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的反动统治]在七月王朝统治的18年中，基佐先后担任内政大臣、国民教育大臣、外交大臣。1840年秋，开始组阁，直至1848年二月革命，在8年时间里，基佐成为实际上的政府首脑。
基佐鼓吹国王不仅要统，而且要治，因此他深得路易·菲力浦的信任，成为国王的左右手。在对内政策方面，他以维护金融贵族的“秩序”为宗旨，百般歌颂资产阶级君主制，极力鼓吹七月王朝是法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大肆宣扬国家只有在秩序中才能求得进步；实行有利于金融贵族的政策，发给各种商业公司、工业公司巨额津贴和奖金，把大量资本投入金融信贷，而不愿投资于工业生产；执行有利于大工厂主和大矿山主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甚至为使金融贵族尽快发财，不顾法国的实情，给他们提供一切投机的机会。基佐的这些政策既损害了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利益，又损害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利益，引起了各阶层的强烈不满。
基佐对共和派和工农群众极端仇视，不仅剥夺广大工农群众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取缔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拒绝进行降低选民纳税额为 100法郎的选举“改革”。而且用贿买的办法控制议会选举，使拥护政府的保守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把议会变成政府的驯服工具，将工业资产阶级及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排斥于政权之外。基佐的政策，加深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了无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引起工人、农民对基佐政府的极大愤慨。在法国，除少数金融贵族之外，各阶层人们都普遍要求改革，实现民主。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经济因素常常成为革命的终极原因。1845年以后，法国的农业、工业和财政就出现了不景气，来自爱尔兰和弗兰德尔的马铃薯病虫害又迅速危及法国各地，致使减产25%以上。1846年，因炎热和干旱，使小麦和豆类歉收，法国的主粮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引起粮价猛涨。1845年，100公升小麦的价格是17.15法郎，而到1847年上涨到43法郎，在上莱茵省暴涨到49.5法郎，个别地区竟超过50法郎，尤其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谷物价格普遍上涨100%至150%。面包的价格上涨2倍。1845—1846年农业的连续歉收，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
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法国。随着农业危机的加深，农民收入不断减少以及农民对工业品购买力的下降，使工商业危机接踵而至，生产大幅度下降，从1847年到1848年初，巴黎工业总产值从14.63亿法郎减少到6.77亿法郎，法国的冶金工业生产产值下降了1/3，不久又下降到1/2，采矿业的总额下降了20%，纺织品的总销售量减少了30%，金属产值减少了50%。工厂纷纷倒闭，1847年上半年，仅塞纳省破产的企业就达635家以上，工人大批失业，拥有1.3万工人的卢贝市，到1847年5月，就有 5000工人失业。有的地区如特鲁瓦、牟卢兹和亚眠等地，失业工人高达2/3以上，到1847年底失业工人总数达70万人之多，其中，35%是纺织工人，35%是金属制造工人，20%是矿工。而在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下降，在纺织工业中工资降低了30%，有的行业中工资降低了50%至60%。与此同时，财政危机也日趋严重，破产的银行数不胜数，仅巴黎一地，1845年就有691家破产，1846年8月到1847年底又有1139家宣告破产。国家的财政赤字高达预算总额的 25%，即24.7亿法郎，到1848年初，国家的短期债务已达63亿法郎。
财政危机使基佐政府信誉扫地，官场腐败日趋严重。在众议院中几乎有 3/5的议员是内阁的亲朋好友，许多政府官员还和金融贵族相互勾结，例如，在众议院中，多数派的议员，甚至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一方面以立法者身份迫使国家投资公司，另一方面以股东身份参与这些公司活动，实行官商勾结，从中大肆贪污受贿。一些贪官民愤极大，政府被迫查办。
总之，到40年代末，法国的农业危机、工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交迭在一起，不仅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失业者和饥饿者，而且也使中小资产阶级陷于困境之中，连大资产阶级也感到焦急不安，这就彻底动摇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社会各阶层的反抗]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引起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反抗。工人罢工运动成倍增加，尤其在外省，无力购买面包的工人不断举行罢工。据不完全统计，1847年5月，在雷恩、图尔、内韦尔、里尔和北部各城市的工人都进行了罢工斗争，夏托鲁的铁路工人用他们手中的工具作为武器，冲进小麦市场，1847年7月，南特市的泥瓦工人罢工持续了3个月之久。因歉收和抵押债务而造成饥饿的农民，也掀起了抢粮风潮，他们捣毁地主的庄园，强占粮店，打死粮食投机商，顿时，在全国出现了“面包骚动”，反七月王朝的工农运动日趋高涨。
陷于困境的中小资产阶级和因工厂倒闭而遭到打击的工业资产阶级，对七月王朝的腐败统治也表示强烈不满。小资产阶级共和民主派领袖赖德律·罗兰在众议院中公开指出：“我们的工业、商业、金融信贷处于惊人的危难状态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应该把责任归咎于谁呢？应该归咎于这个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十六年之久的制度”！
政府反对力量迅速发展并形成不同的派别，提出各自的主张：以梯也尔和巴罗为首的部分巴黎大资产阶级和一些议员，要求扩大选举权，进行社会改革，改变七月王朝政府支持和追随神圣同盟的对外政策，恢复法国在外交上独立而光荣的地位，但他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故称王朝反对派；以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为首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因以《国民报》为活动中心，故称《国民报》派），鼓吹共和思想，反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极力主张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强烈要求政府保护关税制度，反对跟外国竞争；以赖德律·罗兰为首的广大小资产阶级（以《改革报》为活动中心，故又称《改革报》派），不仅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而且坚决主张实行某些社会经济改革，赞同劳动权利和改善劳动条件，实行普选权；还有以布朗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他们周围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积极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建立社会共和国。尽管各派政治主张和阶级立场不同，但不满七月王朝的专横统治却是一致的，因此它们暂时联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