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阵营 1642年秋内战开始后，英国从地区上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但是这两个阵营划分的基础并不是地理的不同，而是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态度的不同。
王党在他们所盘踞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社会支柱，主要是旧的封建贵族。
而议会在他们所控制的东南地区各郡中则以资产阶级、中等贵族、农村中的自耕农和城市平民为依靠。同时各地区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如在王党占优势的西部地区，“出身于古老家族和拥有地产的贵族”拥护国王，而“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则支持议会。在议会所控制的东南部各郡，议会的社会支柱在农村是自由租地农和较低的乡绅，在城市里则是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而那些封建大贵族则同情王党。可见，在内战开始后，不论是在议会还是王党所控制的地区，革命力量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城乡中下层人民和劳动群众。
战争开始后，从双方所拥有的客观条件来看，议会占有绝对的优势。在经济上，议会占据人口稠密、经济最发达的东南部各郡，而且据有首都，可征收固定的赋税以充军饷。而王党军队的供给则只能靠王室个人的收入、大封建主的赠款和从地方上勒索来的捐献。他们的供应很快就枯竭了，不得不把军队中很大一部分派出去征收钱粮，以致军纪废驰，怨声载道。在数量上，战争刚刚开始时，议会军大大超过了王党。当时的英国没有常备军，为国王服役的只有为数很少的领取佣金的贵族武装，以及由乡绅组成的卫队和分散在26个卫戍区的枪手。所以在内战开始后，国王和议会都必须着手去筹建自己的军队。国王只能靠地方上的高级贵族和威尔士及爱尔兰的地方官员派武装人员组织军队，而议会则由于英格兰各地的地方官员大都拥护议会，同时民兵的军官也大都站在议会一边，在召募士兵和筹集军械军需方面都比国王方便得多。1642年8月，国王统率下的军队只有800骑兵和300步兵，到9月份也只有2000骑兵和6000步兵。而议会军却在短期内集合了大量军队。在总司令埃赛克斯伯爵指挥下的骑兵有5000人，步兵有2.5万人。而且海军船舰也站在议会方面，控制着许多重要港口。在行政管理方面，议会据有首都伦敦，可以利用原有的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形成比较稳固的行政管理中心。
议会军的失利但内战开始后的第一段时期（1642年—1644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642年10月23日，双方军队在埃吉山会战，胜负不分。随后，王党军队向伦敦方向进击，企图一举捣毁议会阵营的中心。但王党军在11月进抵特恩·格林后，被议会军阻止，旋又转赴牛津，占据牛津作为大本营，直接威胁伦敦。同时，在英国北部，王党军队在纽卡斯尔侯爵统率下，占据了北部的5个郡。在西南部，霍普顿爵士指挥下的王党军队占领了威尔士。到 1643年秋，王党军从北部和西南部同时向伦敦进击，经过几次战役，全国有 3/5地区被王党军占领。
为了争取援军以抗击王党军队，皮姆等人派遣使节与苏格兰人谈判，希望订立同盟条约。议会的使者到达苏格兰后，经过10天谈判，于8月9日订立了“庄严同盟与圣约”。这个条约虽然在议会里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在严酷的军事形势下，议会不得不在9月7日批准了这个条约，建立了同苏格兰人的同盟。根据这个同盟条约，苏格兰军队于1644年1月越过边界同王党军队作战。1644年7月2日，苏格兰的军队、费尔法克斯指挥下的议会军和曼彻斯特、克伦威尔指挥的东部联盟的军队，在马斯顿草原与王党军队展开会战，结果王党军队被击败。然而由于议会军未能乘胜追击，使王党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与此同时，在英国西南地区由埃塞克斯指挥的议会军却被王党军击溃。
议会军在这段时期的失败，其原因显然不是客观因素的不利和军事力量的薄弱，而是议会军领导阶层的妥协和动摇。
内战爆发之初，从议会阵营领导阶层对待战争的态度来说，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主和派，主张不惜任何代价与国王妥协，他们相信国王许诺给议会的诺言。另一派是主战派，他们不信任国王，认为只有用武力打败国王，才能迫使国王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们是共和主义者，反封建的态度比较坚决。
第三派是主战派中的右翼，他们虽然不相信国王而准备作战，但态度不够坚决，时刻准备着一旦国王承认了议会的权利就同国王言和。第三派人士在议会中大约有30—40人，他们的领袖是皮姆和汉普顿。这派人利用左、右两派的矛盾而保持权力平衡，把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而议会军的总司令和其他高级指挥人员则由埃赛克斯和曼彻斯特等昏庸老朽的人物担任。在这些人的操纵之下，议会军进行着拖拖拉拉、半心半意的战争，以至节节失利，不断败退。
严酷的战争现实，使议会中一些人认识到，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吸收具有反封建斗争决心和勇气的中下层人民参加到军队中来，作为中等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独立派的领导人克伦威尔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从农村自耕农中具有“正派的、勇敢的性格，敬畏上帝和热爱公民自由”的人中招募自己的军队，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当时的人说到他的军队的士兵时说：“他们中大多数都是自由租地农及其子弟，他们自觉地投身到斗争中去，并自觉地接受克伦威尔的领导。他们内以自觉的精神武装起来，外以精良的武器武装起来，这样，就能够坚定得像一个人一样站在那里，并忘我地进行冲锋。”即使在这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当中，也不乏下层社会出身的人。1643年克伦威尔当讲到他所挑选的军官时曾写道：“我宁愿要一个穿着普通粗布上衣的军官，只要他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作战，并热爱他所从事的事业，而不愿要一个你们所称呼的‘贵族’这样徒有其名的人。”这支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军队，在战斗中表现得既勇敢又有纪律，即使王党分子也承认它比王党军队优越。如当时的王党历史家克拉兰敦就说，国王的军队虽然有时也能占上风，将敌人击溃，“但他们从来不能重新集合起来，也不能在同一天进行第二次进攻。”克伦威尔的军队则不同：“如果他们占了上风，或是受到攻击并被击溃时，他们就立刻重新集合起来，并很有秩序地站着，直至他们接到新的命令。”克伦威尔的军队由于战绩辉煌，在1644年马斯顿荒原胜利之后，被人称之为“铁军”。。
克伦威尔指挥下的军队与埃赛克斯指挥下的军队的战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南方，埃赛克斯领导下的议会军遭到一连串可耻的灾难性的失败，但在北方，[克伦威尔的军队]在马斯顿荒原之战的胜利，使其他所有的失败都得到了补偿。”问题是十分清楚的：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改组军队，吸收农民和城市下层劳动群众参加到军队当中来。然而，尽管事情是如此明显，但议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却不愿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下层人民武装起来之后，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威胁。
在1644年11月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指责高级军事领导人之一曼彻斯特在纽伯里的战役中作战不力，贻误戎机，并指出他的错误“既不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意外，也不是由于疏忽，而是由于他害怕采取任何行动……和他竭力想在使国王不受到法律制裁的条件下，以妥协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对此，曼彻斯特却厚颜颟顸地回答说，他之所以不愿去同国王作战，是因为“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99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后代仍然是国王，而我们将仍然是臣民。但是如果国王那怕只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要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后代的前途将被断送。”他这几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形象地表露出这些长老派领导人对待内战的态度。
下层人民独立运动的发展但是，就在议会里长老派上层领导在内战中拖延不决的时候，城乡劳动群众独立的反封建斗争却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城市中，各种要求信仰自由的独立教派运动和大量涌现出来的各种反封建的自由出版物和小册子；在农村中，遍布各地的农民运动，特别是西南部的“棒民”运动，参加人数众多，声势浩大。自1643年11月议会同苏格兰人订立了“庄严同盟与圣约”以后，长老派成了官方的宗教，议会规定全国人民必须一律信奉，因而人民反对议会中上层领导人的斗争就和反对长老派要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在议会控制的许多城市内，下层劳动群众的独立教派运动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仅在伦敦一地就产生了80个不同教派的圣会。在这些圣会上，“由适合于他们的向导，即皮匠、裁缝、毡匠和诸如此类的穷汉们来布道。”人民反封建斗争独立性增长的另一种表现，是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出版物和小册子的大量涌现。据统计，仅1645年，全国共出版了722种出版物。
英国人民通过这些出版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焕发的景象，引起当时诗人弥尔顿的热烈欢呼：“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像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立了起来。”在农村，农民起义的烽火在各地蔓延开来。内战开始后不久，贵族地主们就惊呼：“那些粗汉们都在说，贵族们当我们的主人已经很久了，现在该我们去当一当他们的主人了。”当内战迁延不决，议会中当权的长老派不但不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战斗，反而多方设法镇压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时，有些地区的群众运动就走上了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议会的“中间”道路。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西南部各郡发生的所谓“棒民”运动。
“棒民”的人数大约有10万人。基本群众是农民，但领导成份比较复杂。在领导人中，除农民之外，还有教士、贵族、军官、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棒民”自称他们走的是“中间”道路，既不反对国王也不反对议会，而是联防互保，以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和财产”，使其免受“一切掠夺者和其他非法暴力的侵犯”。多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棒民”还曾经派代表分别到国王和议会那里去寻求和平。但总的说来，“棒民”对王党更为敌视。
他们所以举起“中间”道路的旗帜，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议会动摇不定的政策的不满。
“棒民”的基本群众是农民，这从他们的名称即可看出。所谓“棒民”，也就是揭竿而起手执棍棒进行战斗的农民。克伦威尔在讲到“棒民”时曾说： “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贫穷、愚蠢的家伙。”作为一种社会阶级斗争形式，“棒民”运动的客观作用，不仅在于它打击并遏制了它所活动的地区，即西南部各郡的封建贵族和王党的气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而且它也是迫使议会不得不改变动摇犹疑的态度，赶快采取措施坚决同王党进行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议会军的改组新模范军的建立城乡劳动群众反封建斗争独立性主动性的增长，以及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迫使议会不得不赶快着手改组军队。1644年12月9日，克伦威尔在议会发言时说：“如果军队不按照新的方式进行改组；如果战争不更加坚决地进行，那么人民就不愿再忍受下去，而要强迫议会订立耻辱的和约了。”这样，在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议会不得不在1645年初决定改组军队，通过了“自抑法”，撤换了埃赛克斯、曼彻斯特、瓦勒等昏庸的长老派军事领导人的职务，建立了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新模范军”，提拔了一些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新模范军”中的自耕农，具有旺盛的战斗精神和自觉的纪律性，在战场上一往无前，连战皆捷，使战局急转直下。1645年6月，“新模范军”在纳西比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646年6月攻克了王党的大本营牛津。不久，查理一世本人也作了议会的阶下囚。第一次内战以议会阵营的彻底胜利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