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的紧急措施]1793年春天起，国内外形势急剧恶化。强制征兵令在反抗派教士和保王党势力强大的旺代和布列塔尼一带受到坚决抵制，于3月间酿成大规模的旺代叛乱。叛乱者按军队编制组成三个兵团，把派去平叛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都打败了。英国也乘机煽动并给以金钱援助。在前线，曾因组织1792年秋冬战役大获胜利而闻名的迪穆里埃，此时采取冒险行动，率主力部队进军荷兰，3月18日在内文德战役中惨遭失败，结果法军于3月底退出了整个比利时，几天后又退出莱茵河左岸地带。不久前所征服的自然边界在短短几个星期中丧失殆尽，只剩下美因兹要塞处于被围状态。野心勃勃的迪穆里埃象拉法耶特一样，企图以武力解散议会，重建君主立宪制，在阴谋败露后于3月底4月初叛变投敌。反法联盟军队开始入侵法国。
在危急的形势下，国民公会采取了一系列救国的紧急措施。
1792年10月17日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于1793年1月11日进行改组，雅各宾派占了绝对多数。它掌管全国的警务治安工作，有权逮捕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犯。
2月7日通过关于改组军队，实行义勇军和正规军混合编制的法案。
3月9日决定成立革命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反革命犯。
3月19日通过法令，规定凡手持武器的叛乱者一律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
3月21日下令全国各公社建立监视委员会（或称革命委员会），负责监视嫌疑分子。
3月28日通过关于处决回国的逃亡者的法令。
4月6日，将1月1日成立的总防御委员会改组为以丹东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史称“第一救国委员会”。它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对政府实行监督。
4月11日通过法令，规定指券按票面值强制流通，禁止指券与铸币之买卖，一切交易均以指券为准。
4月30日，正式确定议会特派员拥有行使中央权力的职权，使得革命初期的地方分权制转向中央集权制。
5月4日，颁布谷物最高限价法令，囤有粮食者必须限期向地方政府申报，并限价出售，违者罚款直至处死。
5月20日，规定对富人摊派10亿里弗尔公债。
所有这些措施，显然带有战时应急的性质，它们既违背了吉伦特派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符合雅各宾派的本意。后来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采取的各项专政措施几乎都在此时发端。吉伦特派对此犹豫畏缩、执行不力，必然要被更强硬的派别所取代。
[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决战]迪穆里埃叛变事件再度引起党派斗争的激化，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首先发起进攻。4月3日，罗伯斯比尔就迪穆里埃叛变事件发言说：“我以为要采取的第一条救国措施，就是决定审讯所有被指控为迪穆里埃的同谋犯，特别是布里索。”4月5日，马拉以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的身份发出通告，要求各郡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惩治在审判国王时企图以诉诸全民表决的办法挽救国王生命的吉伦特派分子。4月15日，巴黎公社向国民公会提出请愿书，点名指控22名吉伦特派领导人。
吉伦特派予以反击。4月12日，对马拉签发通告一事提出控告，国民公会于次日通过控告案。但雅各宾派所控制的革命法庭宣判无罪开释，马拉于 24日凯旋式地回到议会。5月18日，吉伦特派指控巴黎公社是“无政府机关，同时追求金钱与权力的机关，”要求把它立即解散；为防止国民公会遭到巴黎暴力的摧毁，应在布尔日召集候补议会。国民公会没有批准此一提案，而是决定成立12人委员会（成员全是吉伦特派）对巴黎公社进行调查。5月24日，该委员会以阴谋叛乱嫌疑逮捕公社领导人埃贝尔等人。随后，吉伦特派议员伊斯纳尔对到议会来要求释放埃贝尔的公社人员发出恫吓：万一公社举行暴动，巴黎就可能被毁灭。“不久人们就会不知道巴黎曾经在塞纳河的哪一边岸上存在过了。”这是向雅各宾派发出决战的信号，被称为“新布伦瑞克宣言”。
[5月31日和6月2日起义]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决定诉诸暴力。5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他说：“当人民遭受压迫时，当人民除了自己一无所有时，谁不号召他们起来，谁就是胆小鬼。”5月29日，巴黎33个区的代表在主教宫成立起义委员会。30日宣布起义，任命昂里奥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6月2日早晨，警钟敲响。昂里奥率领8万武装群众包围国民公会，用大炮对准议会，以开炮相威胁。议会发现争论已毫无用处，无可奈何地听任马拉宣读逮捕者名单，包括2名部长和12人委员会成员在内的吉伦特派主要领导人共31人。他们分别被软禁在私宅中，由宪兵监视。
6月2日起义宣告了吉伦特派统治的终结，把法国革命推向了上升路线的最高阶段——雅各宾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