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1801年英国第一次人口调查之前，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口，历来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些学者的研究所得出的数字也只是一些近似的估计。他们大多是根据载有炉灶税调查或住户调查的纳税花名册，或者是根据教区登记簿中的出生、受洗、丧葬、婚嫁等的登记，然后根据每户大致有多少人口去推算而得出近似的人口数字。17世纪末格里戈利·金的统计就是这样得出来的。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英国从1470年—1520年到1640年—1650年的100多年中，人口增长的趋势比较明显，此后的100年中，人口数字基本稳定，到了18世纪末才又有了较快的增长。据估计，从15世纪末到1550年，增长曾暂时中断，后又继续增长，到1580年大约为350万。到1600年时，英格兰人口数已达到410万人，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的人口约190万人，到 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达到顶峰，将近530万人。在这段时期，整个不列颠人口大约从600万人增加到770万人。以后人口即稳定不变，甚至还稍有下降，在英格兰下降到410万人，整个不列颠下降到730万人。为什么在1650年以前的100多年中英国人口持续上升，但以后又下降？
对这个问题，迄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家庭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因为在英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在通常情况下，如不发生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人口的增长趋势是很自然的。但事实上，英国人口的增长率一直比较低。这是由于英国人有晚婚的习惯。在1600年—1649年，结婚年龄男子为26.7至29.2岁，女子为24.8至 27.3岁。大约有10%的妇女到成年时还未结婚。所以女性的生育期大约只有 12—15年。晚婚的原因是，青年人需要积存足够的钱财以建立独立的家庭；也有些人在年青时，为了学业，要等到高等学校毕业才结婚。后来结婚的平均年龄又稍有推迟，这可能是由于一般青年人实际收入下降，积存足够维持独立家庭生活的钱财需要更长的时间。
有些学者的研究还发现，当时英国人的家庭中有简单的避孕、节育现象。
如一般已有3个子女的家庭，父母就采取避孕措施，母亲在哺育第3个或以后生的子女时，有意地延长哺乳期几个月，以达到避孕的目的。还有的学者发现，在贵族中存在着较普遍的独身现象。根据对17世纪南威尔士贵族的研究，在主要的贵族家庭中，有1/3的家长是独身。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减，对经济、社会、政治都会发生影响。当人口增长过快时，如果粮食收成不好，就不能供应过多的人口以粮食而发生饥荒。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包括伦敦在内的一些地区，可能发生了饿死人的事，至于16世纪20年代在坎布里亚曾发生不少人饿死之事，则是有确实资料记载的。在这段时期，英国人口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英国最大的城市是首都伦敦。 16世纪 20年代，伦敦有人口5—6万人， 1600年增至20万人。到17世纪中叶，它有人口40万人，不仅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最大的城市，超过了法国最大的城市巴黎（35万人）。不过，除了伦敦之外，英国虽然还有20个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但人口数都远较伦敦为少。如人口数仅次于伦敦的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诺里奇等城市的人口，都只有2.5万人。伦敦的人口比英格兰其余50个城市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伦敦以及其他城市人口的增长，并非由于自然的人口出生增长的结果，相反，当时大多数城市中人口死亡率很高。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是移民。据统计，从1560年到1625年，迁居到伦敦的人每年约5600人。在地区上看，各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增长较快，有的则较慢；在年代上也不平衡，有的年代增长得快，有的年代慢。
城市作为工商业的中心，吸引了大量乡绅和富裕农民。他们或者在这里出售自己所生产的农产品，或者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有的则开商店、经营工商业。这些城市不仅与附近地区的城市或乡村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与较远地区甚至海外发生商业联系。一个名叫威廉·斯陶特的人，到兰开斯特开了一家商店，他从四面八方置办货物，甚至贩来西印度的糖和美洲的烟草。城市不仅是工商业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人们有的为了政治的或法律的原因，有的为文化娱乐而到城市中来。伦敦除了约40万人的常住人口之外，每年还有几十万流动人口。
人口流动有两种：一种是“改善性”的迁徙，另一种是“生存性”的迁徙，即前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或寻找好的职业而迁徙他处；后者是被生活所迫，在家乡无以为生，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找生计。
17世纪时，英国人迁往海外者约30万人，第一次超过海外迁入英国的人口。迁往海外者大多是远渡大西洋迁到西印度群岛，其次是弗吉尼亚、马里兰、新英格兰。迁往海外的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子，他们为了寻找职业或改善生活环境而远走他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到17世纪50年代，有些罪犯或流浪汉也被流放到海外。迁往欧洲大陆者只有一小部分。
从海外迁到英国来的人较少。16世纪时，英国曾是欧洲大陆一些人逃避宗教迫害的避难场所，但到17世纪，欧洲大陆和美洲反倒成了英国国内逃避宗教迫害的人的避难地。不过，到克伦威尔取消对犹太人在英国居住的法律限制后，有大批犹太人迁入英国。到17世纪80年代，当路易十四迫害胡格诺教徒时，有些胡格诺教徒也逃到英国。
社会等级中世纪时，欧洲人一般将社会上的人分为三种职能不同的等级：僧侣，其任务是祈祷；贵族，其任务是佩剑作战；第三等级，其任务是纳税和劳动。
随着历史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这种以职能来把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的概念已不再适用。
到了中世纪末期，一种新的理论产生并在社会上逐渐流行。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犹如自然界生物的机体一样，各个等级有不同的分工，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并发挥不同的作用。这种分工是合理的、自然的、由上帝认可的。
它们是自然界、宇宙间“万物的链条”中的一部分。1547年在英国颁布了一份《服从之道》，它定期在教区的教堂中加以宣讲，其中说道：“全能的上帝在天上、地下、水域中创造了万物，并规定了万物完美的秩序。他规定了在天上的天使长和天使们的不同等级和形态，在地上他指派了国王、公爵以及他们之下的其他统治者，他们排列有序……上帝为各行各业、各种公职的人都指定了各自的责任和等级。有些人地位高，有些人地位低，有的是国王、公爵，有的是下属、臣民。他们或是僧侣或是俗人，或是主人或是仆人，或是父亲或是子女，或是丈夫或是妻子，或是富人或是穷人……”这种社会划分为等级的观念，在16世纪时在英国盛行，直到17世纪，仍为许多人所信奉。1602年莎士比亚在《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中，借一个角色之口，说到这种担任不同职能的社会等级的不可变易性和神圣性。
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遵行着各自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威权。
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的灾祸、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破坏、毁灭这宇宙间的和谐！根据当时的人的社会等级观念，社会上所有的人，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都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信奉不疑。然而究竟社会区分为哪些具体的等级，却并不明确，而且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说法。1577年，威廉·哈里逊写道：“在英国，我们通常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人是绅士，绅士又可分为贵族、骑士、乡绅；第二等人是公民和市民；第三等人是自耕农；第四等人包括工人、贫穷的农夫、手艺人和仆人，也就是那些 “被统治的而不是统治别人的人。”然而，这四等人的界限却并不是很清楚的。如关于“绅士”（gentleman），威廉·哈里逊说，绅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统或至少因其美德而变得高贵知名的人”。也就是说，绅士的地位可以因其出身或美德而获得。不过，哈里逊又说，绅士是那些因为有财产而“毋需自食其力，因而能够并愿意支付作为绅士身份花销和行为举止费用的人”。
这样就令人感到“绅士”这个等级有些含混不清。另一个比较含混的等级是所谓“自耕农”（yeoman）。哈里逊说，“自耕农”是指那些年收入在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他们有的是那些从绅士手中租用土地的大农。但哈里逊又说“自耕农”是“某种享有优越地位，并且受人尊敬的人”。他们的优越地位是由于他们“生活富有，享有好的住宅，靠勤劳而致富”。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使“自耕农”这个概念令人无法具体掌握。
另一个同时代人托马斯·威尔逊在1600年左右把英国人分为：贵族、公民、自耕农、手工工人、农业工人。威尔逊着重分析了贵族，他把“议会贵族”与一般贵族分开。一般贵族即“较低级的贵族”，如骑士、乡绅、绅士等。另外，他把职业工作者如律师、官员、高等和中等教士放到了乡绅阶层中。根据威尔逊的记载，在1600年左右，英国共有61个世俗贵族，其中包括1个侯爵、19个伯爵、2个子爵、39个男爵。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3607镑；500个骑士，平均年收入为1000—2000镑；1.6万个绅士，平均年收入为500—1000镑。
从托马斯·威尔逊的叙述中令人得到一个明显的印象，即17世纪初英国社会上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而且财富相差悬殊。不过，除此之外，他的等级划分的标准也是相当混乱的。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曾说：“许多骑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样富有，而且并不比许多伯爵差多少。”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不同的划分法。这种社会等级界限混淆不清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如一般认为，“乡绅”（gentry）的明显标志应该是“有权持有盾形的纹章”。但是当时人平时所称呼的一些“绅士”（gentleman），其中很多人都无持有纹章的权利。1625年—1642年，在柴郡的大法官庭所登记的398个“绅士”中，只有5人获得持有盾形纹章的权利。1600年在兰开郡的自由持有农的登记簿中的770个自由持有农，除去7个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冠以“绅士”的称号。
社会中下层等级的称呼也没有严格的标准，特别是“自耕农”（yeoman）和“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没有确切的含义。有些人，他们的邻居称呼他们是“自耕农”，但是他们却自称“绅士”（gentleman）。
前数十年中，英美历史学界关于“乡绅问题”的著名论战也涉及到了等级概念混淆不清的问题。陶尼曾指出，“被称为‘贵族’和‘乡绅’的这些社会集团，他们的界限互相溶合于彼此之中，这些名词所包含的主观意向和客观事实一样的多。”总之，社会等级的概念混淆不清，没有严格的界限，是英国社会等级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与欧洲大陆诸国如法国等有很大的不同。
英国社会等级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流动性，当时的人如哈里逊、威尔逊等人都讲到了这一点。16世纪末的国务秘书托马斯·史密斯曾说道：“至于说到绅士，在英国做起来既实惠又方便。”只要能支付一定的生活费用，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平，并逐渐赢得邻居和社会的承认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经济上富裕一点，生活方式上适当加以注意，就可以取得“绅士”的称号。
这样，“绅士”这个等级的流动性就相当大。在社会等级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尽可能向上层等级攀登，如果在他们向上爬的过程中遇到障碍，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排除这些障碍。这也正是革命的一个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