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成立]资产阶级窃取政权后，就开始暴露出对无产阶级的敌视态度，他们把直接领导起义的人排斥在临时政府之外，再次把自己的代表安插在临时政府内，分别担任外贸部长、公共教育部长和陆军部长。竭力阻止革命继续发展，有意拖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普遍要求。临时政府中的右翼分子根本不想成立共和国。于是，巴黎工人重新投入斗争。
2月25日，革命家拉斯帕伊医生率领工人代表团来到市政厅，以全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这个命令在2小时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前来“质问”。当时，街垒尚未拆除，起义工人手中还握有武器，可以随时把他们推翻。临时政府在工人的强大武装面前，出于策略考虑，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巴黎墙壁上到处出现了显目的大字：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共和国。
[共和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武装工人的逼迫下，临时政府除了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外，还连续通过了和无产阶级利益直接有关的法令，使共和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其中主要的有：第一、关于国旗。 2月25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承认红旗为国旗，由于拉马丁的坚决反对，继续采用了三色旗，但临时政府却同意在旗杆上系上红色丝条，以象征革命。
第二、关于劳动权。临时政府迫于工人们的压力，宣布负责保证工人能够靠劳动维持生活，并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做。2月27日，临时政府为给失业工人安置工作而创办了国家工厂。国家工厂由公共工程部长马利直接领导、按半军事性的编制进行组织。它从3月2日到5月18日共招收了11.5万名工人，由国家发给工人微薄的工资。2月28日，临时政府向市政厅前要求组织劳动和成立劳动部的近2万名示威工人作出设立工人问题委员会的决定，并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任正副主席，临时政府还拨出卢森堡宫为会址，故又称卢森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有一个由10名工人、10名企业主和一些政论家、经济学家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调解劳资之间纠纷的仲裁机构。
第三、关于劳动日。在工人群众的强力要求下，临时政府于3月2日颁布法令，规定缩短工作日1小时，即巴黎的工作日为10小时，外省为11小时。
第四、关于普选权。3月2日，临时政府宣布废除选民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权，规定年满21岁的法国成年男子在一地居住满6个月的都有选举权，年满25岁的男子有被选举权，从而使选民人数从24万猛增到930万。3月5日，临时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发给当选的议员每天25法郎的津贴，此外，还颁布了即将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的组织法令。
第五、关于民主、自由。这一问题，在临时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拉马丁和阿拉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只希望实行政治民主，而以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想通过一切手段来立即实现社会民主。最后，临时政府在工人群众的极力要求下，3月4日，取消了对出版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宣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从而在2月到6月之间，政治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在巴黎和外省产生，仅巴黎就有俱乐部300多个，新的报刊达283份。政治俱乐部中影响最大的是左翼共和派的“人权社”、布朗基的“中央共和社”、巴尔巴斯的“革命俱乐部”、拉斯帕伊的“人民之友俱乐部”和卡贝的“中央兄弟会”等。3月19日，临时政府废除了债务囚禁法，接着又废除了政治犯死刑和恐怖制度，废除了贵族封号，取消了复辟王朝遗留下来的民事拘禁，撤换了一些人民最痛恨的官吏和法官，释放了政治犯。4月27日，临时政府废除了殖民地奴隶制，5月8日，宣布废除参加国民自卫军的资格限制，所有公民都可参加国民自卫军。此外，临时政府还公开声明欢迎各国的自由战士来巴黎避难。结果短时期内有上万名各国革命流亡者云集巴黎避难、定居。
第六、关于经济。临时政府采取了货币流通的强制手段，3月7日，重新开放巴黎交易所。3月10日，提高了储蓄银行4—5%的利息，3月31日，实行了酒税改革。4月，取消了盐税。另外，临时政府还鼓励巴黎和外省创办贴现银行。
所有这些共和国的社会经济政策，都是工人在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是资产阶级掌权的临时政府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在当时既看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又还没有作好同无产阶级进行决斗的准备。事实上，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让步的同时，却在积极准备向工人进攻。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阴险毒辣的反工人措施：首先，他们不断强化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2月26日，临时政府宣布建立一支由流氓无产者为骨干的2.4万人组成的24营“别动队”，这是一支享有高额薪金、穿着特制服装的警察武装，成为资产阶级的可靠支柱。此外，充实官僚机构，大量起用旧时的达官贵人，以加强权力机构，准备对付无产阶级。
其次，在工人中败坏社会主义声誉，瓦解无产阶级斗志。临时政府一边把失业工人大量安置到“国家工厂”工作，一边则把失业工人，不管其原来有何技术特长，一律安排植树、刷墙、挖土、修桥、铺路等简陋而繁重的粗活，并且故意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向工人挖苦说，你们不是要社会主义和劳动权吗？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劳动权，从而使社会主义受辱于众人之前。
第三，挑拨中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临时政府为维护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于3月9日颁布法令，规定减少储蓄银行的现款支付，凡是提取存款超过100法郎者，一律付给贬值的国家证券。
这就严重损害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存户的强烈不满和对共和国的愤恨，而政府却宣传说，国家需要把钱用于维持“国家工厂”，从而挑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不满。
第四，更其恶毒的是离间工农关系。3月16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一条极为反动的法令，规定对农民所缴纳的土地、动产、门窗和营业4种直接税，每法郎增加45生丁的附加税。税收的增加，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极度不满和反抗，许多省、区，出现了农民愤怒殴打并赶走税吏的暴烈行动。而资产阶级却说增加税收是为了养活“国家工厂”的工人，为了使工人能搞“社会主义”。
这样，在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45生丁的附加税。巴黎无产阶级就是专靠他们出钱而逍遥享乐的消费者，受到欺骗的农民对工人和社会主义产生不满，使无产阶级在行将到来的搏斗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3月17日和4月16日的示威游行]资产阶级在作完上述种种准备后，认为自己的阵脚渐渐巩固起来，便对无产阶级一步步加强进攻，他们决定在 4月9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以便成立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新政府，实现其独占统治。无产阶级在继续受苦的切身感受中，开始朦胧地认识到这个“共和国”并不是工人理想中的“社会共和国”，因此，在街头张贴布告，宣称“我们的不幸应归咎于自私和短见的政府”，表示“还不能放下武器”。这样，无产阶级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展开了。
3月17日，布朗基派组织了15万人集合在革命广场，举行游行示威。
他们高唱《马赛曲》和《吉伦特之歌》，向市政厅进军。工人们最初的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在必要的时候，把资产阶级阁员排除出去，并使制宪议会的选举延期举行，军队撤出巴黎，以便无产阶级作好选举的充分准备。但是，游行的前一天，资产阶级为了先发制人，出动了3万忠于他们的国民自卫军，举行游行，并在巴黎街头高喊“打倒赖德律·罗兰！”
企图改组政府，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赖德律·罗兰排挤出临时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3月17日示威的工人群众不得不喊出：“赖德律·罗兰万岁！
临时政府万岁！”的口号。工人们为了打退右翼的进攻，只得暂时保护他们认为是处于危急中的共和国，因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而临时政府则同意将原定4月9日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延期两星期。
4月16日，10多万工人再次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劳工联合会”，并且讨论国民自卫军总部将要举行的选举问题。可是，资产阶级却趁机造谣说：“共产主义者要造反”，甚至胡说10万工人将进攻市政厅，建立共产主义政府。临时政府立即发出警报，在市政厅结集大批别动队、国民自卫军和其他武装与工人对抗，到处呼喊：“打倒共产主义者！”
“打倒卡贝！”“打倒布朗基！”“打倒拉斯帕伊！”游行队伍被武装部队冲散，政府还把几个团的正规军调进巴黎，准备镇压。
3月17日和4月16日事件，表明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它 “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①既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又暴露出它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结果使自己失去了优势，使资产阶级趁机加强了自己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