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军在第一次内战中的胜利，是靠了新模范军中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在战场上的流血战斗，靠了城乡劳动群众广泛开展的反封建斗争和对议会军的积极支持所取得的。但是内战结束以后，胜利的果实却为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所攫取。中下层劳动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非但未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
经济状况当1646年内战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战争期间，英国各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特别是王党军队和苏格兰军队所占领的地区，破坏更为严重。内战时，全国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交通断绝，贸易停顿，王党占领的西北部地区的农业和议会军占领的东南地区的工商业不能互通有无。1646年又发生了旱灾，农业歉收，这些都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当内战以议会军的胜利而结束时，在议会内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不但不立刻采取措施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反而加紧搜刮，趁机牟利，致使粮食等日用必需品的价格猛涨。即使一般贫苦人民所经常食用的粗粮如燕麦、黑麦、豌豆等的价格，也成倍上升。在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原来生活已很困苦的劳动群众更沦于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境地。40年代，英国的贫民人数达到50万人左右。特别是那些为数众多的靠工资为生的城乡劳动者，在物价高涨的情况下，依靠微薄的工资更加难以度日。虽然在有些部门中，工资略有提高，但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而实际工资大大降低了。据统计，1646年—1650年，工资增加数额约在15—30%之间，但同一时期，面包的市价却上涨了1至2倍。
这就直接影响了工资劳动者的生活。
内战开始以来，一般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所担负的赋税，也日益苛重。战争时期，国库开支庞大，而议会中掌权的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代表——长老派，就把支付这些庞大开支的来源，以赋税的形式转嫁到劳动人民和中小资产阶级头上。
当时议会最大的一笔开支是军费，仅只支付军队官兵的薪饷一项就已十分巨大。1645年初新模范军刚建立时，每月支付给军队官兵（当时人数共21， 400人）的款项为5.6万镑。虽然新模范军的军饷一度欠发，但从1646年3月到1647年3月，军队从国库支取的军饷仍达1，185，551镑。议会为了筹集这笔庞大的费用，除了以高达10%的利息向伦敦城区及其他地区的富商巨贾借贷，并将被扣押的王党分子的土地加以出卖以作为弥补外，又向居民加重征收货物税。货物税本来是1643年7月根据议员皮姆的建议，仿效荷兰的例子对一些消费物品课征的间接税，但以后课征的项目和数额日益增多，不仅奢侈品，而且许多日用必需品，诸如食盐、淀粉、肉类、肥皂、纸张等都要纳税。据估计，在这个时期，平均每年所征收的赋税总额达到400万镑。
1643年—1646年，一般的乡绅要把1/4的收入用于交纳赋税，于是贫苦劳动群众就陷入沉重的赋税负担之下。加以当时的税收工作都委托给各郡的大资产阶级包税人承办，这些包税人从中渔利，盘剥人民，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作为英国革命主要问题的土地问题，也是在只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的方式下解决的。革命时期，议会曾颁布了许多关于土地问题的法令。
1643年3月，议会颁布法令，把那些反对议会并直接间接支持国王的所谓“破坏分子”的土地加以扣押，以后又准许王党分子交纳赎金将被扣押的土地赎回。接着又颁布法令，将被扣押的王党分子的土地加以出卖。但是不论采取什么方式，从所有这些方式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例如，关于被扣押的王党分子的土地，大多是作为议会向大资产阶级借贷的抵押品，原来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须继续向议会所组织的“扣押委员会”
交纳地租。当王党分子用赎金赎回土地时，赎金完全落入了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之手。议会成立“罚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项事务，会址就设在伦敦商业区大金融资产阶级的中心。
被出卖的王党分子的土地，也大多落入了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之手。
虽然议会关于出卖主教土地的法令，曾提到这些土地的直接所有者，即原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在完成主教领地登记后30天内有权优先购买这些土地，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按规定土地都是成大块地出卖，一次付款，一般农民缺少大批资金，无法购买。而伦敦城区及其他地区的富商巨贾，则可利用他们手中雄厚的资金和手中掌握的政权，轻易地将这些土地攫为己有。伦敦市著名的议员大富豪约翰·华莱斯顿就曾利用职权以8000镑的价款把伦敦附近高门、霍恩斯、芬克里原属于伦敦主教的广大地产购为己有。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如此臭名昭著，引起人民的公愤，以致在1649年时成为伦敦街头棚子戏中的讽刺对象。总的来说，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土地所有权大规模转手的现象。以前属于国王、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之手。
1646年2月24日，议会又颁布法令，废除“领地法庭”，解除土地所有者对国王所承担的封建义务。因而这批新的土地所有者对地产就有了享有充分自由的支配权。然而农民所负担的封建义务却未予以触动。非但如此，在这批新的土地所有者的贪婪剥削之下，农民所承担的地租额，反而比以前更多了。例如，原来在一些高级牧师的土地上进行耕种的农民所负担的地租额为 2万镑，但到了1649年时，在这批新的主人剥削下，他们所负担的地租额已增加到20万镑。同时，议会还暂时停止了关于禁止圈地的立法，并多次通过决议，对由于圈地而引起的农民的骚动加以残酷镇压，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更加明目张胆进行圈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政治形势在政治上，长老派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议会，力图将国家政权垄断在自己手里，对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要求享有政治权利的言论和活动加以扼杀。
早在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召开之后，议会即开始逐步发挥政权的作用。
内战开始以后，在议会阵营所控制的地区，议会成了最高政权机关。到第一次内战以议会阵营的胜利而结束时，议会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临时政府。
在长期议会，议员的成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革命开始阶段，不仅上议院的议员全是贵族，而且下议院的507名议员中，除了70名左右是资产阶级之外，其余也全是贵族。即使这70个左右的资产阶级出身的议员，其中有不少还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在政治斗争中站在保王党人的一边。
第一次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原来的保王派议员公开投入王党阵营，离开了议会，于是站在反对王党立场上的议员，包括清教徒中的长老派和独立派，在议会里占了绝对的优势。到1645年新模范军建立后，根据“自抑法案”，一部分在军队里担任军职的长老派议员放弃了军职，把力量集中在议会里。
此后议会就成了长老派手中所控制的工具。
长老派控制了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议会后，利用议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竭力把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排斥在各种应享的政治权利之外，如他们仍然坚持每年不动产收入达到40先令的人才能享有选举权，从而使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仍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
宗教信仰和思想言论长老派在政权机构中的统治地位，更以其在宗教信仰上的独占地位而得到巩固。自从1643年9月议会同苏格兰人缔结了“庄严同盟与圣约”以后，长老会就成了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以后长老派又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议会，通过有上下两院议员参加的“西敏寺神学家会议”制订决议，进一步加紧长老派对国内宗教信仰的控制。第一次内战结束后，1646年7月，议会拟订了作为同国王谈判的纲领性文件“纽卡斯尔提案”，在全部19条条文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国王在英国实行长老会的宗教。由于国王及一些王党分子企图利用议会阵营内部的矛盾来完全恢复王权，所以加以拒绝。虽然长老派企图在他们的条件下同王党相勾结的计划未能立即实现，但他们仍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强行推行长老会宗教，对一切违反长老会宗教的教义和宗教仪式的人百般加以迫害。
长老派这种强迫全国人民信奉长老会宗教的政策，引起中下层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自从革命开始以来，中下层人民群众争取政治、经济解放的斗争，是同争取信仰、思想言论自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正像诗人弥尔顿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那样：“在所有的自由之中，首先给我以按照良心自由地去认识、发表言论，讨论问题的自由。”这种要求信仰、思想、言论自由的斗争，反映在议会统治区内大量出现的各种独立的宗教教派的活动，以及广泛出版和传播的各类出版物、小册子上。当时议会的秘书托马斯·梅益在回忆录中写道：“普通的人、织工、卖蜡烛的人、盐贩等，公开地传布关于各种不同宗教的论题，并对教会礼拜本身加以粗暴的干涉。”主教胡尔也说，仅在伦敦一地就产生了80个不同教派的圣会，在这些圣会上，“由适合于他们的向导，即皮匠、裁缝、毡匠和诸如此类的人来布道”。与此同时，许多不同的思想内容和政治色彩的小册子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内战开始以后，随着人民斗争积极性的增长，各种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出版物急速增多。据统计，1645年，英国各种出版物共有722种之多。1640年—1660年，平均每天有3种出版物出版。尤以1642年—1649年出版的最多。英国人民在革命中迸发出来的这种蓬勃焕发的精神，当时独立派诗人弥尔顿曾予以热烈赞颂。由于中下层人民群众争取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受到当权的长老派的扼制和迫害，广大中下层人民同长老派之间在宗教信仰、思想言论领域内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综上所述，在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封建王党已被打倒，但胜利的果实却为以长老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所攫取。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特别是中下阶层和劳动群众在经济生活、政治权利、宗教信仰和思想言论上，都继续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革命开始以来，社会中下层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革命潮流，在冲决了封建王党所构筑的堤坝之后，现在却又受到以长老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的阻拦，于是革命潮流的波涛，就直接冲向成为革命阻挡者的长老派。革命潮流发生了波折，激荡起湍急的回漩，形成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