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议会的召开早在长期议会召开前，英国各地城乡劳动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已风起云涌，层出不穷。
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饥寒交迫的下层群众，本来就已怨愤满腹，当他们听到“短期议会”被解散的消息时，不满情绪更加强烈，于是纷纷起而抗争。特别是在伦敦郊区，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大批小生产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成为无依无靠的“无主之人”。他们大批涌入伦敦等大城市谋求生计。据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1569年，伦敦的“无主之人”达3万人之多，到17世纪初，他们的人数进一步增长。这些人与伦敦市内及郊区的帮工、学徒、水手、脚夫一起，形成庞大的队伍。他们不断举行大规模示威，甚至捣毁监狱，释放人犯，要求惩办王党的首要人物。
有些群众还冲进坐落在市郊的大主教劳德的住处。农村中则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在城乡劳动群众起义浪潮的冲击下，查理一世为首的统治机构陷于瘫痪。1640年8月28日，一份有12个贵族签名的请愿书说，当时英国到处是一片混乱，军队里军纪废驰，士兵甚至公开进行抢劫，人民普遍感到不满和恐惧。查理一世的政府既无力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困难，又无力应付苏格兰人重启战端的威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于1640年11月3日下令召集新的议会，即“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议员的选举是在全国群情激动的状况下进行的。“这时宫廷已无法对选举施加影响，很少有人支持王党的候选人，他们在所有的地方都落选了。”高韦康和大马尔罗等地所谓的“市井之徒”，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以与王党贵族的候选人相竞争，并且取得了胜利。而那些著名的反对封建王党的激进人物如皮姆、汉普顿等人，以及许多刚刚被解散的“短期议会”的成员都当选了。据统计，后者重新被选入议会的达294人。
长期议会议员的社会成份和政治态度 “长期议会”在1640年11月3日召开后，成了反对王党的主要力量和领导中心。不过，在“长期议会”中，虽有不少议员要求国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但他们并无将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就社会成份来说，不但上院的议员全是贵族，而且在下院的500多个议员中，大多数也是贵族。这些贵族议员虽然有很多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或与资本主义经济有联系，因而对王党限制他们的经济发展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感到不满，但他们毕竟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愿意将封建制度彻底消灭。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议员，大都是上层资产阶级，其中有些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他们的经济来源依赖于封建宫廷。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投靠封建王党。例如在出身于伦敦商人的议员中，有12人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他们在内战开始后都支持王党。其余的议员在反对封建制度方面也有一定局限性。一旦革命危及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就会畏葸不前。1641年，一个议员在解释他对“自由”的理解时曾说：自由是“根据一定的法律，我们得以知道，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的奴仆和我们的财产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建造，我们耕作，我们播种，我们收获，是为了我们自己。”可见，他们所要求的“自由”的核心是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和剥削奴仆的权利。在这里包含了两个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要素，即既要反对封建王党，又要防范劳动群众的“过激”行为。诚然，这时的议会中也有极少数态度比较坚决的共和主义者议员，如皮姆、汉普顿、马尔腾等人，然而他们人数少，在议会中没有足资依靠的力量。革命开始之后，王党的各项阴谋之所以被粉碎，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初步胜利，并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决定性的力量并非是议会中议员的活动，而是全国各地，特别是伦敦市内及郊区劳动群众不断的斗争。这在斯特拉福伯爵审判案中得到了反映。
斯特拉福审判案斯特拉福伯爵是群众最痛恨的反动首脑人物之一。长期议会召开以后不久，皮姆等人就提出要求审判斯特拉福的议案，然而议会中的一些保守议员却竭力阻挠，甚至干脆不出席议会。1641年4月21日，下院讨论审判斯特拉福的议案时，500多个议员中，只有263个议员出席。群众对议会中的这种情况甚感愤慨，经常成群结队到议会示威。成千上万市民签名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将斯特拉福作为“臭名昭彰”的罪犯处以严刑。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之下，下院以204票对59票，通过了“褫夺公权法”，判处斯特拉福极刑。但当这一法案送交上院后，却遭到上院的拒绝。查理甚至扬言要对反对派人士动用武力。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伦敦市内中下层人民群情激愤。曾经目睹这一情景的人记述说：“霹雳一声，全城的人都发动了，店铺全部关闭，群众人山人海地跑到西敏宫[议会所在地]，”一连两天包围并冲击议会，不断高呼：“制裁，制裁”的口号。当上院的议员乘车前来开会时，群众冲上前去质问他们将如何投票，并将反对该议案的议员的住宅捣毁。议会开会后，云集议会外的群众在墙上张贴标语，责骂那些反对这个议案的议员是“斯特拉福分子，祖国的叛徒”。5月8日上院投票表决时，群众的声势对议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影响，结果上院以37票对11票通过了这个议案。但根据当时的制度，议会通过的法案，需经国王批准才能生效。查理一世拒绝批准这个议案，他一再向斯特拉福表示，他的“生命、荣誉和财产都不会被牺牲”。群众对国王竭力包庇自己宠臣的行为非常气愤。5月9日，大批群众涌到国王的住处白厅。宫廷里上上下下，惊慌失措，乱了手脚。王后和侍女们吓得赶快躲进自己的房间，“又是颤抖，又是祈祷，时刻防备着群众会立刻攻入宫门。”查理一世在群众运动的汹涌浪潮面前胆战心惊，不得不赶快签署了法案。他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处于危险中的话，我将乐于冒险拯救斯特拉福伯爵的生命，但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和儿女以及我的整个王国都被牵涉到这件事上去时，我被迫让步了。”5月12日，当斯特拉福被带到断头台上处死时，聚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据当时目击者威尼斯驻英国大使周凡尼·朱斯提尼安的估计，聚观的群众达20万人左右。这是到那时为止，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群众最多的最壮观的场面。
长期议会取得的初步胜利从1640年11月到1641年春夏之间，长期议会除了处决反动首脑人物之一的斯特拉福外，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胜利，如与斯特拉福同样“臭名昭彰”，被许多群众所痛恨的劳德大主教，也被控以叛国罪，并被逮捕囚禁于伦敦塔中（1645年被处死）。查理一世还被迫签署了议会通过的“三年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议会必须定期召开；每两届议会间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如国王到期不召开议会，议会可自行开会。同时还通过另一议案，规定国王非经议会同意不能解散或中断议会。同时，撤销了封建特权机构“星室法庭”、 “北方委员会”、“威尔士委员会”以及审判宗教案件的特权法庭“最高法庭”。查理一世在无议会统治时期（1629年—1640年）所征收的“船税”被宣布为非法。此后，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收吨税和磅税。激进派的领导人李尔本和普林尼等被无罪开释。
议会在1640年11月到1641年春夏间的一系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城乡群众的强大运动威力支持下取得的。正如当时反动首脑人物之一劳德大主教所说：“每当下院有什么议案将要提出，并且认为上议院会坚决拒绝或国王不会同意的时候，渐渐地暴民们就会来到议会，高呼他们提出的这个或那个要求……”这正是封建宫廷最害怕的事。
长期议会议员的政治分化日益高涨的城乡群众运动使王党感到十分恐惧，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不得不作出让步。中下层人民运动的浪潮，不仅直接冲向了封建堡垒，而且也日益危及到贵族资产阶级议员的利益，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与封建利益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到了1641年秋天的时候，议会里许多议员已对群众的自发斗争感到惊恐，他们想转过头来与王党妥协，而不再敢提出更多的反封建的要求了。这在讨论“根枝法”和“大抗议书”时，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废除英国国教中的主教制，是英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因为它是英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强有力支柱。1640年冬和1641年初，伦敦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不断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把主教、主持牧师、教士大会等“连根带枝”地一齐废除。但是，当这个议案提交议会讨论时，却受到许多议员的反对。其原因拿议员瓦勒的发言可作一说明。瓦勒在发言中，引用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作为例子，说明他所以反对废除主教制，是因为主教制可以作为防御人民的外围堡垒。如果人民“用举手及递交请愿书的方式就可以在宗教事务上取得平等，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要求土地法以及在世俗事物上的平等。”这就是说，他们害怕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危及他们的私有财产，因而宁愿把一些封建制度保存下来，作为防范人民之用。结果，“根枝法”由于上院拒绝批准而未获通过，直到1646年，主教制才被废除。
关于“大抗议书”的讨论，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情况。“大抗议书”是革命开始时，议会反对封建王党的纲领性文件。全文204条，都是用一种谦和的、规劝的语气写成的。有些地方，还夹杂了一些忠君爱上、感恩戴德之词。
如第154条说：“我们以非常感激之情承认，陛下曾通过了比以前许多年代里所通过的更多的有利于臣民的法令。”第184条在讲到主教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加限制时，立刻声明：“我们的目的和要求并不是想使教会的纪律和统治的金缰绳变得松驰。”纵观全文，只有极少数地方略微提到农民和手工工人的情况；第31条和第32条提到公社土地被圈占后无地农民的情况；第54条和第55条提到破产的呢绒工人移民国外的情况；第98条提到人民生活困苦，监狱里有人满之患……等等，但这些都只是轻描淡写，而且没有提出具体改进的措施。即使这样温和的文件，在1641年10月20日提交议会讨论时，仍遭到许多议员的激烈反对。当时议会里气氛紧张。一开始“议会里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过去了，而这种分歧却无法弥合，出席者的比例也显著减少了”。这个文件先后经过8次讨论，到11月22日投票表决时，议会厅中更掀起轩然大波。一个历史家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争论接着争论，议会连续开到掌灯时分，直到午夜，才以11票（159票对14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当议会讨论是否将“大抗议书”
印发的时候，议员们更是情绪激动，“一些人在头上挥舞着帽子，一些人则从腰带上的剑鞘中拔出了刀剑，手握剑柄把剑砍到地上。”几乎演出了全武行。这么多的议员对这样一个温和的文件如此激烈反对，使议员皮姆等人也感到十分惊讶。皮姆发现，1641年夏天以前还支持他的议员，这时已大多站到王党方面去了。从对议会议员政治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长期议会”里的议员，越来越多的人站到反对革命的立场上去了。1641年 5月投票反对处决斯特拉福的有59人；1641年11月投票反对通过“大抗议书”的有148人；到1641年冬第一次内战爆发前夕，公开拥护国王的议员已增加到255人。这些拥护国王的人，到内战爆发后，大部分投奔王党，站在国王的旗帜下反对革命。
这一现象表明，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议会阵营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分化过程。促使这一分化的关键是城乡劳动群众的反封建斗争。议会中那些从反对派的立场走向拥护国王的议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迅猛增长起来的群众反封建斗争，特别是农民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感到畏惧，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越来越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到如何镇压农民起义上去了。
革命开始时期的农民运动在这段时期，农民起义已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英格兰东部和西南部各郡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根据当时英国上院公报等不完全资料，仅反圈地的农民运动就发生了15起。起义的农民千百成群，夺取被贵族地主强占的公用土地，砍伐地主的森林，拒绝向地主交纳地租。有时，起义的农民甚至攻入城市。在遍地燃起农民起义烽火的情况下，1641年夏，议会里一些议员提出了如何镇压起义的问题。6月19日，上院颁布了禁止破坏土地私有制的法令，并命令各地政府用最严厉的手段惩办“所有的暴乱和非法的集会”。议会还向各地派遣特命全权官员，对农民实行武装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从1640年到1643年，上议院（当时英国上议院起最高法院的作用）一共受理了农民运动的“主犯”246人，其中有5人是妇女。不过，在这个时期，议会还无力扑灭人民起义。因为王党仍在猖狂反扑，而议会自身立足未稳，安全难保，他们中那些中等价层出身的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而他们要求继续同王党作坚决斗争。如在讨论“大抗议书”时，克伦威尔及其他一些代表竭力要求通过这个文件。据说克伦威尔曾表示：“如果大抗议书被否决的话，那么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将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卖掉，离开英国，并且以后永远不愿再看到英国，他知道还有许多诚实的人也将作这样的决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依靠广大城乡劳动人民之外，别无他途。
逮捕五议员事件查理一世眼见议会中有些议员保王情绪增长，有些议员动摇不定，决定用擒贼先擒王的手段，用武力把议员中比较激进的反对派领导人皮姆、汉普顿等5人逮捕。王党分子本来认为只要国王亲自出马，轻易就可把5个议员抓到手。王后曾轻蔑地向国王说：“去把这些坏蛋揪着耳朵拖出来。”但皮姆等人得到消息后，躲到了伦敦城区，把命运寄托在中下层人民身上，城区的数千名手工业者和平民武装起来，保护了皮姆等人的安全。一周以后，伦敦市及市郊南沃克的脚夫和水手组成的队伍，簇拥着皮姆等5人，堂哉皇哉地回到议会下院。他们沿途高呼“保卫议会、保卫王国”等口号。市内群众夹道欢迎。伦敦附近白金汉郡和肯特郡的农民也成群结队开往伦敦，横穿市中心，直趋下院，沿途高呼“誓与议会同生死”。在这一事件中，劳动群众事实上成了伦敦城真正的主人。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在伦敦已无计可施，被迫于1642年1月10日离开了首都，到英国北部，聚集那里的保王分子企图对议会进行反扑。当年8月22日傍晚，王党分子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山顶上升起了王党的军旗，正式宣布讨伐伦敦议会里的“叛乱分子”，于是开始了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