农民和城市民众的起义斗争持续不断，1639年在诺曼底爆发了“赤脚汉”起义，起义农民多达数万人。但这些起义都被残酷镇压。
〔马扎然执政和“福隆德”运动〕1642年黎世留在弥留之际向路易十三推荐马扎然作为他的继承人，一年之后路易十三亡故，路易十四（1643—1715年）继位。因国王年幼，王太后奥地利的安娜摄政，但大权交于马扎然。马扎然位居首相，权倾当朝。他基本上推行黎世留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致力于王权的增强和欧洲争霸事业。但是封建官僚机器的膨胀和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使国家财政日益恶化，债台高筑。加上马扎然为人贪婪，挥霍无度，程度不同地侵害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很快成为社会各阶级的众矢之的，最终导致了“福隆德”运动（1648—1653）的爆发。
“福隆德”运动分两个部分，即巴黎高等法院的福隆德和贵族的福隆德。
巴黎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并得到城市中富裕市民和资产阶级的支持。法院福隆德运动爆发于1648年，但巴黎高等法院与马扎然的摩擦却已非一日。高等法院法官们不仅对马扎然执政时封建专制王权侵犯穿袍贵族的利益不满，也反对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取消地方总督、征收新税和颁布新的财政法令，必须经巴黎高等法院等法院登记才有效，废除政府与包税人签订的征税契约，达依税数量减少1/3，废除国王任意捕人的权力。马扎然严辞拒绝，并于8月26日命令逮捕高等法院的两名法官。巴黎市民立即筑起街垒，进行起义。
其它几个行省的高等法院和兰斯、图尔、普瓦提埃等大城市的市民资产阶级也声援巴黎市民。王太后、马扎然和年幼的路易十四被迫逃出巴黎，高等法院一度控制了政权。1649年王宫派人与高等法院和巴黎市民媾和，双方签订和约，王太后保证赦免起义者，并调整某些财政政策，法院福隆德运动随之结束。
一些封建大贵族乘法院福隆德运动之机，举兵反叛国王，称贵族福隆德运动。这些封建大贵族以孔德亲王为核心，在1650—1653年间，起兵反对马扎然，企图削弱王权，谋求更高职位，瓜分权利。贵族武装一度占领巴黎，赶走国王，控制政权。但是，他们的要求只是反映了少数没落贵族的卑鄙私制，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更不符合其它广大社会阶层的愿望，贵族反叛终因孤立无援，以失败而告终。
福隆德运动的社会性质复杂。贵族福隆德反映了少数贵族企图恢复封建割据的愿望，性质是反动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和市民资产阶级主张有限君主制，要求削减赋税，废除部分专卖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某些愿望，试图减弱封建专制制度对资产阶级发展的阻碍作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他们与封建贵族混杂一起，易于为贵族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