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大变化，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普遍幸福的增长，还是灾难临头？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关于生活水平的争论”。
汤因比指出，工业革命的后果是“悲惨的和可怕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贫穷也大大地加深了。“工业革命证明了，自由竞争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创造幸福。”罗杰斯认为，工业革命时期是英国“整个劳工史上最坏的时期。”但与此同时，也有人企图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工业革命首先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好处。利瓦伊根据他对1851年—1880年工资的统计，认为在此期间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了59%，而企业家的家庭平均收入却降低了34%。另一本书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半个世纪当中，穷人的人数略有减少，而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的平均收入比50年前多了两倍，因此“穷人得到了几乎所有那些在过去50年所取得的巨大物质发展的好处”。此后，两派长期争论不休。
20世纪初，哈孟德夫妇写了几部著作，集中论述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者根据英国王家委员会的报告和当时人的言论，描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认为工厂主对待工人就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工人麋集的大城市“不过是工业的兵营”，“那里没有色彩、曲调和笑声，只有男女老幼在里面劳动、吃饭和睡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史家克拉潘以其他人编制的工资物价统计资料为依据，认为在1790年—1850年，就广大城市和工业工人来说，不论是幸运的或不幸运的，工资额提高约40%。对此论点，哈孟德夫妇指出，虽然在个别场合，工人的工资待遇从数字上看有所提高，但是工人的生活“质量”却大大降低了。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他们的人格受到屈辱，精神受到折磨，在无情的大生产体制中忍受煎熬。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他们都沉沦于黑暗和悲惨的深渊。此后，参加争论的学者日益增多，进而形成了以霍布斯鲍姆为主要代表的“悲观派”和以哈特韦尔为主要代表的“乐观派”。
霍布斯鲍姆承认，从长时期发展来看，由于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工业革命进行期间，从工人死亡率和失业率以及食品消费来看，工人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而是恶化了。哈特韦尔对此提出批评，他通过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得出结论：1801年—1851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85%。工人运动史家汤姆逊研究了工人的发病率和消费方式后认为，1790年—1840年，人们的物质生活稍有进展，但这种进展在居民不同阶层中的分配情况并不清楚。而且，物质收入水平并不等于生活内容的全部，“人们可能消费更多的商品，但同时却变得更为不幸和更不自由。” 1790年以后，南方人民的食品中，小麦渐被马铃薯、燕麦取代，而在北方，小麦的地盘逐渐被马铃薯侵入。在他看来，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
长期以来，关于生活水平的争论一直未能得出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其原因如下：1.在争论的时限上各有选择，由于时限不同，即使同样的资料也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2.研究的地区也不一致，不同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用局部地区的资料当然无法对全国范围的实际工资水平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估算。3.忽略了不同行业和部门中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差异，以熟练工人工资提高的事实掩盖了广大非熟练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4.关于“生活水平”
的内涵理解不一。“悲观派”强调工人生活的“质量”，着重揭露工人群众工作环境的恶劣、劳动时间的漫长、居住条件的拥挤以及女工童工的悲惨待遇，而“乐观派”则强调可以计量的物质因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工资水平、价格水平、平均实际工资等等。“悲观派”强调国民收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工人阶级内部不同层次之间分配的不平均状况，而“乐观派”
则习惯于统而论之。5.资料方面有缺陷。“悲观派”主要依据当时人的描述及各种调查报告，缺少定量分析；“乐观派”主要依据统计资料，但这些统计资料既不全面，又不准确，有些甚至只是猜测和分析。6.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那些对无产阶级的苦难抱有深刻同情的左翼作家，大都持“悲观派”
的态度，同样，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肯定会带来幸福的人则持 “乐观论”的态度。政治立场不同决定了双方着眼点的不同，因而无法取得双方一致的结论。
今天我们来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和历史意义，已经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多少或降低多少上面了。实际上，如果把起点放得高一些，视野开阔一些，就会看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 “乐观派”所斤斤计较的那些数字。至于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阴暗、消极现象，不仅在工业革命进行的时候非常严重，即使以后直到现在，仍然是英国及其它工业化国家所天天面临的现实，是千万人朝夕焦虑的问题，怎么能够回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