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历史发展重心 1640年以来，历史的发展经过几番摇摆和螺旋形的发展，到1688年— 1689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
1640年革命开始后，经过两次内战，到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革命的发展呈上升的趋势。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和贵族掌握政权后，即转过头来镇压以平等派和掘地派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民主力量，从而破坏了共和国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这时上层统治集团把巩固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个人身上。1653年护国公军事专政制度建立后，行政、立法、军事等大权都集中于护国公一人手中。但是他手下的高级军官和议会里的少数野心分子，争权夺利，离心离德。1658年克伦威尔一死，这个唯一的权力集合点崩溃了，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散了架。“垮了的狄克”——理查·克伦威尔继位为护国公，他只在历史舞台上露了一面，就在次年春从政坛上消失。当蒙克率军进入伦敦后，仍然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许多人在无可奈何之余，认为只有君主制复辟才是唯一的出路。
英国各界人士本来指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能够恢复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缓解各敌对宗教派别的紧张关系，从而克服政治、经济、社会的混乱状态。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们就发现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1660年的复辟并不能将1640年革命开始之前的一切旧事物、旧形式照样恢复起来，历史车轮并不是转了一圈又恢复原位。有人认为现在应该从过去的迷误中清醒过来，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过去20年中，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能重新恢复原状。不要说中下层人民，即使那些在革命时期曾经受益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既得权益。连查理二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布列达宣言”及复辟后初期所颁布的一些法令，不得不承认过去20年中发生的一些事实。他手下的主要大臣克拉兰敦等人，也认为必须执行温和政策，对现状不能作激烈的变动。从另一方面来看，从1649年以来，历史逆流就已开始出现，到1653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建立，这股逆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实质上，它已为以后的王朝复辟开阔了道路。到1660年王朝复辟时，反动的历史逆流像冲决了堤坝的洪水汹涌而来，它呈现出一种历史发展的惯性力量。王党分子一旦得势，岂肯善罢甘休。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以查理二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刚站稳脚根，立刻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恢复不受议会约束的专制王权。与此相配合，他们又竭力想加强天主教的势力，并采取措施使军事力量处于国王的控制之下。
贯穿于复辟时期28年的历史，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斗争焦点而展开的：第一，力图实行君主专制的势力与维护议会权利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国王企图将军事力量（先是民兵，后来是新建立的正规军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措施，也属于这个斗争范围。第二，国王用种种手段企图恢复并加强天主教，而英国国教徒及其他新教徒则反对这种企图。
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展开的斗争，迟早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解决。在当时英国政治、社会力量的结构之下，不论是主张君主专制者或主张议会主权者，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性利。至于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为经过20年的革命起义、军事专政等风风雨雨之后，到了60—80年代，中下层人民既没有自己的组织，贵族、资产阶级也对暴力流血深感畏惧。当蒙默斯起义和1685年、1688年事件发生时，就显露出起义的力量既分散又软弱，而且缺乏社会的广泛支持。
因而，在当时的英国，不经暴力而经过妥协来解决上述的基本矛盾，是唯一可能的道路。1688年的“光荣革命”，实质上就是走的这样的道路。从 1640年革命爆发以来，经过了几次反复曲折，终于在“光荣革命”时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以后的英国历史就以这个重心为新的起点，以徐缓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起来。
英国立宪君主制的世界历史意义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利超过君主的立宪君主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在17世纪的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君主专制是一种普遍的政体形式。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以及丹麦、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国，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权神授。至于东欧的俄国以及东方的中国等，则等级森严，绝对专制君主制更为强固。1688年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发的政治思想，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君主万能、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等思想，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虽然对东欧、俄国及东方的中国等国未发生直接影响，但当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巴力门”（议会）、“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现实源泉和效法的榜样。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
关于“光荣革命”的史学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家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的终结。以后，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了，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并处于议会监督之下。
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也起源于此时。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两种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因素包含在一个统一体内，既避免了大一统的呆板、停滞、毫无生气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坏性的冲突和内战的危险。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就是从1688年开始的。
在这本书的一开头，著者就指出，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麦考莱在政治上是个辉格派，他对辉格派在英国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备加颂扬，并以自己是辉格派的成员而自豪。他用辉格派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是很自然的。
辉格派的观点对后世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20世纪初，麦考莱的外甥，著名历史家屈维廉在他的专著《1688年—1689年的英国革命》一书中，特别强调奥兰治的威廉入侵英国的重要性。它好像是“欧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汇合在一起来帮助拯救英国。”在屈维廉以后，一些有关著作的基本观点也与上述著作雷同。辉格派的思想，在17世纪末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得到深入的发挥，不过洛克的书在刚出版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后来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与辉格派的思想相对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著名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休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虽然休谟自称他只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由于他对国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显的同情和对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恶痛绝的态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历史家。休谟的《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一书的中心思想乃是：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当代托利—保守党的著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马尔波罗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著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备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 “光荣革命”事件，在英国以外的史学界也引起广泛注意。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家基佐在1848年革命后，其历史观发生了急遽转变。原来他曾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革命的发展过程，并对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加以赞颂。但1848年以后，他却对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谴责，并拿1688年的“光荣革命”与1640年的革命作对比，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优越得多。1850年，基佐专门为《1640年英国革命史》写的序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书名就是 《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英国革命史讨论》。在这本小册子中，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认为英国革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国革命是本着宗教精神进行的，而且没有与过去的传统割断联系。另一个原因是英国革命是作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出现的。1688年“光荣革命”
之后，在立宪君主制治下的英国，“内政、维护和平、财政、殖民、商业、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心的事情。”因而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得以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基佐的论点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历史著作一反辉格派的观点，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将重点完全放到1640年—1653年间，把1653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度的建立作为革命的结束年代，而把1653年— 1688年的历史作为40—50年代初革命事件的附属部分或尾声。同时在评价上，着重强调40年代至50年代初革命时期的进步作用，而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作微不足道的“政变”。
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史学界的研究方向又发生改变。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复辟时期的重视，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看，复辟时期都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门论著。另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与以前的著作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从对整个“光荣革命”性质的否定，到对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的相反的评价，各式各样。如有人认为，所谓“光荣革命”不但不“光荣”，而且是英国的一个耻辱，不仅国王詹姆斯二世表现得懦弱可耻，而且大多数英国贵族、中等阶级都在外国人入侵时背叛了自己的国王和国家。有人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里发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在我国，自解放以来，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中，都是按照当时苏联学者的观点，重点放在研究1640年—1653年的“革命年代”，对此后到1688年，只是当作革命时期的尾声而附带提及。特别是，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都将之与17世纪40年代的积极因素对立起来。这是我国解放以来长期存在的崇尚暴力，贬斥改良、渐进等左倾思想的一种表现。近几年，在有关历史论著中，这种左的偏向已有所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