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三世登位时的社会背景 60年代，由于英国资本主义深入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来临，英国开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巨大历史转变时期。1760年乔治三世登位后，英国政治生活开始出现动荡多变的局面，政府更迭频繁不定，党派斗争越演越烈，社会矛盾更趋尖锐。在此政局中，乔治三世力图恢复某些已失去的君主权力，建立其个人统治。18世纪上半叶相对平缓的历史发展时期结束了。
此时，英国贵族地主阶级仍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主宰政治生活。不过，这个阶级本身已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在18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坚持旧生产方式和经营方法的地主贵族在经济上已趋没落，同时，他们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农业改良技术，并兼营一些工商业。如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所指出的：“前一代贵族只对狩猎感兴趣，仅仅谈论马和犬；这一代则谈论肥料、轮种、苜蓿和萝卜。”这种变化造就了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阶级。其次，从18世纪60年代起，圈地运动发展速度加快，形成新高潮。1760年之前，议会共颁布了214项圈地法令，而在60年代就颁布了385个圈地法令，圈地70余万英亩。70年代的圈地法令则多达642个。资本主义化贵族地主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由此大为增强。所以，在18世纪英国，“土地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至18世纪末，已经有400个大地主家族，各自拥有至少5000英亩以上的土地，年均土地收入约1万镑。还有大约4000个称作乡绅的家族，每个乡绅的土地年收入约为500—1000镑。这些地主在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中都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在18世纪的英国经济发展中，资产阶级也进一步成长壮大起来。其上层是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经济实力雄厚，如英格兰银行、大贸易公司和交易所的银行家和大股东们，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较大的政治势力。资产阶级中很大部分是以普通商人、手工工场主等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越来越活跃， 60—80年代仅是它的早期发展阶段，但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却逐渐增长。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使他们感到自己分享的权力与经济实力越来越不相称。1761年的议会大选中，商人在下院仅占50个议席，不足议员总数的 1/11。追求更多更大的政治权力已成为这个阶级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
18世纪后期的社会经济大变革使小农、贫穷市民、手工业工人等下层人民陷入深重苦难。圈地运动的浪潮无情地吞没着小农经济，小农作为一个阶级正遭受灭顶之灾。机器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使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或进入工厂出卖劳力。工业无产阶级也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下层人民流离失所、生计艰难是常见之事，他们因而时常掀起反抗斗争，反对圈地运动，举行“食物暴动”，捣毁机器。当时曾有人惊呼“盗贼”蜂涌，天下不太平。小沃波尔曾就当时社会治安写道：“一个人若是不得不去旅行，即使在大白天，也好像是去上战场。”主要社会矛盾在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中，贵族地主阶级同其他两个阶级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贵族地主阶级是英国社会中保守顽固的阶级。为了维护既得经济利益和对政权的垄断，这个阶级极力反对一切不合其私利的社会变革和内外政策，并自视为国家主人，睥睨其他阶级。资产阶级则在经济和政治上与贵族地主有着矛盾。依据重商主义理论而制定的保护性关税已成为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扩张的重大障碍。他们谴责贵族地主利用手中权力推行谷物法，“增加了制造业主的开支，阻碍了我们的工业品出口，”抨击地主们“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在制定政策时忽视工商业的利益。从60年代起，这个阶级举起激进主义大旗，要求改革议会，公开向贵族地主争政权。1761年，一位伦敦城的议员在下院中宣称：关于英国的中产阶级，“国家能使他们安居乐业，亦能使之烦恼忧愁，他们对此感受最深，有权对国家的状况和行动加以干预。”这是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明确呼声。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之间矛盾日趋深化，开始出现公开的激烈斗争。
自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之后，由少数辉格党贵族组成的政治权势集团一直紧紧地控制着政府的议会。来自德国汉诺威的君主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甚至连英语也说不好，有时还长居于自己在德国的领地不理朝政，充当挂名虚君。在辉格党寡头统治之下，政府与议会中的腐败堕落现象层出不穷。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裙带关系、操纵选举等等丑行司空见惯。政府内外政策也常招致非议和抨击，尤其引起工厂主、商人们并包括不少中小地主们的强烈不满。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虽然战果赫赫，但代价巨大，国家债台高筑，物价大涨。战前，国家一年的征税约为400万英镑，开战后3年即猛增至每年近2000万英镑；至1763年时，国债已高达13.2亿英镑。而且，为了补充军队兵源，政府甚至派人在大街上四处肆意强抓壮丁，更使民怨鼎沸。后来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当时就曾险遭被抓壮丁的命运。七年战争使资产阶级大发战争横财，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开拓了空前广大的殖民地市场，使他们财源滚滚，获得长远利益。因此，他们希望继续乘胜进行战争并扩大这场战争，坚持要求也同西班牙开战。正在领导英国进行战争的老皮特坚决主张把竞争对手法国“不是打得跪下，而是要彻底打翻在地。”反对进行和谈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急于进行海外扩张、称霸世界的野心。他抨击和谈的主张是忘记了“英国的商业和海上霸权的最可怕敌人正是法国”。与之相反，贵族地主们鉴于1761年时英国在战争中稳操胜券，但战争仍在扩大，战费持续大增的情况，要求进行和谈，结束战争。因为他们主要经营农业，不仅不能直接从战争中和战后的殖民商贸中获取更多利益，反而继续承担了部分战费。此外，多年的战争使人们怨声载道，加剧了多种社会矛盾。这些反对战争和辉格寡头统治的不满情绪，终于为乔治三世及其拥护者们所利用。
王政思潮还在50年代，在贵族地主阶级中就掀起了一股以“爱国”和“忠君”为口号的拥护“爱国君主”的王政思潮。“爱国君主”一词表面上是针对乔治一世、乔治二世而发的，因为他们都不是英国血统，只是“外来的”虚君。
实际上，这股王政思潮表明贵族地主阶级企图利用已几近虚名的王权，加强本阶级的政治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也反映了长期在野的托利党对辉格党的强烈不满。“爱国君主论”是托利党首领博林布罗克首先提出的。他的代表作《爱国君主思想》于1752年问世，突出地表现了这股王政思朝。他在政治思想上是霍布斯的追随者，主张实行君主专制。他毫不掩饰地对成长壮大中的资产阶级表示恐惧，惊呼资本利益已成为土地利益的政治对手。他强调贵族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次关系，认为“地主才是我国政治航船上的真正主人，而资本家只是船上乘客。”他还主张君主集权，反对“篡权”的内阁与政党，认为国王应是“人民的中心”，“作为人民的首脑而统治”，“爱国君主”是“不信奉党派的，而是作为万民之父进行统治”，“党派乃是一种政治罪恶”，“要镇压一切党派”，“爱国君主”应该“一登位即开始统治”，首要之事就是惩治旧大臣，起用“明智而不狡猾的大臣”。他视“爱国君主”为贵族地主利益的唯一保障，认为“只有他才能把国家从现在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博林布罗克的《爱国君主思想》1752年公开出版后，王政思潮渐渐风行起来，陆续出现了一些攻击辉格党、鼓吹王权，甚至为斯图亚特王朝公开翻案的书刊。大卫·休谟抨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史》大受欢迎，成了畅销书。60年代，“国王之友”派大肆鼓吹恢复国王权力，猛烈抨击辉格党寡头建立的内阁篡取了原属于国王的权力，称乔治三世“正奋力铲除这根深蒂固的内阁制度”，要求国王“既不要把政府完全交给大臣们，也不让他们徒具虚名，只把他们当大臣使用……当做手中的权力工具”。一本小册子呼吁国王“要下定决心打破一切结党联盟”，认为宪法的真正精神“不是国王依赖大臣，而是大臣依赖国王”。更有人直接请求乔治三世“绝不要像乔治二世那样变成带着枷锁的国王”。1765年后，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顿在他那陆续出版的法学著作中，进一步论证了内阁制度未见诸法律，不能改变君权，并力陈国王的种种权力。
乔治三世乔治三世早年丧父，其母是封建意识浓厚的德国公主。她极力向王子灌输君主思想，经常告诫儿子“要像国王”。小沃波尔在当时曾如此描述这位太后：她“野心勃勃，欲图在新朝之中显露自己……热衷权力，贪求名利。”
“在乔治三世登上王位后，她的举动就像她有权指挥他的政务一样。”这位王子的周围多是所谓“托利党人”。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乔治三世憎恨辉格党人，认为乔治二世屈从于辉格党是一种耻辱。他曾写下《论阿尔弗雷德国王》一文，表达自己对这位受命于危难之时，完成英国统一大业的封建帝王的倾慕之情，希望能效仿他，“挫败一切妄自尊大、野心勃勃的欺骗者的阴谋诡计。”1758年，他在写给布特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表明他要亲自掌权的决心，并预先为之策划：“大概你的担心是，我将对我的大臣们说话不够坚定有力，或者如果他们提出我未预料到的问题，我会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至于前者，我可以极为明确地保证使他们任何人都看不到我的言行举止中缺乏坚定，至于后者，我可以尽力拖延，直至和你充分考虑应采取的适当对策。”此信还谈及布特在乔治三世登位后的任职。乔治三世登位后还高弹“爱国君主论”，谴责“党派是这个可怜的国家的最大敌人”，认为大臣不过是国王手中的工具。他公然蔑视资产阶级：“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帮下贱的店主竟妄想对整个立法机构发号施令！” 1760年11月，他在国内拥护君主制的情绪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登上王位。
他在登位诏书中称自己生活在英国，受教育于英国，以英国为荣，借此表示自己与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不同，以便博取民心。但他随后又表示“我决不让大臣作践我，”否则“我的臣民们就会认为我不配为国王。”他首先利用 “七年战争”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笼络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摧垮辉格党寡头的长期统治，为加强王权实行个人统治铺平道路。他曾在登位诏书草稿中企图公开谴责“七年战争”是“血腥和耗资巨大”的战争。这是向主战的辉格党发出的直接挑战，虽在老皮特等人的强烈反对下修改成争取持久和平的言辞，但仍在朝野中引起巨大震动。他的宠臣布特后来证实他有一项排斥限制王权的大臣、聚集拥君力量而独揽大权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