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马洪的道德秩序]麦克马洪是色当战役中的败将，曾经被俘，后又被遣送回国。他之所以被君主派选中，因为他是顽固的君主派。
1873年5月25日，麦克马洪任命奥尔良派重要头目布罗伊公爵为副总理，麦克马洪沿用梯也尔惯例，自己兼任总理。布罗伊实际上拥有政府首脑的职权。次日，麦克马洪在议会宣读了由布罗伊代他起草的总统咨文： “在上帝和我们永远忠于法律的军队的帮助下，在一切教养有素的上流人物的支持下，我们将继续从事解放领土，并重建我国的道德秩序。”
这个咨文是麦克马洪的施政纲领。其中关于继续解放领土云云，纯属空话。咨文中的“上帝”意味着教会和教权；“教养有素的上流人物”是督政府时期统治者的惯用语，它专指那些拥有地产的阔人；而军队在这里则一如既往地被作为政权的支柱。因此，麦克马洪所要重建的“道德秩序”，实际上就是依靠军队的力量，重新整顿教会和有产者的统治秩序。可见，重建“道德秩序”不过是加强教权势力、复辟王政的代名词。
[波旁两派融合的失败和总统七年任期法的通过]在麦克马洪上台所造成的政治气氛中，在教权派的助威声浪中，波旁王室长幼两支加快了联合复辟的步伐。1873年8月5日，两位伯爵在尚博尔伯爵住地面晤，双方商定由正统派尚博尔伯爵登基（以亨利五世名义即位），因尚博尔伯爵无嗣，所以，巴黎伯爵为王位继承人。会晤中巴黎代表奥尔良家族向正统派的首脑致以敬意。
这次会晤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君主派、尤其是正统派为此欣喜若狂，在正统派的别墅和城堡中，人们赶制国王用的轿式马车和白旗，暗中盘算各自在未来宫廷中的职位。
正当君主派沉浸在复辟狂热中时，一件意外之事发生了：1873年10月 30日，正统派机关报《联盟报》奉命发表了尚博尔伯爵三天前写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重申了登位的先决条件——取消三色旗，采用波旁王朝时代的白旗为国旗。这一态度和主张保留三色旗的奥尔良派大相径庭，双方各不相让，于是波旁两派的融合顿时化为泡影，君主派的复辟计划也随之流产。
对于法国形势的这种转变，教皇庇护九世曾懊丧地说：“只是为了那么一块破布”。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君主派复辟计划之所以流产，首先是由于法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共和派的坚决反对。当然，波旁两派融合的失败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正统派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他们当中除少数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外，绝大多数是外省地主和乡绅，土地仍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神权政治的遗老遗少，1815—1830年间的复辟王朝是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目标。
奥尔良派是七月王朝的拥护者。他们代表金融贵族的利益，和旧制度中由银行家、包税人、军火供应商、国家特许公司股东等构成的社会势力一脉相承。此辈中拥有地产者虽也不乏其人，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大多是金融界豪富、商业界巨贾、或是大工业公司董事会里的要人。他们之所以主张君主制，是因为需要用这种形式来加强对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驾驭和控制，以确保自己的优势。所以，他们心目中的君主是听命于他们这个集团的资产阶级君主，而不是向他们发号施令的封建国王。
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间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经济利益，促使了他们之间的融合必然破产。
但是，君主派的复辟梦想仍未泯灭，他们决心东山再起，为赢得时间，在布罗伊操纵下，议会在1873年11月20日通过了把麦克马洪总统任期延长为7年的法案。布罗伊的如意算盘是：延长麦克马洪的任期、以排除别的派别复辟的可能；如果疾病缠身的尚博尔伯爵在7年内去世，奥尔良派就乘机复辟。
可见，总统7年任期法的通过是要稳定麦克马洪的地位并巩固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为复辟创造条件。但是，在共和派的努力下，法国政局却起了不利于君主派的变化。
[1875年宪法]在“波尔多协议”以后的将近4年时间里，法国政体始终处于没有一部根本大法可资依据的临时状态之中。不过，法国政坛的格局却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国民议会中共和派的力量有了明显增强。议会建立之初，共和派议员人数不足君主派的2/5。但在当年7月2日举行的议会补选中，共和派却在114席中占据了99席。这说明，君主派在议会建立之初能取得压倒多数，完全是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一旦选民有了自由表达意志的机会，他们就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共和制。1871年10月8日，在各省省议会选举中，共和派占据了省议员总数的2/3。共和派不断壮大的趋势即便在麦克马洪当上总统以后依然不衰。1873年10月——1875年2月间举行的几次补选中，共和派在29席中得到了23席。到1875年初，议会中共和派的数量不仅远远超过每一个君主派，而且与三个君主派之和也已相当接近（大约为4：5）。
共和派力量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们进行的宣传，尤其是对农民的宣传。共和派提醒农民，王朝的复辟意味着他们小私有者地位的丧失，意味着什一税甚至意味着封建义务的恢复。而正统派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恰恰为共和派的宣传提供了佐证。这些被大革命所打倒、在复辟王朝时期向农民勒索了10亿法郎“补偿”、然后又沉寂了近40年的法国旧制度的残渣余孽，此刻重新在公众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他们公然主张恢复波旁王朝时代的白色国旗，并且和教权派紧抱一团，这就使农民真切感到了复辟封建义务和什一税的危险，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正因为如此，1873年10月，当尚博尔伯爵似乎登位在即时，上卢瓦尔省、阿尔代什省及塞纳—马恩省的农民，立即以《民法典》为武器，展开了对君主派的斗争。显然，农民态度的转变，对于共和制确立关系极大。
与此同时，议会中三个君主派的力量也起了很大变化。波旁两派由于重新交恶而相互削弱了力量。总统7年任期法通过后，正统派撤销了对布罗伊内阁的支持。1874年5月16日，处于共和派和正统派左右夹攻中的布罗伊内阁倒台。波旁两派内讧为波拿巴派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1874年5月—1875年2月，在补选的13名议员中，共和派占7名，奥尔良派占1名，而波拿巴派竟占5名。1874年3月，拿破仑三世之子已满19岁，达到原帝国规定的政治上的成年年龄。为此，波拿巴派在全国掀起拥戴这位废帝之子的运动，并且产生很大的影响。同年5月24日，拿破仑三世的前宫廷侍从布古安在被共和派视为禁脔的涅夫勒省出人意外地得以当选，而且公开宣称他对帝国的忠诚。6月5日，一位议员在议会出示一份文件，证明波拿巴派已经建立了旨在复辟帝国的全国委员会。
波拿巴派的再起，向议会中其他各派表明，如果再不结束政局的临时状态，刚被推翻的帝国就有可能复辟。这种前景无论是共和派还是波旁两派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制订一部宪法来结束政局的临时状态、以制止波拿巴派复辟，成了共和派和波旁两派的共同政治需要。这种共同的政治需要又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例如，巴黎伯爵就曾指示其追随者，对共和派要表示一定程度的和解。而共和派则在甘必大推动下也改变了过去否认国民议会制宪权的做法，转而和奥尔良派就制宪问题开始谈判。共和派以同意建立参议院等条件换得了一部分奥尔良党人对共和制的承认。这就形成了通过共和宪法的客观条件。 1875年1月30日，瓦隆提出的、确认共和制为正式政体形式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以1票的多数得以通过。同年2月和 7月，国民议会又先后通过关于参议院组织、政权组织及政权机关间关系的一系列法律，合称1875年宪法。
1875年宪法不是一个统一的法律文件，它只是一系列法律文件的总称。
宪法在法国正式确立了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组成的议会，并分别规定关于总统、众议院、参议院的选举、组成、职权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但对公民的权利只字不提。宪法赋予总统以极大的权力，如，统率军队、任命全体文武官员、有权特赦、有权在参议院赞同下解散众议院等等。宪法规定众议院由普选产生，任期4年。而参议院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9年，并且规定 1/4的参议员由国民议会选出、并终身任职。这种规定违背了共和派传统，当然更不为人民群众所希望，反映了明显的保守性。其所以如此，因为它不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直接产物，而是共和派与君主派相互妥协的结果。它反映了法国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共和派力量虽有发展，但不足以单独制宪；君主派虽无力复辟，但把某些政治要求塞进了宪法。
然而，这部宪法的通过，毕竟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它为共和国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斗争中的共和派提供了新的有力武器，使君主派此后的复辟活动又多了一重障碍。
[新议会选举和西蒙内阁的建立]根据1875年宪法规定，必须进行新的议会选举，但有75名终身任职的参议员按规定必须由国民议会本身选出。因此，国民议会在解散以前还需进行参议员选举。为了牢牢掌握参议院以对抗共和派在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中可能赢得的优势，布罗伊公爵十分重视这次选举。他精心策划，提出了一份由62名君主派和13名中左派（即接受了共和政体的奥尔良派左翼）组成的候选人名单。可是，正统派因为和奥尔良派融合失败而把后者视为破坏复辟的罪人，波拿巴派因奥尔良派对帝国的指责也对其心怀芥蒂，两派便打算联合共和派，共同对付奥尔良派。当共和派首领甘必大获悉这一情况后，马上从中看出了可供利用的机会，便和两派谈判，并亲自领导了这场富于戏剧性的选举。结果，在75名终身任职的参议员中，共和派占了60名，赢得了新议会选举过程中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1875年12月31日，国民议会自行解散。1876年1月30日，参议院选举揭晓，在参议院300名议员（包括75名终身任职的参议员）中，君主派共占154名，只占微弱多数。在同年2月20日和3月5日举行的众议院的两轮选举中，共和派获得压倒多数，在总共533个席位中占据了340席，君主派只占155席，另有30多席为中间派占有。
1876年3月8日，众议院正式集会。鉴于当时担任内阁总理的比费，在 4个选区的竞选中均遭惨败、被迫辞职，麦克马洪需要另外物色组阁人选。
按照资产阶级议会制惯例，议会中多数派首领理应是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而在1876年3月的法国，这个人就是共和派首领甘必大。可是，麦克马洪无视议会制原则，从奥尔良派左翼中挑选了一位78岁高龄的杜福尔作为内阁总理，并且还以政局需要为名，责令杜福尔保留比费内阁中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人皆是君主派）的职位。麦克马洪此举的用心不言自明。
杜福尔内阁注定是无所作为的，它既受制于麦克马洪总统，又要受到众议院共和派多数和参议院君主派多数的两面夹攻，因此左右为难，处处碰壁。
1876年12月初，杜福尔辞职。
1876年12月13日，麦克马洪责成温和共和派西蒙组阁。西蒙是国防政府时期的主和派，1871年1月底，曾受国防政府之命去波尔多取代甘必大。
麦克马洪据此把他看成甘必大的政敌，他任命西蒙的目的在于分裂共和派，但是，从客观上说，任命西蒙也是麦克马洪对众议院共和派多数作出的无可奈何的让步。因为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由共和派出任内阁总理，还是第一次。所以，西蒙的上台，表明共和派的力量正在超过君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