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被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先进分子终于从落后挨打中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
鸦片战争后不久，就有一批介绍西方的地理著作问世，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要了解西方，就要旁通他国语言，因此在清同治初年，有教习外语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设立。继而，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有坚船利炮，因此，开始引入西方科技和军事，兴起了洋务运动。并开始在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文化，最初所译主要是工艺、兵法、医学之类的自然科学书籍。以后，中国人懂得，徒有坚船利炮，而无立国之本不能强盛，于是开始着眼于西方的思想文化，所译之书也注意思想、文学方面。随着西学东渐第二次高潮到来，中法文化交流也呈现出高潮。
魏源的《海国图志》已有对法国的介绍。同文馆中的一位英国教习曾著 《法国史略》。而另一位法国的教习则编有《化学指南》、《各国史略》、 《汉法字汇》等20种书籍。1866年清廷首次派员游历西欧，被派者为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他历游英、法、瑞典、俄、德诸国，在法国，他到了马赛、里昂、巴黎，归国后著有《乘槎日记》，内有在法国所见所闻的记载。
以后又有志刚使团和崇厚使团的派遣。后来出使英法的郭嵩焘又著《使西记程》；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也著有《出使日记》等。中国人最初就是通过书籍介绍、游历、新闻报道以接触法国文化。但是这些了解还只是一鳞半爪。
法国文化真正对中国历史有深刻影响的首先应推洋务运动中法国人用法国科技协助洋务派创办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在1866年设立的，在设立过程中，得到法国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的支持和帮助。船厂建立之后，日意格担任监督，德克碑担任副监督。
为了培养造船人才，左宗棠还附造船厂设立船政学堂。学堂设在船厂东北，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学造船，也称法国学堂；后学堂习英文，学驾驶，也称英国学堂。
学校还派出留学生去欧洲留学。1875年（光绪元年），沈葆桢派遣福建造船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翔、陈季同五人随日意格赴法学习船政，这是清朝开国后我国赴欧洲留学的最早学生。次年12月，沈葆桢、李鸿章会奏选派船政学堂学生24人和艺徒7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与制造。原来在法国工厂实习的魏瀚、陈兆翔入大学深造。这是我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以后，法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也开始传入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应首推严复和林纾两人。
严复（1853—1921）是我国系统翻译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的第一人，他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颇大。
林纾（1852—1924）是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洋文学的名家。他本人不懂外文，请人口译大意，然后笔录之。通过这种方法，共翻译了159部外国文学著作。其中法国的文学作品有《茶花女》（译名《茶花女遗事》）等27部。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传统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改良主义者深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极力推崇法国的启蒙思想并从中获得思想养料。但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立场上大多持否定态度。
在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王韬和马建忠是受法国影响较多的人。王韬（1828 —1897）在1867年到1870年在旅欧期间，曾两次抵达法国，参观过巴黎古迹，凯旋门、博物馆等，对法国的历史、地理、风俗、社会现状均有较深了解。1870年回香港后，便着手编著法国历史。先后出版《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以中国人的眼光和史笔分析了法国的历史和国情，直接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马建忠（1844—1900）在1877年曾由李鸿章资送法国留学，学习政治法律，兼充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80年回国后，宣传改革，并介绍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出现，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达到高潮。他们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尤其是梁启超，他在许多著作中极力赞扬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最推崇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说。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写道：“十八世纪以前，政治学基础甚薄，一任之君相之手，听其自腐败自发达。及孟德斯鸠出，始分别三种政体⋯⋯立法、动政、司法三权鼎立之说，后此各国，靡然以之⋯⋯。”在《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一文中，他赞扬美国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及英、俄等国的改革。并用下列结束语：“造此福者谁手，孟德斯鸠也。”
梁启超还竭力赞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曰卢棱之倡天赋人权⋯⋯自此说一行欧学界，如平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
梁启超一方面用启蒙思想的某些理论来武装自己，一方面从启蒙运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中，看到了思想运动的重要作用，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比起康有为又略胜一筹。
但是康、梁毕竟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并不赞成法国革命，只主张从革命中吸取教训，认为如不变法就会发生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民乱”，因此他们常常夸大法国大革命的残酷性，以反对革命，还以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为例，劝光绪皇帝赶快变法图强。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中国主张革命的呼声日高。这时以邹容和陈天华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外国革命经验的研究。他们对法国1789年革命以及其它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新的探讨和评价，吸取了法国革命的光荣传统，以充实和武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
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法国革命大加赞扬，称法国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他还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原因，以作为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佐证，他指出：“滥用名器、致贵贱贫富之格，大相悬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赋敛无度，此法国志士仁人，所以不辞暴举逆乱之名，而出于革命之原因也。”从法国革命的经验中，他指出要革命首先要根除奴隶性：“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国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他，能自认为国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陈天华则更明确地宣传了法国大革命，在《猛回头》中号召中国人民： “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然后详细叙述了法国革命的过程，介绍了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还在《警世钟》中号召妇女革命救国，他以世界上许多女革命为例，认为妇女也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革命，他写道：“你看法兰西革命，不有那位罗兰夫人吗？”
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几次到过法国，也很推崇法国革命。他提倡的三民主义，其思想来源也有法国革命传统的成份。
孙中山在《民报》创办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在论到民权主义时，曾提到“法兰西大革命”和“俄罗斯革命”，并指出，中国革命后，就是要建立法国那样的民主立宪政体。
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大地有一批知识分子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他们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比较，从而加深对俄国十月革命重要意义的认识。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通过法、俄革命相同点的分析，肯定了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同时，又指出了法俄革命的本质差异，从而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是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
李大钊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巴黎公社对中国的影响]巴黎公社发生之时，中法已有官方来往，因此较之法国大革命，中国人更为直接和更为迅速地了解了公社的情况。公社存在时间虽短，但对中国影响却很大，尤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光辉榜样。
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后，正巧清政府为天津教案派使臣崇厚去法赔礼道歉。崇厚一行耳闻目睹了巴黎公社的一些情况，使团随员张德彝将使法见闻写成《三述奇》一书，全书共十四万言，其中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记载约万余言。书中记录了3月18日起义过程，以及以后他在波尔多和凡尔赛的所见所闻，尽管他对巴黎公社持否定态度，但对公社参加者却流露同情与钦佩。
当时一般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了解主要通过报刊报道和史学家的某些评述。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中国教会新报》以“布法战争”、“法国近事”、“法国民变”、“法京近事”等专题，对事件的发展进行连续性报道和评论。在这些报道中，巴黎公社被歪曲为“匪乱”和“巨劫”，诬蔑公社战士为“乱党”和“贼兵”。受这些报道的影响，史学家王韬在《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两书中，对巴黎公社的历史也作了是非颠倒的描绘。
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和立场。
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兴起。一些报刊载文，表现出同情巴黎公社的倾向。1907年，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创办了《新世纪》，创刊号发表题为《新世纪之革命》一文，其中评价了巴黎公社，称之为“公民之革命”，提到“虽其事未成，然于革命进化史中留一大纪念。”但该文用无政府观点歪曲了巴黎公社的性质，认为公社最重要的革命措施之一是“扫除政府”。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巴黎公社作为他们革命的先导。
1923年，李大钊写了《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是中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宣传巴黎公社的文章，它对公社的起源、发展、性质、措施、经验等方面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和分析，文中引用的史料，许多是首次在中国发表的。说明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和正确。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进行了有组织的宣传纪念活动，并且自觉地借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服务。
1926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55周年之际，革命中心广州的一些革命团体发起纪念活动，他们发布纪念巴黎公社宣传大纲，召开纪念大会，宣传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并且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号召工人阶级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这是我国人民首次大规模纪念巴黎公社的革命活动。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这次纪念活动的影响的。
就在广州举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的当天（1926年3月18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政府枪杀爱国学生的大惨案。从此，中国人民纪念“三·一八”往往把两个“三·一八”结合起来，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如此。
在井冈山根据地，3月18日被定为节日，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崇敬心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苦大众眼中，巴黎公社是革命的象征，是工农当家作主的榜样，是反对民族投降的旗帜。它的精神鼓舞中国人民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