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化]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第二帝国时期出现了城市的新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长。1851年法国城市人口为913万，到1866年已上升为1159万。同一时期5万居民以上的城市，占总人口的比例从5.44%上升到10.83%。大城市人口增长尤为迅速，里昂、马赛等城市进一步扩大，其人口增加近1倍。城市的繁荣吸引了广大农民，引起农村人口减少，同一时期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4.5%下降到69.5%。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巴黎面貌的改变是最典型的。帝国建立时，巴黎约有120万人，住房拥挤，道路狭窄，照明、卫生条件很差，公共设施不足。
1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为塞纳省省长，在皇帝授意下，制订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奥斯曼计划”。奥斯曼计划的蓝图是由皇帝亲自绘制的。
这项扩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耗资25亿法郎，巴黎面积扩大了1倍。城内五层以上的成片新楼拔地而起，40米宽的十字形主干大道贯通全市，宽阔的街道四通八达。新建的火车站、中心百货商场、住宅区、教堂都别具一格。
全巴黎共拆除旧房11万7千所、新建楼房21万5千幢，兴建中小学154所，剧院、教堂34座，街心公园21个、大公园5个，铺设自来水管道500公里、现代化阴沟系统400公里，新增连接市内塞纳河两岸的桥梁8座，市内巍峨的喷泉、高耸的纪念碑引人驻足。市东西两侧的万森、布洛涅森林区扩建后更加迷人。巴黎这座历经沧桑的千年古城陡然变成雄伟庄重整洁美丽的世界旅游名城，人口增加70万。
奥斯曼计划推动了全国的城市化发展，几乎所有城市的面貌在这一时期都起了重大变化。里尔市新建房屋增加1.9倍，圣太田增加2.1倍，图尔增加2.7倍。然而，城市的发展并未给穷人带来福音。原来住在巴黎市中心的穷人因付不起新建住房的房租，而只得去城市边缘栖身，穷人富人同住一幢楼房的现象不复存在，巴黎明显地分成了富人区和穷人区，两者界线更为鲜明。
[生活水平的变化]这一时期法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从食品构成来看，尽管消费品种类并无多大改变，但消费数量却有所增加。1845—1854的10年间，法国人均每天消耗的面包、土豆、鱼肉、水果蔬菜、糖、奶制品等分别为714、107、78、245、10和168克，1865—1874的10年间，它们的消耗量分别提高到763、253、100、265、20和208克。1851年，法国人均咖啡和可可的消耗量分别为520克和58克；1871年提高到1109克和221克。法国人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平均身高略有提高。1839年适龄青年中因身高不到1.56米而不能入伍者占适龄青年的16%，帝国末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10%。市民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普遍使用煤气灯照明以代替蜡烛和火把，用自来水代替井水，用钢笔代替鹅毛笔。生活较为宽裕的人，还开始旅游，这一时期外出旅游的人数增加3倍。
然而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据奥斯曼估计，1862年巴黎有70%的人死后没留下任何遗产、甚至必要的丧葬费也没留下。
[资产阶级]第二帝国时期，真正有权势、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尤其是由大金融家、大工业家、大商人组成的大资产阶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内部结构的变化，银行家、大工业家和大商人在第二帝国时期已融合成金融寡头集团。他们不仅人数比七月王朝时期有所增加，而且经济实力急速膨胀，其总资产在帝国时期至少增加3倍。他们掌握了大量企业，一人往往身兼数家大公司的董事，同时还在政界占据高位。如铁路大亨伏依特里曾任国务会议主席。冶金业巨子施耐德是立法团议员，还一度出任议长。动产信贷银行开办者佩雷尔兄弟一家有3名议员。大银行家富尔德，家庭成员中有1人担任大臣，3人任议员。大资产阶级成为第二帝国政治经济的真正主宰。到帝国中期，他们中间最富的183个大财阀已经拥有二百亿法郎资产。他们靠巧取豪夺得来的巨额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宴会、舞会、郊游、赛马场、海滨浴场都是他们炫耀财产、寻欢作乐的地方。大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一代世风，帝国时期出现的轻浮放荡令人作呕的社会风气，其祸首便是这些腰缠万贯而又粗俗可鄙的暴发户。
中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他们的年收入约在4000至5000法郎以上。他们中除了中小企业主和中小商人外，还有法官、律师、公证人、诉讼代理人、记者、医生等，构成所谓“新阶层”。他们对大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一统天下十分不满，帝国反对派中不少人来自这一阶层，其中包括激进共和派领袖甘必大。
但是，上述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属于那个阶层，这一时期在心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变化：对占有土地渐渐丧失兴趣。帝国初期，不动产占资产阶级总资产67%，帝国末年则下降到55%。这说明，把占有土地视为则富唯一来源以及社会地位上升的唯一途径的观念，在资产阶级中开始失去市场。
[农村与农民]第二帝国时期农村人口2640余万，可耕地面积2650万公顷，农村人均耕地一公顷。但事实上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缺少甚至没有土地。占地4公顷以下的小农占农村人口4/5，他们只占全部耕地的 1/5。占地50公顷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仅占农村人口0.9%，却占总耕地的 27%。所以，法国既是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又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国家。农村小生产仍占压倒优势。1852年，经营10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68%，而1862年则上升为75%。经营40公顷土地以上的大农户只占总农户4.8%。
不同阶层的农民，在帝国时期境遇迥然不同。大土地所有者、大自耕农和大农场主从地价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中得到了好处，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82%—125%。他们是帝国在农村中的支柱，也是农村的直接统治者。占农户总数1/4的农民，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养活，但因没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所以无法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中得到实惠。至于广大缺地、无地的小农，他们生活艰难。据1862年调查，当年农村中的雇工、季节工和佣人，共约有 420万人，他们的工资虽然也有所提高，但完全被物价上涨抵销。而且其居住条件、卫生条件均极为低下。1856年全国有20%的农民居住在草房中，1866年仍达17%，穷困的拉芒什省农民住草房的比例高达84%。由于农村住房安装门窗需要交税，所以农舍大多阴暗，牲畜和人同处一屋的现象到处可见。宗教信仰在农村十分盛行，教士仍对农民保持牢固的精神控制。不过，随着人口的外流及铁路交通的发展，沉闷、封闭的农村世界开始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