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遣散军队问题的斗争第一次内战结束后，摆在议会阵营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在封建王党被打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如何实现各革命阶级在革命中所提出的要求，以及如何处置被俘的国王及其他封建王党分子。然而，在议会中掌权的长老派非但对这些问题不予考虑，反而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的主要工具— —军队。因为长老派认为军队已成为集结中下层力量的大本营，是妨碍他们独吞胜利果实的严重威胁。
1647年3月，议会在反动长老派议员丹济尔、胡尔斯和斯泰普尔顿等人的操纵下，以减轻人民赋税负担为借口，提议遣散军队，而且拒绝补发士兵的欠饷，只发给一种债券作为欠发薪饷的抵偿。对那些坚持要求补发欠饷和抚恤阵亡将士遗孀的士兵则要以“国家的敌人和骚扰公共安宁的人”的罪名严加惩处。议会还将独立派的军官召到议会加以质询，甚至威胁要逮捕克伦威尔，因为他未采取措施来平服士兵的要求。议会的决议传到军队后，引起士兵群众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在军队里发生了骚动。这时议会欠发士兵的薪饷，步兵已达18个星期，骑兵已达43个星期，但议会只答应发 6个星期的薪饷作为遣散费。所以要求补发欠饷已成为士兵的一致呼声。
然而军队里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却非常暧昧。费尔法克斯对议会遣散军队的决定表示同意，克伦威尔则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一方面害怕解散军队以后，他和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将失去可资凭借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害怕士兵的政治力量增长，可能会使他失去控制军队的权力。克伦威尔的这种态度，被当时的人讥讽为狡诈的两面派行为。人们说，他一方面在议会里赞成解散军队的决议，另一方面又在军队里挑起对这一决议的反抗。士兵不满情绪的增长“鼓动委员会”的建立当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犹豫不定，动摇于长老派的议会和军队里士兵群众之间的时候，士兵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和主动性却迅速增长了起来。他们对议会的措施和高级军官的态度非常愤懑。克伦威尔在讲到当时士兵强烈的情绪时也写道：“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无情。”就在军队里的士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为了遣散和补发欠饷的问题而群情鼎沸的时候，伦敦以及其他各地的平等派对议会长老派的不满情绪也迅速增长。1647年3月到5月，平等派曾5次到下院去请愿，提出他们的切身要求，但议会对此不予理会。5月20日，议会还命令绞刑吏将第4次请愿书加以烧毁，引起平等派人士对议会更大的忿恨。李尔本在他的文章中对议会的长老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他们比自大宪章颁布以来任何君主更为残暴。李尔本指出，现在人民别无选择，只有像以前用武力去反对国王一样，现在也要用武力去把这些暴君连根铲除。李尔本以及其他平等派人士对议会已完全失望，他们认清了议会中长老派已成为人民的主要敌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是要到主要由城乡下层人民组成的军队士兵中去宣传鼓动，发动士兵同长老派作斗争。
平等派的思想传播到充满激愤和失望情绪的士兵中，很快就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平等派的领导人约翰·李尔本这时虽然被囚于伦敦塔监狱，但仍不停地写作小册子派人送到军队的士兵中，在士兵中得到强烈的响应。当时在军队中担任副牧师的巴克斯特论述道：“士兵们摘引李尔本小册子中的话，就像摘引法律条文一样。”士兵不再仅仅关心补发欠饷等物质待遇问题，而且热烈讨论起国家大事来。据当时人的记载，在士兵中弥漫着一种热烈争论各种政治、宗教信仰、言论自由等问题的浓厚气氛。“有时争论政治上的民主，有时争论宗教上的民主……而争论得最多和争论得最激烈的是他们所谓的‘良知的自由’。”他们深切地感到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已不再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就产生了建立自己的独立团体和组织的要求。李尔本等平等派人士为了帮助士兵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也进行了紧张的宣传组织工作。
终于在1647年4月末5月初在许多连队的士兵中，产生了代表士兵群众的“鼓动员”，并进而组成了“鼓动员委员会”。
“鼓动员委员会”首先是在当时军队中比较激进的和组织性较强的8个骑兵团中建立起来的。此后，鼓动员又与伦敦的平等派民主人士以及其他陆海军连队、地方上的卫戍部队进行联系。一些具有平等派思想的中下级军官，如雷因波洛、赛克斯比、艾伦等，也参加到士兵的行列中来了。
士兵的“鼓动员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后，成了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同时也成为联系士兵与军队以外的特别是伦敦的平等派的纽带。于是，以军队内士兵为核心代表中下层劳动群众利益的政治力量开始形成。这个政治力量直接与议会里的长老派相对抗，并且迅速摆脱了军队内独立派高级军官的控制。当时出版的一个文件在讲到军队内士兵的强大力量时说，士兵们驱逐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军官，又说：“军官们那时只有得到[士兵的]同意和允诺才能得到权力。他们的权力只限于那些士兵们所托付给他们的。”不久，军队里有人听说长老派加紧了同国王的勾结，为了防止长老派阴谋的实现，1647年6月初，骑兵掌旗官乔伊斯率500骑兵到囚禁国王的赫姆比城堡把国王劫持过来，押到了军队驻在地的纽马凯附近。
“全军会议”的成立形势发展得非常迅速，军队同议会的冲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然而在这样严重的斗争关头，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却在长老派的议会和军队的平等派士兵群众之间抱着骑墙观望的态度。士兵对克伦威尔这种暧昧的态度日益反感。最后，士兵鼓动员公开警告克伦威尔，如果他不立即前来领导他们的话，他们就将不顾他而单独前进了。当时摆在克伦威尔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依附于长老派，在长老派控制的议会指使下镇压士兵群众和平等派，或者站到士兵群众与平等派一边，并领导他们去与长老派作斗争。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在权衡利害得失后决定走第二条路。于是，克伦威尔赶快表示他和大多数军官愿意站到士兵这方面来，同时解除了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军官们的职务。
当然，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所以站到士兵方面来，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士兵和平等派的主张，而是要以此保持他们对军队的领导权，把士兵中发生的运动引导到他们所指引的轨道上去。为此，克伦威尔建议成立了全军会议。李尔本等平等派人士不懂得，全军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确认了克伦威尔的领导权，削弱了平等派和士兵鼓动员的独立性。并且还错误地认为，既然士兵代表和军官代表在全军会议中有平等的代表权，共同讨论国家大事，这个会议就成了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们的民主团体了。
可以说，1647年4月底“鼓动员委员会”的成立是平等派士兵在军队中建立独立组织，摆脱独立派高级军官控制的重要契机。而6月初的全军会议，克伦威尔又把鼓动员推到他所设立的牢笼中，使平等派士兵继续受到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的控制。这是平等派的一大失策。
全军会议召开后，平等派一心为贯彻他们的理想而努力，但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高级军官则一方面在口头上与平等派和士兵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又紧紧抓着权力之柄，一刻也不放松。
6月5日，全军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军队的庄严协约”，宣称“军队提出的要求如得不到满足和保证，我们将不会甘愿解散和分离，也不允许别人把我们解散或分离。”6月14日的全军会议上，又一致通过了致议会的“军队声明”。声明说：“我们并不是被雇佣来为一个国家的任何专制权力服务的雇佣军，而是被国家的许多宣言请来保卫我们自己和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的……因而我们为此目的以理智和良心拿起了武器。”声明还表示反对一切专横、暴行和压迫，并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重新进行选举，指责议会中胡尔斯等11名最反动的议员，要求把他们从议会中 “清洗”出去。
“军队声明”是由独立派军官艾尔顿起草的，但它的内容却贯穿了平等派的思想。它阐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同时还从理论的高度发挥了士兵 （即身穿军服的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人民）有权过问国家大事的思想。
从4月底士兵鼓动员委员会的设立到6月中旬“军队声明”的发表，表明军队的性质已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军队已不再是单纯执行议会命令进行战争的工具，也不再单纯要求补发欠饷，把目光只限于物质经济利益，而是成了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提出独立的政治纲领和要求的政治团体了。这时，军队已成了与长老派议会相对立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它取代了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和长老派控制的议会这两个旧的政治中心。
不过，军队的领导权仍处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控制之下。表面上，军队这时所发表的一些文件是平等派士兵所主张的原则的胜利，实际上，这不过是独立派高级军官的一种策略，他们用暂时的理论上的让步来赚取平等派士兵组织上的服从。
军队进入伦敦平等派士兵对议会里的长老派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们强烈要求军队开进伦敦，对议会中反动的长老派议员采取行动。伦敦以及其他地方的中下层人民也纷纷向军队递交请愿书，支持军队同议会斗争。然而，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对这些要求一再推诿。他们害怕士兵到了首都以后，势力进一步增长，使他们难以驾驭。7月16日在里丁地方召开的军队会议上，围绕军队是否开进伦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正在这时，7月26日和27日长老派在伦敦挑起了反对独立派的叛乱。消息传到军队，士兵群情激愤，克伦威尔无法再压制士兵的要求而于8月6日下令军队开进伦敦，弥平长老派所煽起的骚乱。议会里的胡尔斯、斯泰普尔顿等反动的长老派议员也纷纷逃散。
这样，在1647年8月6日军队开进伦敦后，议会同军队的斗争就以独立派领导的军队的胜利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