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克斯与自由”
60年代中期后，英国社会的矛盾更趋尖锐化。下层人民频频掀起反圈地斗争和食物暴动。1766年，《年度纪事报》写道：“在英格兰各地，由于穷人造反，发生了许多暴动，造成无数伤害之事。一切生活品的价格都过于高昂，把穷人逼到发疯的地步。”这种斗争的矛盾自然首先指向操纵粮价上涨的地主。资产阶级对粮价飞涨也十分不满。同时，北美殖民地人民斗争日益高涨，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之间关于殖民政策的矛盾更加深化，政局也更加动荡不定。罗金厄姆政府极力主张废除印花税法。经过一场斗争后，议会被迫同意取消印花税法。然而，从一开始起就处在乔治三世和“国王之友”们的反对之下的罗金厄姆政府，维持了不到一年也被迫下台。老皮特与乔治三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同“国王之友”派的格拉夫顿·诺思组成新政府。
但老皮特很快就发现自己为此大失人心，自己的政策也难以贯彻实行，加之健康不佳，便在家中长期休养，随后辞职退出政府。政府大权又落入“国王之友”派格拉夫顿手中。
1768年，威尔克斯事件爆发，形成18世纪后期第一次大规模激烈的社会斗争。该年2月，威尔克斯回国参加大选。3月28日他当选为密德塞克斯的议员。该夜，伦敦灯火通明以示庆祝。威尔克斯重新当选为议员是对乔治三世的直接挑战，引起了国王和托利党人的恐惧。几天后，国王指示“国王之友”派首领诺思：“把威尔克斯赶出议会一事，非常重要，必须实现。”在诺思的组织下，议会借口威尔克斯曾“诽谤”国王和议会，通过决议剥夺其议员资格。不久，他又因此被判处22个月的徒刑和一大笔罚款。但伦敦资产阶级坚持斗争，将身陷囹圄的威尔克斯三次选为议员，均为议会否决。下院最后竟悍然宣布让在竞选中惨败的托利党候选人当上议员，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下院的倒行逆施直接破坏了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政治民主权利，危及其政治地位。老皮特将此痛斥为“砍向自由之树根部的利斧”，伯克愤怒地谴责下院的行径“动摇了宪法”，“颠覆了宪法”。资产阶级为捍卫其政治民主权利准备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斗争。下层人民也在“威尔克斯与自由”的旗号下，趁机大规模行动起来反抗剥削压迫。3月底，伦敦下层人民首先行动起来。当时正在伦敦的富兰克林描述说：“暴民们……在每条街上吼叫，要来往马车中的绅士淑女们也呼喊‘威尔克斯与自由’……甚至城外15英里之内的每座房子的门窗上，差不多都画上了No. 45（第45期《北方不列颠人报》）。”4月中旬，许多地方的人民群众用刀枪棍棒武装起来，向富人进攻，并捣毁其房屋。《绅士杂志》当时惊呼伦敦响起了枪声。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多次在街头兵刃相见，死伤多人。伦敦一家机器锯木厂因使许多锯木工人失业而遭到破坏。伦敦、纽卡斯尔等港口的水手强行扣押港口船只，要求增加工资。据海军部报告，有一段时间泰晤士河上许多船只停航，伦敦港口瘫痪。许多地方的织工捣毁织布机，农民反对圈地，袭击地主。王宫甚至有一次被围，伦敦市政厅屡遭攻击。一些下层人民还喊出“不要国王”、“诅咒国王！诅咒政府！法官该死”等口号。
他们公开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最好革命时机。”一些地方的工人斗争还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伦敦等港口的水手们组织“海员委员会”，协调斗争行动。
伦敦织工还写信给爱尔兰织工试图采取联合行动。显然，斗争已超出威尔克斯事件的原有范围，发展为下层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
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统治阶级十分惊慌。他们惊呼：“社会形势正在紧张到最后程度，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有许多令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乔治三世与托利党大臣们积极策划镇压。5月10日，数万群众聚集在圣乔治广场要求释放威尔克斯。乔治三世此时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说：“血腥镇压是恢复顺从法律的唯一办法。”事先埋伏的军队开枪射击广场上的群众，当场打死6人，打伤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圣乔治广场屠杀”。在新科克莱因，军队镇压织工时，双方枪战，互有伤亡。其他地方亦有类似战斗。
同时，议会颁布了第一个镇压捣毁机器者的法令，规定十余项可以处死的罪名，旨在保护地主利益。各地贵族地主纷纷给国王写效忠信表示支持。资产阶级由于本身利益受到威胁，也支持了镇压。
请愿抗议运动自1769年5月起，资产阶级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请愿抗议运动，要求恢复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捍卫政治民主权利，向国王和贵族地主们发起反击。各地资产阶级纷纷集会，散发传单，起草请愿书，征求签名。运动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有18个郡、14个城市递交了请愿书，有6万多选民在请愿书上签名。约克郡请愿书针对议会指出：“现在有一种异常情况……即人民的代表反对人民。”著名的尤利乌斯信件公开警告乔治三世：“如果英国国王遭到痛恨和蔑视，他将必然是不幸的。而这大概就是唯一的政治真理。
国王应信服它，不可以身相试。”“仿效斯图亚特王朝行径的君主，其下场也将是一样。”此信毫不掩饰地警告：这样的国王会失去王冠。这个运动由两支力量组成。一支是以伦敦“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为中心的中产阶级激进派。该协会成立于1769年2月，旨在“维护和保卫人民合法的自由和支持威尔克斯及其事业”。他们的请愿书强烈抗议国王和政府破坏法制肆意捕人，屠杀人民，践踏选民权利，还抗议北美殖民政策破坏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它要求恢复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解散议会并重新举行大选，撤换托利党大臣等。一些请愿书还重申了大宪章、权利法案和“光荣革命”中制定的限制王权的文件和原则。伦敦“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号召各地组织起来参加斗争，共同行动。外地激进派响应了伦敦的号召，他们成立若干协会，壮大了斗争声势。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扩大选举权，重新分配选区，实行议会改革。
另一支力量是大资产阶级。他们起初犹豫不决。罗金厄姆甚至一度指责激进派“走得太远”。随着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大资产阶级看到若是仍然按兵不动，就有失去群众和失去运动领导权的危险。伯克因此催促辉格党首领投入运动。他在给罗金厄姆的信中写道：“我们面临一个巨大危机，公众事务的前途取决于您此刻的举动。”大资产阶级投入运动后，他们控制下的各郡和城市的请愿书显得较为温和，措辞恭顺，内容多限于要求恢复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只有少数请愿书要求解散议会。辉格党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借此打击托利党，逼迫乔治三世让他们上台执政。
此时的英国正面临严重的内外局势。在国内，下层人民的反抗仍可能重新大规模爆发，请愿运动和激进主义的兴起震动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垄断。在国外，北美和爱尔兰人民斗争风起云涌，殖民统治频频告急。法国和西班牙一直伺机报复英国。法国夺取了英国势力范围内的科西嘉岛，威胁着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西班牙则占领了福克兰群岛，扣留了英国军舰。英国与法西两国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此内外危机中，贵族地主们急于强化以对付危机局面。他们纷纷向乔治三世写信表示效忠支持。埃塞克斯郡地主的效忠信写道：“我们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支持陛下的权威，镇压一切煽动性和暴动性的企图，这些企图威胁要摧毁国家，破坏陛下的幸福和荣誉。”乔治三世则声称：关于威尔克斯事件，“我的王冠几乎决定于此”，并凶相毕露地威胁说，如他在议会中失败，就将“求助于宝剑”。 1770年1月，议会开会讨论请愿书，两种政治势力的重大冲突即将来临，全国气氛紧张。托利党先后四次以压倒优势击败辉格党人，两院一致决议：拒绝请愿书、褫夺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是合法的。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贵族地主阶级再次坚定地支持乔治三世。请愿运动归于失败。这一失败也是必然的，请愿运动虽声势浩大，但在政治上处于劣势，6万选民签名者中，仅有46人是下院议员，不足下院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一个托利党人认为请愿运动不会产生很大效果，“因为这个国家中最庄重、最有分量的部分没有参加。”而这个部分就是贵族地主阶级。
乔治三世随后清洗了政府中辉格党人和军队中具有辉格主义思想倾向的高级军官。早已徒具虚名的格拉夫顿傀儡政府就此倒台。其后托利党首领诺思上台，从此执政达12年之久。乔治三世完全直接控制了政府决策大权，而诺思只是他的驯服工具。诺思与国王自幼便有总角之交，长期以来一直是乔治三世各项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他在1763年的《北方不列颠人报》事件中初露头角，就带头提出指控该报第45期煽动叛乱的议案，此后又竭力支持乔治三世的北美殖民政策。乔治三世曾替他一次还清2万镑的私人债务，免去他全家牢狱之灾。这样的首相自然唯国王之命是从。
60年代大规模激烈的政治斗争终于以下层人民和资产阶级的先后失败而告终。
伦敦城的抵抗与失败请愿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斗争一度趋于消沉。只有伦敦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堡垒仍在抵抗。1770年3—6月，伦敦市政府多次向乔治三世提出抗议书。抗议书谴责说：“在一个秘密而邪恶的势力影响下……下院的多数派剥夺了陛下臣民最宝贵的权利。他们所作所为的结果，较之查理一世的船税或詹姆斯二世的专权更具有毁灭性。”抗议书还要求“恢复宪法政府”，解散议会，免去那些“邪恶大臣”的职务。伦敦市长当面对乔治三世指责“下院已不代表人民”。而乔治三世指责抗议书是对国王的极大不敬，是对议会的中伤诽谤。“国王之友”们则扬言要控告抗议书的起草者，甚至要求取消一切人向议会请愿和抗议的权利。议会两院于3月23日曾联名致信国王，表示对抗议书的“关切和愤怒”，重申对乔治三世的坚决支持，要求他与议会一致行动。不久，下院决议公开谴责伦敦资产阶级，并颁布法令，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法庭控告任何一名议员。此项法令实际上旨在取消对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法律保障。
1771年2月，下院又挑起了事端，指责伦敦激进派报纸报道议会辩论是破坏议会特权进行“诽谤”的行为，为此传讯了8家报刊的出版人，禁止他们报道议会活动。此举旨在进一步打破伦敦的反抗，破坏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伦敦城大胆进行了反击，扣押了一名议会派来的官员，并公开宣称：“你们表现出专制意识，人民就要表现出反抗精神。”乔治三世迅速表示：“如不支持下院马上将伦敦市长和副市长奥利尔投入伦敦塔，下院的权威就会彻底毁灭。”下院以170对38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决议，逮捕了伦敦正副市长。伦敦街头因此发生严重骚乱，诺思首相等高级官员被袭击致伤。议会又以“率领暴民闹事”为由拘捕伦敦的治安官。面对可能再次爆发下层人民反抗斗争的威胁，辉格党人惊慌至极。伯克说：“我完全不知怎么办了。”老皮特一方面十分担心“最坏的暴政”，一方面又指责伦敦城的挑战是“荒唐”的。伦敦的斗争几乎是孤军奋战，外地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它被迫释放议会官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市长关在牢狱之中。
此后，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斗争长期低落。一些辉格党重要人物甚至表示对政治“厌倦”，要退出政界。中产阶级激进派的“权利法案协会”
也瓦解了。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确立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确立和巩固有着直接原因：首先是贵族地主阶级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他们决意恢复王权以对付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维护其既得利益。乔治三世也逐步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国王之友”派。1770年，下院已有190名所谓“有官职的议员”，这些人在议会则身为立法者，在政府则身为执法者，形成了一个听命于君主的官僚集团。第二是下层人民的巨大力量分散孤立，他们尚未具有较高斗争觉悟，其斗争频频受挫，不可能阻止地主贵族恢复王权的迅猛来势。第三，18世纪的经济发展已提出继续深入进行民主改革的历史任务，但又未能使之成熟到足以战胜贵族地主的程度。
此外，资产阶级虽要求改革议会，反对王权，但仍缺乏一个明确一致的政治斗争纲领，内部分歧严重，各派往往为争权夺利而彼此拆台，如老皮特和罗金厄姆便是这样。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确立表明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阶级以君主个人专权形式建立了新的寡头统治，为全面推行其政策铺平了道路。这种统治形式的确立也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膨胀到了顶峰。王权复兴，内阁名存实亡，政党被视为大逆不道，“爱国君主”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现实。此时，“国王的政治优势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他的意志就是对大臣的法律，而大臣在议会两院中都拥有压倒多数……人民与议会的争端消失了，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冷漠时期。权力平衡的重心，在沃波尔内阁时，是由上院滑向下院，现在却是从议会滑向君主，”但是，“风暴就在前面，当国家这只航船遇到它时，国王个人统治及许多其它东西，都将倾覆于波涛之中。”就在乔治三世统治的第二个十年，这一风暴已在北美大陆掀起，它继而跨洋越海席卷英伦三岛，激荡着英国社会，震撼着大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