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派与国王妥协的原因 1647年8月军队占领伦敦以后，军队内部独立派高级军官（士兵们讽刺地称他们为“贵人”）同平等派士兵之间的矛盾很快上升为主要矛盾。
当时摆在军队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制服了议会里的长老派以后，把长老派未能完成的改造和建设新的国家政治制度的任务担当起来。军队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领导下的士兵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设想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按照本身的利益和愿望拟订了改造国家的计划，并力图付诸实施，于是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首先就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了。
独立派高级军官关于建立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方案，反映在由克伦威尔参与，艾尔顿拟订的“军队建议纲目”中。“军队建议纲目”的内容相当广泛，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求建立一个王权受到限制的君主制度：国王的地位仍保留，不过必须受到议会的限制；议会将由两院组成，上院（贵族院）仍保留，下院由有财产资格的人选出；另外设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国务会议，掌管全部事务。 1647年8月底，独立派军官就“军队建议纲目”同国王进行了谈判，但查理一世对其中限制王权的规定很不满意，因而加以拒绝。这时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又敦促军队会议降低要求，并对建议纲目的内容作了相应的修改。他们两人还一再向国王保证，如果国王接受这些要求，那么以后就不会叫他作进一步的让步，但查理一世企图利用军队同议会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进行要挟。他曾公开向艾尔顿等高级军官说：你们没有我就不行，如果我不支持你们，“你们就将陷于毁灭。”所以到10月11日谈判即告失败。
与此同时，议会中的长老派也在紧张地同国王接触。1647年9月，议会再次向国王递交“纽卡斯尔建议”，但国王借口说军队的建议纲目比这提供了更好的“有利于永久和平的基础”而加以拒绝。这段时期，独立派同国王频繁接洽，互相勾心斗角，双方都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一次艾尔顿在同国王谈判时说：“陛下，你是想在议会和我们之间作仲裁人，而我们也是想在陛下和议会之间扮演这个角色。”这话充分暴露了当时独立派高级军官的立场。
平等派与独立派矛盾的增长独立派高级军官力图与国王相勾结的种种行为，引起平等派和士兵群众的强烈不满。当克伦威尔频繁地同国王接触并信函往返时，社会上就流传着克伦威尔抱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说法。有时人们说克伦威尔是个诚实的人，只是受了野心家艾尔顿的欺骗才被引入歧途。有时人们又说，这两人都是干坏事的同谋者，两人暂时的意见分歧不过是迷惑人们的手法而已。克伦威尔由于感到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不信任，后来不得不告诉国王的使者贝克莱，叫他不要经常到他那里去，以后书信也要秘密寄送。并说，他由于受到人们很大的怀疑，害怕得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平等派对克伦威尔等人与国王相勾结的行为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号召士兵和鼓动员不要受高级军官的欺骗。为了自由的事业，要反对一切暴政，不论这种暴政来自哪里。在平等派的宣传影响下，士兵群众觉得不仅议会里的长老派不可信任，而且军队里的高级军官也是不可信任的。因此，他们要求把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10月间，有5个骑兵连撤换了比较温和、斗争性不够坚决的鼓动员，并于10月15日拟订了一个关于未来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造的纲领——“军队事业”，以与高级军官的“军队建议纲目”相对抗。
“军队事业”论述了平等派建立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原则，并提出了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它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要求赋予全体成年男子以普选权；取消上院；停止圈地，把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还给农民；废除专卖权，取消什一税等。 “军队事业”拟出后，遭到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等高级军官的激烈攻击。
10月20日，克伦威尔在议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对“军队事业”百般指责。他声明他和其他高级军官与这个文件的制订毫无关系。同时宣称，他的目的和愿望，“从内战开始时起就不是别的，而是为国王效劳，并建立君主的权力。”围绕着“军队建议纲目”和“军队事业”展开的激烈争论是两种政治原则的冲突，主要分歧集中在君主制、上院、普选权等问题上。克伦威尔深恐平等派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为了尽早将平等派的影响加以消灭，提议召开全军大会，在全军大会上对上述两个文件进行讨论，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对平等派进行打击。
平等派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公约”
为了迎击克伦威尔等人即将发动的进攻，平等派在10月下旬又拟订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纲领草案“人民公约”。它要求立即解散现存的议会；实行普选制；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选区按人口比例重新分配。在第2条中特别指出：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干涉”。这里所谓的“个人”实即指国王，“团体”指上院。所以它实际上是要求建立没有国王和上院的共和国。第5条规定，任何权力都不能干涉人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也不能强迫人民服兵役，从事战争，也就是说包括议会下院在内的“任何权力”都不能违背人民的利益。这里体现了平等派的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源泉的思想。另外，“人民公约”还规定，所有的人，不论其官职、财产、地位、出身如何，都应服从统一的法律。平等派的“人民公约”是革命以来城乡中下层劳动群众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要求和愿望的集中反映，是平等派人士几年来在现实斗争中的经验总结。“人民公约”中关于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最高源泉、关于普选权和关于废除王权和上院等民主思想，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对鼓舞群众进行斗争、推动革命深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普特尼会议平等派的“人民公约”提出后，独立派和平等派围绕着未来国家政治制度问题的争论更趋激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647年10月28日在伦敦郊外的普特尼教堂召开了全军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士兵鼓动员和平等派中下级军官以外，地方上的一些平等派人士也参加了。
在这次会议上，独立派和平等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阐述了自己对一些政治原则问题的见解，暴露了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深刻的分歧。所以从思想斗争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是17世纪英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事件。
会议首先围绕国家政权形式问题展开了争论，然后在10月29日又转入关于选举权的争论，到11月1日以后又回到了政权问题。
在28日会议上，首先宣读了“人民公约”。克伦威尔认为，“人民公约”
虽然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不能因为它有道理，就把它作为宪法草案提出来。
如果是这样，以后将会有更多的草案提出，那就可能导致流血斗争和内战，就像瑞士一样，一个州反对另一个州，一个郡反对另一个郡。他说，在考虑宪法草案时，不能首先考虑有无道理或是否应当，而是要看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和气质是否准备接受它并与之一道前进，因为“这个文件包含了对王国政府非常巨大的变更，这种对政府的变更是自从英国开国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且不去考虑其他问题，仅就这一变更将会引起怎样的效果来说，就是明智的和虔诚的人们所必须要考虑的。”另外，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还指责“人民公约”破坏了军队在“军队庄严协约”中对议会所许下的诺言。艾尔顿说，信守盟约的精神是正义的基础，靠了它，人们才能互相信赖，并继续保存自己的权利和财产。如果现在不信守以前的盟约，那么“人民公约”被通过后，别人也可以照例不加遵守，这只能造成混乱。
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的发言，受到平等派代表魏尔德曼和雷因波洛等人的猛烈抨击。魏尔德曼在讲到军队同议会以前订立的协约时说，问题首先在于订立的协约是否诚实，是否合乎正义。如果以前订立的协约是不正义的、不诚实的，那么都可以废除。雷因波洛在发言中对克伦威尔力图维护现存的英国政治制度并用困难太大来进行威胁的言论表示愤慨。他说，要是害怕困难的话，那么我就不会起而反对国王进行战斗了。“让你被重重的困难所包围吧，即使在你面前的是死亡，而你的身后和左右都是大海，但如果你确信你的事业是正义的话，我想你必然会义无反顾地将这项事业推行下去的。” 28日会议上的发言表明，独立派害怕局势进一步变动，要求革命停止下来，所以拿各种借口进行威吓，企图禁止群众擅自提建议、拟方案。平等派则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要求把革命继续下去。
关于选举权问题的争论次日即10月29日，会议围绕着关于选举权的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平等派坚持普选权的原则，认为这是英国全体居民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雷因波洛在发言时说到：“最贫穷的人和最高贵的人都是在英国过活的。因而……每一个人必须在他自己同意被置于一个政府管理之下的时候，才能被那个政府所管理……严格地说，在英国，最穷的人如果在这个政府统治之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他也没有服从政府的义务。”独立派则竭力反对普选权的原则。他们认为，如果实行了普选权，就会造成对私有财产的威胁。李启上校在发言中说，英国没有财产的人与有财产的人的数目是5∶1，“如果主人和仆人都成为平等的选举人，那么，很清楚，那些在这个王国没有财产的人，将会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去选举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将会制造出一种法律，将会使资产和地产平等。”艾尔顿在发言中更是百般为现存的有财产资格的选举制辩护。他歪曲平等派所主张的普选制实质上是主张一个人只要在英国出生，就可以享有处理这里的土地和其他一切事务的权利。他主张选举权只应该给那些“在这个王国具有永久性固定利益的人”。而对这些人的“自由权利”已经提供了。这里他所指的就是现存的英国的选举制。另外，他还声称，给贫穷的人以选举权，可能会使有权势的人贿赂穷人、收买选票，像古罗马那样造成独裁制度。对此，平等派进行了反驳。雷因波洛指出，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投票权，不是财产而是理智。否定一个人的投票权，就是否定他运用自己理智的权利。
政府的目的是既保护人民也保护财产，但难道人民不是比财产更有价值吗？
针对上述李启上校的言论，雷因波洛说，在现存的选举制度下，六分之一有选举权的富人利用特权去奴役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共约六分之五的人，把他们变成了“劈柴挑水”的苦力。鼓动员赛克斯比在发言中也坚持，没有财产的人应享有他的生而具有的天赋权利——选举权。不过，也有一些平等派如皮蒂等人，在独立派关于普选权将破坏私有财产的攻击之下，感到有些困惑。
他们在寻找论据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声称他们根本不反对私有财产。相反，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普选权“是保护所有财产的唯一手段”。后来，皮蒂在发言中又说，他们所主张的普选权只给那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的意思是指那些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自由处理自己的劳动和财产的人。而所以要将学徒、仆役和领救济金的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是“因为他们依靠别人的意志”。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根据平等派的文件，他们的主张曾在会议中获得胜利，并在表决中被通过，但克伦威尔接着却建议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来协调双方的意见，使平等派在会议中争得的优势化为乌有。
10月31日根据克伦威尔提议召开了特别委员会。但军官代表有12人而鼓动员代表却只有6人。尽管鼓动员坚持立场，未作退让，但是他们在组织上的阵地的步步丧失，却越来越明显了。
关于国家政权问题的争论 11月1日，全军会议的辩论又集中到国王和上院的权力和地位上。平等派的雷因波洛、赛克斯比和魏尔德曼等人在发言中坚决反对国王和上院的统治。他们主张，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应比国王和上院享有更大的权力。魏尔德曼说，在流了这么多的血之后，如果下院的权力仍无所改进，那么“在将来的编年史中，这将是很可耻的事。”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则百般维护国王和上院的权力。艾尔顿说：“由国王和贵族统治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公正的政府。”克伦威尔则认为像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由议会去讨论并报请国王认可。同时，克伦威尔在发言中还以加强军纪来对平等派进行威胁。
克伦威尔在普特尼会议上的表现在连续一个多星期的争论中，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实际上，争论本身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虽然在克拉克文件中，缺乏从11月2日至11月 8日的逐日详细记录，但从其它一些片段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在11月5日的会议上，平等派占了优势。他们提议召开全军大会，把问题直接交给士兵群众讨论。这一提案获得通过。但次日，独立派高级军官又在会上提出要加强国王和上院的权力，拒绝了平等派的要求。
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普特尼会议上，由于争论的两派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无法调和，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结果。事实上，斗争很快就从思想交锋走向更现实的一面。我们看到，克伦威尔在后来的发言中，越来越多地指责平等派的要求将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一再威胁要加强军纪。在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克伦威尔与艾尔顿和往常一样，引用圣经教义，摆出一副虔诚、神圣的模样。10月28日，当讨论国王和上院的地位时，克伦威尔引用圣经上圣徒保罗的话，声称与基督比较起来，政府的形式不过是“废物和狗屎”。
艾尔顿也在发言中声称，如果上帝指引他干的话，他会把国王、贵族、财产都加以消灭的。然而当讨论到实质问题时，所有这些圣经引文、基督教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压倒了一切。他们公然以古老的宪法原则的保卫者自居，紧紧抱着君主制、上院和私有财产不放，指责平等派的建议将威胁到私有财产，并导致无政府状态。宗教的热情、神圣的言词，一切都让位给世俗的现实利益。
另外，从普特尼会议前后克伦威尔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看，独立派的高级军官是有计划地准备最后打击平等派的。很可能独立派还采取了一些阴谋手段。对此，平等派虽然也有所认识，如在10月29日会议上，平等派代表罗伯特·艾维拉德在发言时就表示，他怀疑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等人故意拖延时间，暗地里却在布置圈套来反对平等派、鼓动员。与此同时，士兵群众也感受到不祥的气氛，纷纷要求鼓动员采取实际行动去对抗独立派高级军官。10月29日，平等派又发表了“告全体士兵的呼吁书”（有人认为该呼吁书可能出自魏尔德曼之手），“呼吁书”要求士兵们提高警惕，因为克伦威尔很可能会以造成无政府状态的罪名，借口加强军纪，用强制的手段来镇压士兵群众和平等派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
以后的事态发展说明平等派的怀疑都是有根据的。不过，平等派虽然觉察到了这一点，却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
当克伦威尔一切准备就绪，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控制局势的时候，他就逐渐由和解的姿态转而强硬起来。在11月8日的全军会议上，克伦威尔攻击 “人民公约”中关于普选权的规定，声称这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他提议全军会议暂时休会，军官代表和鼓动员都回到各自的团队去。一周以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等军队领导将军队分为3个部分，分别集中到3个地方进行检阅，企图借机来镇压士兵中日益高涨的民主潮流。平等派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时，也想趁军事检阅的机会发动士兵起义，强行通过“人民公约”。
于是，两派的斗争就由会场转到了疆场，由唇枪舌剑转为真刀真枪了。
魏尔事件检阅前夕，独立派高级军官以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一方面表示愿意接受鼓动员以前所提出的一些要求，一方面又以加强军事纪律相威胁。另外，这个文件还附了一个“协约”，要求士兵服从军官和军队会议的领导，并要求每个士兵都要在这个“协约”上签名表示同意。平等派的领导人虽然也呼吁各个团队士兵团结起来，共同与“贵人”（高级军官）作斗争，但并未作切实有效的工作。当时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有些特别激烈的平等派分子计划在军事检阅前夕，趁克伦威尔睡着的时候在床上把他杀死。他们还扬言把那些不同意他们审判国王计划的人的喉咙管割断。这种喧嚣浮躁的表现和刺激性的言词，正表示他们并未作切实的准备工作。
11月15日，首先在魏尔地方的灌木林原野进行了军事检阅。检阅时，除了奉命前来的4个骑兵团队和3个步兵团队外，平等派领导的哈里逊团队和罗伯特·李尔本团队也径自前来（这两个团本来是奉命分别到别的地方参加检阅的）。罗伯特·李尔本团队的士兵将该团大部分军官都赶走了。他们还在帽子上别上了“人民公约”和标语口号：“给英国以自由！给士兵以权利！”一些著名的平等派军官如雷因波洛上校等也到场了。由于平等派事前未作必要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行动计划，所以其余几个团队的士兵没有响应平等派的号召。当雷因波洛拿着一份《人民公约》冲向费尔法克斯时，却被人推到一边去了。哈里逊团队的士兵也经不起费尔法克斯的一番劝说，即表示服帖。罗伯特·李尔本的团队虽然坚持斗争，但也未采取果断的积极行动。
结果克伦威尔拔剑策马冲入该团，将为首者逮捕，并对其余的士兵大肆恐吓。
紧接着就对肇事者进行军法审判，判处三人死刑，并用掷骰子的办法将其中一人即士兵阿诺尔德当场在队前由行刑班加以枪决。如此，就像一个历史家所说，由于克伦威尔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叛乱军队的秩序重新恢复了起来。”在这场短兵相接的决定性斗争中，独立派高级军官未费多大气力就取得了胜利。在军队中势力强大的平等派就这样轻易地被别人制服，放下了武器，眼睁睁地望着他们的同志在行刑班刽子手的枪声下倒在血泊之中。11月19日，克伦威尔已能够在议会中以表功的姿态报告灌木林原野事件的经过，并保证说，军队甚为平静和驯服。议会为此向克伦威尔表示感谢，并要求以后对军队中的任何叛乱行为都要坚决加以镇压。
平等派失败的原因平等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不够？或是因为克伦威尔强加于他们的军事纪律？从表面现象上看，这两个因素都是存在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从人数上来说，不但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而且一部分中下级军官也是站在平等派一边的。在军事检阅时，大约四分之三的士兵所以未公开表示对平等派的支持，是因为在当时环境下平等派既未采取积极进攻的姿态，又未采取切实的发动工作把在场的士兵组织起来。各连队的士兵自然很难自发地对平等派的起义加以响应。至于克伦威尔利用职权将军事纪律作为打击平等派的工具，自然也对平等派的失败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如上所述，自从鼓动委员会成立以后，军队里高级军官单纯以军事纪律来压制士兵的企图曾一度很难推行。看来，这些都不是平等派失败的主要因素。至于一般书籍中把平等派的失败归因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属性，把它说成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事，更是一种不符史实的无根之谈。
平等派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斗争中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独立的组织和领导权。平等派奔走呼号，高唱原则，却把现实权力丢在一边，任凭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摆布。虽然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高级军官在争论原则问题时有时也表示出公允和商量的伪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死死抓牢，寸步不让。当克伦威尔一步一步地把平等派从领导组织中排挤出去后，就运用这个领导地位的权威把平等派打翻在血泊之中。
另外，我们回顾一下革命开始以来的经历可以看到：在革命刚开始时，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狂妄嚣张，议会阵营遭到多次危难。然而，由于议会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领导中心，摆脱了查理一世宫廷的控制，经过斗争终于赢得了对王党的胜利。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当长老派和独立派展开斗争时，虽然长老派控制了起临时政府作用的议会，但独立派利用他们掌握的军队，把军队变成与议会相对抗的独立政治中心，摆脱长老派议会的控制，终于取得了对长老派的胜利。后来在独立派领导的军队取得对长老派议会的胜利，军队内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同平等派的士兵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本来也有可能在士兵群众之中形成独立的政治领导中心，摆脱独立派高级军官的控制的。1647年4月底5月初，军队里出现了鼓动员的组织，这就为平等派在士兵中建立独立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如果平等派能够把这个组织巩固发展下去，以此为中心把士兵群众和中下层劳动群众的斗争组织领导起来，摆脱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控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也是可能的，但平等派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1647年6月5日，全军会议召开，鼓动员的组织被并入克伦威尔领导的以军官代表占多数的全军会议中。10月31日，克伦威尔提议召开特别协调委员会，鼓动员的势力进一步削弱。11月8日，当克伦威尔悍然解散全军会议时，平等派束手无策。11月15日在灌木林原野举行军事检阅时，平等派又未做任何切实有力的准备，终于被蓄谋已久、布置就绪的克伦威尔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