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波尔的国内政策沃波尔当政初期，整个政治环境对他非常有利。托利派因为有人参与了詹姆斯党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阴谋，其影响大为跌落。沃波尔抓住这个机会不断败坏托利党的名声，以提高辉格党的政治地位。托利派内部分裂，缺乏有力的领导，而且贪财图利，进一步败坏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南海泡沫”危机期间，辉格派的一些大臣也牵连进丑闻中。托利派本可以趁机抓住辉格派的这一弱点，在政治上进行反攻，然而由于它内部纷争，自顾不暇，未能借此扭转不利的形势，致使1720年—1725年辉格派势力迅速增长，许多托利党人转投到辉格党人方面来，托利党人被排挤到政治舞台的边缘，只能到地方上谋取一官半职。沃波尔的政治地位如日东升，不断伸张。沃波尔执政后，他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国内的财政经济，消除人们由于“南海泡沫”事件而引起的混乱状态和恐慌的心理，进而树立起政府的威信，同时采取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虽然议会里有一个占多数的辉格派支持他，但在政府部门中却有一些过去追随桑德兰伯爵的人对他不完全顺从，他需要把这些人清除，换成拥护他的人，以便把政治管理权、指挥权更有效地运用起来。要实现这些目标，他还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争年代后，英国各阶层人士也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
要实现这些目标并非轻而易举，幸而有几件事，使他的政敌势力受挫，沃波尔的威信进一步增长。在这方面，他遇到了很好的机遇，他的政敌斯坦霍普去世后，1721年桑德兰也去世了。1721年—1722年有7个主教区的主教职位空缺，沃波尔即任命拥护他并为他所信任的辉格派人士担任这些职务。桑德兰旧日的亲信围绕在国务大臣卡特莱特周围，不断对沃波尔发起攻击，并挑动爱尔兰的托利派反对沃波尔。沃波尔当机立断，揭露卡特莱特的破坏活动，并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责成他去平息由他引起的麻烦，否则将对他进行追究。卡特莱特无奈，只得照办。卡特莱特是一个十分傲慢自大，又很懒惰的人，他的政治势力的跌落，使沃波尔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少了一块绊脚石。沃波尔就这样巧妙地消除他的政敌的残余势力。1714年辉格派刚执掌政权时，由于内部纷争及政敌的干扰，政局仍有些摇摆不定，但从1720年起，辉格派的政策“已变得比较明确，并且朝着确定不移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沃波尔在排除了这些政敌以后，地位日益巩固。而这时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国际上的和平环境，更有助于他的威信的不断增长。
沃波尔当政时期，英国的经济稳步增长。从1720年到1740年，国内经济总水平提高了6.5%。国内经济的增长，是和沃波尔所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分不开的。为了鼓励农业和工商业，他改革关税制度，鼓励谷物和农产品出口，并对许多出口商品免税，对英国手工工场所需要的一些原料产品则免除或降低进口税。沃波尔的财政改革，内容具体明确，它并非仅仅是财政上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英国长时期以来所追求的财政政策的继续。早在17世纪末，英国为了刺激本国商品出口已减免了一些商品，如布匹、肉类、谷物、面包等的出口税。经过1721年沃波尔的财政改革，这一过程有了进一步发展。不过，对煤的出口不但未减免出口税，而且到1714年后出口税还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国外市场需要英国的煤，增加出口税可以提高煤价，获取更大利润。对那些可能与本国工场产品竞争的商品，则禁止进口。为了防止走私，从1723年起对茶叶、咖啡、可可等征收消费税，实行货栈制。所谓货栈制，就是商人在输入商品时，可将商品暂时存到国家设立的货栈，如果这些商品不运往国内市场销售而是直接转运到国外的市场，则无需交纳关税，如果运到国内市场销售才交关税。实行货栈制后，上述几种商品可以在进口后再顺利出口，这就减轻了商人的负担，同时也提高商品运转的效率。
沃波尔除对上述几种货物征收消费税外，还考虑从其它地方开辟财源。
但他不愿增加土地税，而且还设法使原来的土地税稍稍降低，因为下院政府和宫廷的许多官员都是地主。这样做在政治对他有利。不过，当他提出征收盐税时，却由于遭到议会反对而未通过。1727年，他设立减税基金来应付政府日益增长的开支。减税基金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的，为了偿付国债，反过来又需要增加税收。1733年，沃波尔制订了一个消费税法案，目的是向烟、酒开征消费税。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有人声称这将增加他们的负担，普通百姓则担心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先例，以后如全面对其他消费品都征税将会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在博林布罗克的领导下，沃波尔的政敌展开攻击沃波尔的宣传。博林布罗克的朋友伦敦市长约翰·巴贝尔组织了伦敦城区的抗议活动，辉格党人约翰·巴纳德爵士则领导议会里的伦敦议员反对消费税。他们的刊物《工匠》更是集中火力抨击沃波尔的消费税法案。一时群情激愤，各地纷纷向下院递交请愿书，表示抗议。沃波尔见众怒难犯，只得急流勇退，将消费税法案撤回。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 1603年，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成为英国国王（即詹姆斯一世）后，两国共有一个君主，但苏格兰仍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在此后的100年中，英国和苏格兰常常发生争端，英国政治家多次试图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但终未成功。威廉三世统治时要求政府中的大臣戈多尔芬和马尔波罗在议会提出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议案，这个议案1707年获得议会通过。苏格兰议会经过长期争论，也通过了关于合并的条约。
英国政府之所以竭力主张同苏格兰合并，主要是出于战略地位的考虑，因为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仍企图以苏格兰为基地进攻英国，在英国复辟，而英国的宿敌法国也企图联合苏格兰打击英国。英国对卧榻之旁的这个怀抱敌意的邻国一直怀有戒心，只有实行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方可一劳永逸解决这个忧虑。在这方面，不仅英国王室和政府，而且大部分辉格党的政治家也深感为了坚决与法国这个敌人斗争，并断绝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党人的复辟梦想，有必要与苏格兰订立合并条约。另外，英国政府还认为，与苏格兰合并后，苏格兰的军队可以作为同法国、西班牙等进行斗争的一支力量。不过，托利派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则反对与苏格兰合并，因为他们觉得苏格兰太贫穷，和它合并不免会拖累英国的经济发展。一个托利党人比喻说： “如果一个人与一个女乞丐结婚，那么只可能得到一只虱子作为嫁妆。”托利派反对合并的另一条理由是苏格兰人信奉长老会宗教，和英国国教不同。然而，现实的需要更为有力，特别是1701年英国制订“嗣位法”时，苏格兰并未制订相应的法律，这就有可能在安妮女王之后发生王位觊觎者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事件。英国必须及早预作防范，对苏格兰这个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基地作相应的处置。
在苏格兰方面，在英国的安妮女王即位之际苏格兰人并无任何要求与英国合并的迹象，相反朝野上下仍弥漫着反对英国的情绪。1705年，英国船长格林的一艘船在驶往伍斯特途中，被苏格兰人以“海盗”的罪名扣押，随后格林和另外两个船员被处决。苏格兰反英的歇斯底里气氛甚嚣尘上，后经英国和苏格兰互派特使进行交涉关系才缓和。1706年—1707年，苏格兰议会大多数人同意合并。苏格兰大多数人为什么在1706年—1707年之前一直反对合并，而到了1706年—1707年议会讨论合并时却一反常态，赞成合并？这一问题在历史学界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不合情理”的行为不是一种“诚实的和正当的行为，而宁可说是一种‘政治把戏’”。并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英国政府贿赂、收买了苏格兰议会议员的结果。当时有人也作过这种猜想，有一个亲眼见到苏格兰议会通过这个合并条约的詹姆斯党人说，这些苏格兰议员所以在1706年11月至1707年间投票赞成合并，“完全是为了金钱和官职。”但当时也有人认为，“这些投赞成票的人，是按照他们的良心觉得应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勇敢地不顾敌人的攻击而这样做的。”这些看法究竟谁是谁非，难以断言，然而有一些客观因素却是无可怀疑的。在17世纪以来的100余年时间里，苏格兰的对外贸易已从以法国、欧洲西北部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为主要对象，逐渐转移到以英国为主要对象，如果能通过合并撤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界关税，对苏格兰的牲畜、谷物、小麦向英国出口将大有好处。另外，英国的“航海条例”使苏格兰人无法直接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进行贸易。苏格兰的农业发展缓慢，必须发展对外贸易，才能维持原有的经济状况，而英国当时经济繁荣，又与苏格兰毗邻，其优越的条件非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可比。即使从政治上看，苏格兰同英国合并也利大于弊。因为苏格兰的高地人大多支持詹姆斯党人，而苏格兰的低地地区则是长老会的天下，两种势力，常起纷争。如果来日苏格兰高地人支持詹姆斯党发动叛乱反对英国，必将引发同英国的战争，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有了以上这些客观因素，苏格兰议会通过合并条约也就不足为怪了。
根据1707年5月1日通过的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条约，合并后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一个国家，苏格兰人可产生16名上院议员、45名下院议员参加议会，两地自由贸易，统一关税。这样，从16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共有一个君主以来，现在又有了一个共同的议会和统一的经济。不过，苏格兰仍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宗教信仰。
18世纪中叶英国的对外政策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继英国在16世纪击败西班牙，17世纪击败荷兰之后，到了18世纪，英国在争夺殖民地方面的主要敌手是法国。在1701年—1714年间发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法两国展开了正面冲突。
1700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为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欧洲各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按照王朝世系，有继承权的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外孙，路易十四主张应该由他的孙子安茹大公菲利普继承西班牙王位。另一人为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一世，他也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外孙，是菲利普三世小女儿的儿子，巴伐利亚选帝侯。他是现任国王查理二世妹妹的孙子。但从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平衡来看，英国和荷兰等国绝对不能容忍法国或奥地利由于继承西班牙王位而与西班牙合二为一。所以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宣布他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普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后，英国即与荷兰、奥地利结成“大同盟”反对法国，后来葡萄牙及德意志的一些小邦也参加到“大同盟”中来。
“大同盟”的军队，在英国的马尔波罗和萨伏依的欧仁公爵指挥下，于 1704年—1709年取得了对法国军队的一连串的胜利。英国军队先后攻占了直布罗陀（1704年）、米诺卡岛（1708年）和新斯科舍（1710年）。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为了争夺经济霸权，特别是西印度群岛财富的斗争。事实上，这次战争的本质也正在于此。但对当时英国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英国的新教国王的王位合法性问题。如果法国继续支持詹姆斯党人在英国从事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活动，英国政府的地位将不得安稳。从1715年老王位觊觎者叛乱时起，英国政府的当权者最关心的是信奉新教的国王的继承权问题。这一问题直到1745年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失败后才最终解决。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国内对这次战争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最初，分歧发生在威廉三世和托利党人之间，后来，分歧发生在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用什么战略才能更好地扼制和击败法国。托利党人反对辉格党所领导的政府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到攻打法国陆地上设防坚固的堡垒之上，认为这样将使战争旷日持久，耗费不货。他们主张攻打法国的薄弱环节，即法国的港口和海上通道。同时，这次战争费用庞大，有些托利党人坚决反对继续战争，主张尽早缔结和约。这次战争共耗费了1.3亿镑。仅1710年—1711年一年所用去的费用就相当于查理二世时11年所用的费用。在托利党人的不断攻击下，1710年6月至9月，安妮女王任命了一些托利党人参加政府，以替代原来的辉格党人。“所有这些变动的主要动机，是由于对和平的‘绝对需要’。”托利党人的政府随即与法国进行和谈。1711年12月达成了初步协议，1713年在乌特勒支订立了和约。条约规定：法国承认英国新教国王的继承权，法国、西班牙分立为两个国家；法国割让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德逊湾给英国；西班牙割让直布罗陀、米诺卡岛给英国；西班牙与英国订立协议，规定英国有权每年将一船非洲的黑人奴隶运往西属美洲殖民地。
乌特勒支条约使英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增强，虽然在制订乌特勒支条约时，在英国国内及“大同盟”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最后条约的内容证明英国在国际上已成为一个强国。到了30年代，法国又与西班牙订立联盟，共同反对英国。法国答应帮助西班牙从英国手中夺回直布罗陀，西班牙则同意取消英国在西班牙殖民地从事商业贸易的特权，将之转交给法国。此后，西班牙即着手限制英国在西属殖民地的贸易活动，造成英国船只同西班牙殖民当局的冲突。
根据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的规定，英国每年可向西班牙的南美洲殖民地贩运一船黑人奴隶。由于贩运黑奴的利润很高，英国商人贩往西属南美殖民地的黑奴往往超过规定的数额。由于非法贩运黑奴的活动越来越猖獗，西班牙政府即派缉私队拦截和检查，并将被查获的走私船的部分货物分给缉私队。因此，缉私队千方百计搜捕英国船只，包括一些从事合法贸易的船只。
据估计，从1713年到1737年间，约有180艘英国船只被西班牙的缉私队搜捕。英国商人纷纷向议会请愿，要求对西班牙采取强硬态度。议会里以老威廉·皮特为首的一批所谓“爱国者”反对派，指责沃波尔政府软弱无能。他们以保卫国家荣誉为由，要求对西班牙进行打击。当时英国同西班牙的商业贸易关系比较密切，如同西班牙继绝关系，对英国经济发展不利，另外将使英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它本想拉拢老盟友荷兰，但荷兰此时正处在衰落状态中，况且荷兰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商业贸易关系也很密切，因此，荷兰不愿站在英国一边与西班牙、法国等为敌。西班牙当时正处于国力衰微的过程中，所以也不希望与英国关系破裂。经过英西两国政府的努力，双方达成初步妥协，西班牙缉私队减少对英国船只的搜捕范围。1734年—1737年，被搜捕的英国船只有20艘左右。但英国议会里反对沃波尔政府的反对派仍不断加强活动，要求对西班牙开战。就在这个时候，在1738年又传来了一个消息，有4艘英国船只被西班牙缉私队查获，并被强迫驶向西班牙，船员遭到囚禁。此事本非异常，但反对派趁机鼓动反西情绪。在一次议会开会时，一个名叫詹金斯的英国船长被带到下院，他拿出一个装着被割掉的耳朵的瓶子，声称他在1731年被西班牙掳去吊上桅杆，并被割掉了耳朵。虽然此事究竟是否属实，未能查清，但反西班牙的情绪因此火上浇油。沃波尔不得不派遣一支海军舰队到地中海，向西班牙表示强硬姿态。最后，在1739年10月终于爆发了所谓的“詹金斯耳朵之战”。战争开始后，英军失利，国内群起批评沃波尔领导战争不力，一些城市的商人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对政府在备战和领导战争中的错误加以指责。当这些问题在议会进行讨论并交付表决时，反对派获得了多数。沃波尔失去了议会多数的信任，于是辞职。此举开创了内阁首脑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时必须辞职的先例。在这次战争中，英国真正的敌人仍然是法国而不是西班牙。英法争夺殖民地是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
沃波尔下台后，老威廉·皮特为首的辉格派少壮分子，即所谓的“爱国者”掌握了政权。他们代表当时势力日益壮大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与法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争夺海外殖民地。他们的要求得到刚从流放地回来的托利党人博林布鲁克的同情，老威廉·皮特政府即积极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年—1748年），打击支持普鲁士的法国。1742年，英国派军队到尼德兰，次年同法军发生战斗，1744年正式向法国宣战。英国军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以外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在欧洲战场并无重大行动，后同普鲁士缔结了汉诺威条约，停止了两国间的军事行动。1748年又同法国缔结和约，双方维持战前的状态。然而，与法国的斗争并未因此而结束，在欧洲、美洲和印度双方的斗争仍在激烈地进行。
七年战争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是以英国、普鲁士和汉诺威为一方，同以奥地利、法国、俄国、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的冲突，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在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而发生的。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虽然英、法在1748年订立了和约，但英法之间在北美和印度的地方性冲突仍持续不断。根据1748年的和约，法国应将印度的马德拉斯交还给英国，但法国仍然利用当地的土邦，在南印度扩展自己的势力。根据1748年的和约，英国占领布雷顿角岛地区。该地位于纽芬兰和新斯科舍之间，圣劳伦斯河南端入口处的地段，英国千方百计加强在这里的地位。然而法国的加拿大总督却建造了一条碉堡线，力图将加拿大与路易斯安那连结起来，而把英国在北美沿海的13个殖民地限制在沿海地区，不让其向西发展，法国却可以借此向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西部地区扩张。
英法在北美和印度的商业和殖民扩张上的矛盾决定了双方无法长久维持和平。1756年，双方终于发生了延续7年的战争。在这一战争中，英国支持普鲁士在欧洲大陆同法国斗争，而法国则同它以前的敌人奥地利人站到了一起，荷兰保持中立。
战争初期，英国处于不利地位。它在欧洲大陆的同盟者普鲁士遭到一连串失败，而奥地利、法国、俄国却联合起来与它为敌，并且步步进逼。瑞典也站到了法国一边。英国议会就如何进行战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几位主要的政治家意见分歧，争论不休。有些人对战争的失败感到羞耻和愤慨。社会上则因担心敌人入侵英国而产生一阵惊恐。威廉·皮特（1766年被封为查塔姆伯爵）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他决心将战争进行下去，并竭力鼓舞陆海军将领和士兵的斗志，表现出英国向海外殖民扩展的狂热劲头。
七年战争开始时期，英国一方面在欧洲封锁法国的沿海，并炮轰法国沿海的城市，另一方面却把主要力量放到北美和印度同法国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上。老皮特认为英国必须在欧洲、北美、东方同时与法国斗争，而不应把战争仅仅局限在一个地区之内。由于英国在海上占有优势，同时在北美殖民地也足以与法国抗衡，如果把战斗扩大到世界各地，就可以使法国不能集中力量而打乱它的作战计划，将法国的势力从北美和印度排挤出去。
在北美洲的加拿大，法国军队顽强抵抗英军的进攻。老皮特派了大批英军前往，攻占了加拿大的一个接一个地区。先是占领布雷顿角岛，接着又占领了安大略湖畔的弗隆坦纳、尼亚加拉堡（后改名为匹茨堡），最后占领了加拿大首府魁北克。到1763年，英国占领了加拿大的全部领土，把法国的势力完全排挤了出去。
在印度，英国同法国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英国同法国在印度的冲突很久以前就一直在进行着。印度早就与东西方各国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关系。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相继侵入印度。这些国家利用本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掠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法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这些东印度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商业贸易公司，而是拥有特权和大量的职员和军队并有权宣战媾和的组织。它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居民还享有审判权。
18世纪中叶，印度的大莫卧儿帝国（1526年—1761年）陷于崩溃，印度出现了许多互相争斗的封建公国。这时英国和法国殖民侵略者的活动更为猖獗。在英法争夺印度的斗争中，1757年加尔各答附近的普拉西战役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战役中，法国的同盟者——孟加拉的土邦王公出动了7万军队，而英国的罗伯特·克莱武所指挥的军队总数不到3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当地的士兵。但是孟加拉土邦的一些封建主在战前就与克莱武有了勾结。在战斗正在进行之际，这些封建主倒戈投到英国人一边，使英国人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胜利。此后孟加拉完全落入英国人统治之下。这次事件奠定了英国在印度进一步殖民扩张的基础。
当英国在加拿大和印度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同时，在欧洲大陆上，英国所支持的普鲁士却遭到失败。早些时候，威廉·皮特在德意志西部建立了一支由3.6万汉诺威人和2.4万普鲁士人和黑森人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只采取壁上观的态度，无所行动，被人称之为“观察军”。1760年，俄国军队攻占了普鲁士首都柏林。英军在汉诺威同法军的战斗也遭到失败。在此情况下，法国趁机提出和谈的建议，但英国的老皮特自恃英国力量较法国强大，提出了法国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如英国要求法国停止援助奥地利，而它自己却保留继续支持普鲁士的权利；英国还要求法国将当时被英国占领的地区完全让予英国。这样，谈判就拖延了下来，未能缔结和约。
战争的延续在英国国内引起不满，辉格派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老皮特为首的一批辉格派，代表侵略性最强的资产阶级，力主将战争继续打下去，但他们的人数不多。另一部分辉格派认为，到1760年，英国所取得的胜利已经可以满足了。这一批人得到了托利派的支持。而国内广大的普通人民由于战争以来，费用庞大，赋税增加，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也普遍要求停止战争。这时的国王乔治三世（1760年登位）也不赞成老皮特的态度，老皮特被迫在1761年10月辞职，由布特代之执政。布特上台后，匆忙进行和谈，1763年2月英法缔结了巴黎和约，战争结束。
根据巴黎和约，英国巩固了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所占领的全部土地，法国在加拿大及其附近的土地全部丧失。这些土地包括：密西西比河以东（除新奥尔良）和俄亥俄河流域的全部土地，布雷顿岛和圣劳伦斯各岛。
在印度，英国将法国的势力排挤了出去，法国只能够在印度保留沿海的本地治理和另外4座城市，而且这些城市不得构造防御工事，只能作为商栈之用。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它与法国长期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此后，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势力巩固了起来，它标志着英国在建立殖民帝国的道路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以后英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在世界各地扩充它的殖民侵略。有些学者认为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的殖民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763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以后，英国从向北美移民、扩张领土，转向通过在亚洲和太平洋设立商栈，建立全球商业基地并互相联系以扩展商业的帝国。”此说已为多数史学家所否定，因为1763年以后，英国政府在北美所追求的目的“并无什么新东西”，在英国“殖民统治的目的和愿望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连贯性”。英国之所以能在七年战争中战胜法国，主要是因为从17世纪末以来，英国建立起了一套效率高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其次在18世纪后半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迈出第一步的时候，经济部门各个领域蓬蓬勃勃，迅猛发展，使英国的军事力量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在外交上也可利用充足的财源使用收买手段，拉拢盟国在欧洲大陆上为它效力，自己则集中优势力量在北美和印度与法国斗争。至于法国，在18世纪中叶，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封建制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政治制度腐朽无能，国内矛盾尖锐，不能统一意志与外敌斗争，虽然法国当时的军事技术与英国处于相等的水平，但却不能发挥较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