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长期受奴役的处境始终表示同情，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支持。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英侵略者洗劫焚毁了圆明园。这种野蛮无耻的行径同样遭到法国进步人士的愤怒谴责。法国文学家雨果在圆明园罹劫第二年给联军的一位军官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款的条件下，圆明园就大规模遭了蹂躏。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提出抗议（所以我感谢你给我抗议的机会），为什么要抗议呢？因为治人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强盗的。”
雨果在控诉英、法统治者的强盗行径的同时，又倾吐出中法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证明每一个正直的法国人是十分珍惜中法人民之间的友谊的。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革命党于1907年在镇南发动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有一位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跟随孙中山到达起义现场，并负责指挥起义炮兵作战。起义发生后，在越南的法文报纸对此作了客观报道，而且据报上所载，当地法国官兵对革命党人是怀有同情感的。如12月6日法文东京独立新闻载：“该处居民曾目击驻同登法国军务官兼义勇团司令陶菲于2日率马队视察镇南关时，革命党对之行礼示敬，当革命党首领在同登休息及进食之际，各人皆与法国武官交换名刺，极为亲善⋯⋯”。
在抗日战争期间，法国人民一贯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时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曾说：法国“普通老百姓都倾向中国一边，认为日本是侵略者。”他还举例，大使馆收到许多法国素不相识的老百姓的来信以及捐赠。有一位法国姑娘将她男朋友给她的订婚戒指送到中国大使馆，她说自己是个穷姑娘，但由于十分同情中国，想把这个戒指捐赠给中国。这些例子清楚地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普遍感情。
[华工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法经商做工的华人为数不多。1878年2月谢大铭随曾纪泽抵法，后侨居法国。以贩卖古玩为业。1900年巴黎举办大型博览会，他回上海带10多位中国年轻人到法，在博览会开办茶馆。博览会结束后，这些充当仆役的青年大多回国，唯有一名广东人和一名浙江湖州人留法。1903年驻法公使孙宝琦抵法，随同中有张静江、李石曾等。他俩后留住法国。张静江先在马德莱娜大教堂前设古玩商店，后又在意大利林荫大道开茶馆。张静江的夫人姚蕙女士还办了《世界杂志》。李石曾在法主要是求学，学农业和生物，并创办宣传革新的《新世纪》杂志，但他也从事实业，在巴黎近郊哥伦布村创设了豆腐公司，有30多名中国工人在此做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等参战国劳力匮乏，企望从中国招募劳工赴欧。1916年初，法国派遣武官陶履德来华，和北洋政府商议招工之事。
几经磋商以后，北洋政府和法国于1916年5月14日正式签订招工合同，并由买办官僚梁士饴组织惠民公司，办理招工不久，英国也来华招工。法英所招华工，多数赴法国，由此形成了中国向法国移民的高潮。
法国和英国招往法国的华工总数为146，925人。大多来自直隶、山东、江苏。法国招雇的华工，在法国沿海、内地和前线都能见到他们的踪迹。英国所招华工主要分布在英国远征军所驻地区，其中包括后勤地区（从勒阿弗尔到敦刻尔克的各个海口）和作战地区（从甘勃莱到易卜列之间的所有战场），他们从事的劳动都和军事有关。有一技之长的，如以前做过铁匠、木匠、油漆匠、机械匠等，被派往兵工厂、机械厂、坦克厂、飞机厂等作工。
没有什么技术的，分配去做搬运军用物资、修路、挖战壕等重活。这些华工努力工作，为法国作出了积极贡献。对此，1918年北洋政府华侨工事局在调查报告中作出了明确的肯定，认为华工在法“名誉颇佳，成绩可睹。”
然而，华工在法的境遇却并不佳。他们在法国是受军事管制的，由法国陆军部殖民地军队局和驻法英军司令部管辖，华工组成为军事性连队，为英军服务的华工甚至和部队一样，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约束。华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住木屋和帐篷。工资、伙食费、衣服也常遭工厂主的克扣。许多人死于战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华工常常奋起抗争，用罢工、暴动、抵制等手段反对压迫。从1916～1918年有案可稽的华工斗争就有31起之多。
华工在法虽然行动极不自由，生活状况悲惨，但和当地的一般法国人却相处融洽。即使管理华工的法国人，也有同情华工的。据《时事新报》1920年12月26日介绍，在敦刻尔克的华工“与此地法国人没有甚么恶感，名誉也还好。并且他们有一个总办（法国人），待他们极好，凡华工与法国人有甚么交涉发生，他总说公道话，还帮他们抱不平。”有人对南方小镇坎布德那克华工的调查中，也看到那里的翻译和医生对华工不错，“日与华工嘻笑，无欺虐处。”当时在法国，有许多华工和法国女子通婚，生儿育女。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合同期满的华工陆续回国，也有许多华工继续留法。要获得工作自由的华工需先交法国陆军部1000法郎的赎金，取消合同，再由领事交保。一些没有积蓄的华工则纷纷私自逃离工队，隐踪匿迹，流落各地。据1928年有人统计，留法的华工有2100多人。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失业，有一部分华工回国。一些华工在1936年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投入反法西斯战斗，二次大战期间，有些华工流散荷兰和法属马达加斯加等地谋生。
[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19至1920年间，出现了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形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早在清朝末年，留学国外，渐成“热门”。但出国留学生活费用昂贵，只有少数官费生和富家子弟能享受留学机会。要扩大留学范围就必须提倡俭学，为推动中国学生留学，曾经留学法国的一些人士，如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张静江、褚民谊、齐竺山等人于1912年2月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其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对这项事业也给予积极支持。著名革命活动家吴玉章等人还在四川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留法学会建立后，又设立留法预备学校。留法俭学会从成立到1913年6月，先后组织两批共 80人赴法留学，准备留学者40人。1913年秋，袁世凯上台后，对革命进行镇压，革命派蔡元培、吴玉章等被迫流亡国外，留法俭学会随即停止活动。
李石曾在巴黎近郊开办豆腐作坊，一次大战前去作坊工作的华工已达30多人。这些华工读书不多，又不通法文，缺乏工艺知识，因此极需教育。李石曾提出在华工中实行“以工兼学”的方法，日间作工，晚上授课，或从事数年工作后，有了积蓄，再脱产学习。当时在法国地浃泊的人造丝厂，有48名华工，也试行了“以工兼学”的方法，此法受到华工们的欢迎，于是1915年6月华工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在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的支持下，“按实定名”，建立勤工俭学会，提出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
的宗旨，把工作和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6年华法教育会成立，对赴法勤工俭学起了推动作用。随着中法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密切，中法两国热衷于促进中法关系发展的人士经过酝酿，在1916年6月22日在巴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华法教育会的会长是法人欧乐教授（今译奥拉尔，法国革命史专家）和蔡元培。华法教育会是促进中法两国在文化教育以及经济诸方面全面交流的民间团体。根据会纲，它的宗旨在于“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华法教育会成立后最突出的作用就是组织华工教育，以及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它于1916年4月在巴黎创办了第一所华工学校，并着手在中国国内动员青年学生来法。鉴于华工勤工俭学收到良好的效果，蔡元培等人提出借用华工“以工兼学”，代之以青年学生来法作工，工余时间，用工资收入，作留学费用。
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年底，蔡元培、吴玉章等由巴黎返回北京。
1917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在北京、保定等地设立了三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全国很快有大批青年学生申请赴法。
这时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吴玉章在四川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使这两个省成为赴法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1919年3月17日，由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组织的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离沪赴法。到1920年底止，共有留法学生1600多名。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一些人学到了欧洲的先进科学和民主精神；更有一些人进一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物，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陈延年、邓小平、李立三、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蔡畅、向警予、李维汉等。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遭到波折，法国战后出现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失业增加。中国勤工俭学生就业困难，生计难于维持，而这时由李石曾、李圣章等人把持的华法教育会竟于1921年1月16日宣布脱离和勤工俭学生的经济关系。这对留法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奋起斗争，2月28日，他们去中国驻法使馆，请愿示威。法国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成立“少年监护委员会”，向法国和中国各界人士募集捐款，维持经济困难的留法学生的生活。1921年6月，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用于扩大内战，留法勤工俭学生在6月和8月两次召开大会，表示抗议。于是法国政府在9月停发留法学生的维持费。在困境中，留法学生在9月占领了华法教育会以勤工俭学名义而筹款建造的里昂中法大学，遭到法国政府镇压，许多学生遭监禁，随后被押送回国，其中有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
[法国前总理班乐卫一行访华]1920年，法国前总理班乐卫来华接受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班乐卫此次来访，属于民间学术交流，因此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东方杂志》载专文指出：“吾人欢迎班氏，并非欢迎前任总理之班氏，乃欢迎大数学家之班氏。北大创授与博士之例，实足以代表吾全体学界倾向学问之热忱。”
班乐卫一行五人，他的随员有法国文学家博纳尔，巴黎大学经济教授马丹、铁路工程师纳达尔以及班乐卫的同行、数学博士鲍瑞尔。他们在6月22日抵达北京，8月31日，北京大学举行授与班乐卫名誉科学博士的典礼，北大校长蔡元培致开幕词。班乐卫致答词，他表示“希望中法两国学术界建立和扩大联系”。还答应回国后寄三篇科学论文给中国，一篇关于科学和哲学的一般原理，一篇关于天文学，一篇关于航空学。
班乐卫一行还受到当时中国总统府、交通部、议会的接待，并访问了天津、上海。在上海他参观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参观后表示，希望法国能对该厂的事业有所贡献，并提议商务印书馆今后也可多编辑一些法文书籍。班乐卫一行9月11日由上海返法。班乐卫的访华对促进中法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