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议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反动]资产阶级加强自己的力量后，就在4月 23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在 880个议席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得550席，君主派占212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占了100席，而工人代表只得了18席，甚至连布朗基、卡贝等工人领袖都落选了，面对即将上台的右翼势力，工人们极度不满，4月26日，鲁昂、里摩日等许多城市爆发武装起义以示反抗，结果惨遭屠杀，11人被打死，81人受伤，近100人被捕和判刑。布朗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政府的背叛行径，并表示“人民流的血，不应该也不能白流”，这说明两大阶级间的搏斗已经临近。
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临时政府宣布解散。5月10日，由议会秘密选出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作为国家行政首脑。5人中有4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拉马丁、阿拉贡、加尔涅·帕热和马利，只保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罗兰作为点缀品。工人代表全都被排挤出了政府，实行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后，所争得的名义上的 “社会共和国”已经化为乌有。
执行委员会还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内政方面，它否决了设立劳动部的提案，通过了禁止人民集会请愿，只准递交书面请愿书的决议。对外政策方面，它秘密勾结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反动统治者，支持他们镇压波兰等国的革命运动。
为了声援波兰人民的革命斗争，巴黎15万工人于5月15日上午举行了游行示威，大批群众在巴黎俱乐部联合会主席于贝尔领导下，高呼“波兰万岁！”“共和国万岁！”冲进议会大厅，派出拉斯帕伊、布朗基、巴尔贝斯等5名代表，在制宪议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政府将正规军调出首都，并组织一支远征军开赴波兰援助起义的人民，还建议向富人征收一种特别税，来支付声援部队的一切费用。这些要求遭到政府拒绝，愤怒的示威群众坚持斗争到下午4时，也不肯退出会场。政府已下令发出总集合警报，准备镇压。在这关键时刻，于贝尔突然登台讲话，大声宣布：“公民们！国民议会拒绝对人民作出答复！好吧！我现在以被他们的代表愚弄的人民的名义，宣布国民议会解散！”随后，示威群众又冲向市政厅，在那里宣布成立由巴尔贝斯、布朗基、阿尔伯、科西迪耶尔、路易·勃朗等人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布朗基等人并不主张这种盲目行动，他没有到市政厅去。资产阶级立即调来军队包围了市政厅，逮捕了巴尔贝斯和阿尔伯。接着，拉斯帕伊、布朗基等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遭逮捕，共约400多人被捕，“中央共和社”等许多俱乐部被查封。马克思惋惜地指出：“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徒劳无益地试图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绪果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①资产阶级向革命人民步步紧逼，5月16日，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卢森堡委员会。5月17日，执行委员会任命屠杀北非人民的前阿尔及利亚总督卡芬雅克为陆军部长，他调集大批听其驱使的军队进入巴黎。6月7日，颁布严厉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6月15日，议会成立了一个由保王党人和极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研究解散国家工厂问题，6月21日，政府悍然颁布了解散国家工厂的正式法令。规定凡年满18—25岁的未婚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余工人全部发往外地垦荒或作其他苦役。并扬言：拒绝服从命令者，将以武力对付。这一反动法令把10余万国家工厂的工人逼上绝境，成了六月起义的导火线。
[六月起义]解散国家工厂的法令公布后，工人们认为这是政府对公民和人身尊严的侵犯，曾派代表向政府交涉，要求放弃这一无理决定。可是，马利代表执行委员会公开威胁工人说：“如果工人不愿意自动离开，我们就要用武力把他们赶出巴黎”，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起而斗争。6月22日整天，成千上万的工人拥上街头，举起红旗，高唱《马赛曲》，高呼：“打倒马利！”“打倒国民议会！”“我们决不去外地做苦工！”大街上游行的人群川流不息。晚上10点，中央共和社理事布若尔，在火把照明下，向示威群众讲话，号召工人必须加紧构筑街垒，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工人们一夜之间就筑起600多个街垒，布满了巴黎的东半部。街垒顶端插着红旗，旗帜上写着：“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充分反映出六月起义的无产阶级性质。
6月23—26日，两大对抗阶级间的伟大决战在巴黎展开。这是巴黎无产阶级第一次自发斗争，它既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统一的指挥部。领导六月起义的是在各街区作战的各个街垒指挥员，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足够的联系。这些人多是革命俱乐部的活动家和国家工厂的干部或工人代表，其中著名的有机械工人拉卡里，曾参加过工人秘密团体，多次领导过罢工运动。在六月起义中他领导孚日广场的保卫战，表现出巨大的毅力，成为起义工人的好带头人。青年机械工人巴特来米，曾参加过秘密的“四季社”，是另一区街垒战的出色指挥员。担任社会主义报纸《劳动组织》的编辑和圣安东郊区一个俱乐部主任的拉卡隆日，在起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当起义工人占领第八区后，一度担任该区区长职务。
尽管在起义中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中心，但起义仍有相当的计划性，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计划是由“人权社”行动委员会主席、退伍军官盖尔索济制订的。他曾是30—40年代著名的革命家。根据盖尔索济的作战计划，起义工人应分四个纵队四路集中进攻市政厅、杜伊勒里宫、波旁宫以及其他政府大厦。各纵队的作战基地应该是塞纳河左右两岸郊区工人的居住区。恩格斯曾肯定了这个作战计划，同时也指出它的缺点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巴黎西部资产阶级住宅区内也有工人集中的居住点，如果在这里安置第五个纵队，既可切断市政厅的交通，又可在这个突出的据点附近箝制敌人的大量兵力，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后来的事实证明，恩格斯的批评完全正确，起义军的防线就是从这里突破的。① 6月23日清晨，起义工人与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开始了。参加这场伟大决战的有男女老幼广大劳动群众，其中有参加过里昂工人起义的多次冲锋陷阵的老工人，也有刚满20岁的年轻工人，有76岁高龄的老女工，还有不满 10岁的儿童，他们都齐心协力投入殊死的街垒战。第一次激战是在巴黎东北郊的圣丹尼林荫路和克列里街一带展开的，起义工人多次打退敌人的反扑，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在克列里街的一个街垒战中，街垒的守卫者只剩下 7个男人和2个姑娘。他们仍顽强抵抗，英勇不屈，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街垒才被敌人占领。
激烈的巷战继续到深夜，起义者的队伍已发展到5万人，每个街垒都由同一行业的工人分段负责，进行严密的防守和进攻。
6月24日上午，起义者先后玫克了第八区和第九区之公署，市政厅岌岌可危。到中午，起义者占绝对优势，资产者一方面假装与起义者谈判，而工人果然受骗跟卡芬雅克部下的杜维维埃将军谈判，给反动派以喘息之机；另一方面，执行委员会宣布辞职，授予卡芬雅克独揽军政大权，准备大屠杀。
卡芬雅克随即宣布巴黎戒严，继续调进大批军队，总计达25万反革命武装，然后用霰弹、榴弹、燃烧弹等野蛮地轰击起义者的街垒、居民区及一切公共建筑，疯狂屠杀起义工人。
这一天，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下午3时，距市政厅不远的花河沿街地段， 600名起义者占领了有名的“丽人”服装店，并把它变成坚强的街垒，进行无比英勇的抵抗，有80名工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到晚上，反动派逐步占优势，但起义者仍坚守着全城68个街垒。
6月25日，斗争愈来愈紧张、残酷和猛烈。以卡芬雅克为头子的刽子手们，集中了40门大炮，向起义者占领的克洛—圣拉查尔、坦普尔和圣安东三区，整整轰击了一天，工人们沉着应战、毫不动摇。到了傍晚，起义者被迫退出市区。
6月26日，进入了最后的决战，反动派向起义者的最后阵地圣安东郊区发起总攻。这里是巴黎多次起义的真正策源地，筑有特别坚固的街垒和巧妙的工事，敌人要攻取这些街垒是十分困难的。反动头目先是诱降，后是亲自督战。内政部长、巴黎副市长、国民议员先后到营地督阵。起义工人在敌人的重炮猛攻下，坚守阵地，宁死不屈，但终因寡不敌众，到黄昏时刻，最后一个街垒被攻陷，六月起义经过整整五天的英勇战斗而被残酷地镇压了。外省的许多城市，如鲁维埃、第戎、波尔多、南特、亚眠等地曾纷纷起义声援巴黎工人，也都遭到反动派的野蛮镇压。六月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在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况状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无产阶级还远远没有成熟，不具备革命胜利的主客观条件。
六月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继续采取镇压措施，枪杀工人达1.1万多人，逮捕、判刑、流放者共约3万人。但是，六月起义的战士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崇高品质是可歌可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