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困境英军在萨拉托加的失败使英国陷入重重内外危机之中。乔治三世在此后不久被迫承认对战争形势“要给予最严重的关切”。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两大使命趋于失败。
首先，英国陷入日益严重的财政和兵源困境之中。战争使物价腾贵，捐税猛增，工商贸易剧降，国家债台高筑。议会甚至不得不对每个男仆征收21先令的高额税。加之人民不愿去北美对同胞作战，政府大抓壮丁。结果民怨沸腾，连贵族地主也因征税而叫苦不迭。乔治三世高价雇佣德意志军队也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英国要继续进行战争，已日渐困难。地主们早已感到失望和不满。他们说：“我们那些最为乐观的胜利期望将无法实现，我们正被拖得精疲力竭。”其二，战争形势日趋恶化。英军在北美节节失利，被迫采取防守战略。
英国在殖民扩张中的老对手法国和西班牙分别于1778年和1779年对英开战，1780年荷兰也加入反英战争，从而迫使英国卷入一场国际性战争，多面受敌。1779年法、西联合舰队甚至控制了英吉利海峡，而英国本土兵力空虚，仅有20余艘装备不良的战舰，陆军不足1万人，沿海防御工事年久失修，不能御敌。政府一度被迫下令疏散沿海地区的人口物资，防备敌军登陆。
其三，国内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日渐高涨，各地暴动事件频频发生。在爱尔兰，人民大力抵制英货，并借口防备法国人侵，组织了8万武装民兵。
爱尔兰人领袖弗勒德明确表示，组织武装民兵的目的就是要从英国人手中夺回爱尔兰的权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乔治三世和诺思政府胆战心惊，被迫同意爱尔兰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
其四，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围绕军事、外交和财政等问题吵成一团，彼此推诿责任，相互指责。议会中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
长期无所作为的辉格党人迅速振作起来，趁机猛烈攻击政府。罗金厄姆在听到英军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后竟高兴地说：“这下我可放心了。”老皮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种种不幸的根源在于 10多年来有一个“宫廷体系”，以及“党派力量的削弱与破碎”。伯克抨击说：“为什么国家陷入目前的危机之中？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因为一个过于强大的行政当局腐化了宪政中自我调节的力量。”他们强烈要求诺思政府下台，结束战争。少数辉格党人还要求承认北美独立。更重要的是贵族地主阶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上院在萨拉托加战役后不久就委婉地要求乔治三世“寻求一个适当时机结束流血和各种灾难”，下院亦提出这样的要求。
此后，诺思抛出一个“和解”方案，同意取消除贸易条例外的反动法令，愿就除独立以外的一切问题同北美大陆会议谈判。该方案无疑承认了英国无法赢得战争这一事实，但仍为北美人民拒绝。
此时，贵族地主们开始感到无力单独应付危机，加之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因战争失利受到威胁，于是出现了这两支力量联合的可能性。1778年3 —5月，伦敦四处传言：诺思下台，老皮特和布特将组成联合政府。乔治三世被告知：“各阶层普遍认为现政府无力应付当前局势。不仅那些最信赖大臣们的人，甚至大臣们自己也都普遍如此认为。”老皮特之所以可能东山再起，既因为他指挥英军在“七年战争”中获胜，也因为他坚决反对北美独立，愿意同北美人实行“和解”的政治态度。但乔治三世明确表示：“我宁愿冒个人风险，也不愿给查塔姆勋爵或反对派中任何人以帮助。”“我宁可失去王冠，也不愿在他们的镣铐下戴着王冠蒙受耻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
有人写道：“各阶层都寄最后希望于查塔姆勋爵，我遇见的每个人都为此抱怨并感到奇怪：为什么陛下竟还不公开指望那能……挽救国家的唯一帮助。”
正在这紧要关头，老皮特突然中风死去。乔治三世和“国王之友”政府侥幸地渡过了一次危机。但是，在乔治三世与贵族地主阶级之间出现了裂隙：贵族地主对国王和政府表示很大不满，而乔治三世则开始违抗贵族地主的意志。这裂隙随着内外危机加剧而扩大。 6月，乔治三世抱怨下院“不听话”。
11月，诺思突然要求辞职，并写信告诉国王：“在此危急时期，应有一位负责全面指挥的大臣，由他筹划政府全部行动并控制其他行政部门。”显然，这种由一位大臣掌管政府的主张是针对乔治三世的。诺思不过是转达了部分贵族地主对国王的强烈不满。乔治三世惊慌失惜，拒绝诺思的辞职，在议会中大声呼吁贵族地主给予“同心协力的最大支持”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攻击 1779年夏季至1780年初，内外危机达到高峰。英国许多海外殖民地如直布罗陀、印度、西印度群岛等受到攻击；法、西舰队仍在英国沿海游弋，北美战局依然不利；政府内部种种腐败无能的丑闻日益公开。国内各阶层的不满日趋严重。下院甚至对国王的内外政策未能获得“应有之成功”公开表示“关切和遗憾”。一些托利党重要人物已在议会中直接斥责政府。两名大臣也宣布退出政府。而辉格党人则准备弹劾政府。乔治三世四面楚歌。
第一支反对力量是卷入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的乡绅。这个运动于1779年底从约克郡兴起。约克郡的绅士、教士和地主们向国王和议会呈送了一份有9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其主要内容是：一、要求限制王权；二、“数年来国家处在一场耗费最大而又最不幸的战争中，”“国债大增，捐税沉重，王国的工商业和地租急剧衰落；”三、抨击政府浪费太大，行政效率太低，冗员闲职太多，“对国家入不敷出深感惊恐，深信有必要在所有政府部门厉行节约；”四、要求议会务必采取有效措施，补救这些难以容忍的种种苦难。请愿的发起者威维尔指出，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组织起一个能对抗王权的乡村党。”约克郡请愿震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约克郡的请愿运动，共有 28个郡、14个城市递交了请愿书，其规模超过1769年的请愿运动。约克郡掀起的这场请愿运动表明乡绅地主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支持动摇了。
第二支反对力量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危机使激进运动重新高涨，成立了 “宪法知识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广泛地在整个王国传播关于宪法自由伟大原则的知识，特别是有关代议机构选举和任期方面的知识，”
并“防止因人民无知导致的在任何国家都会产生的暴政。”他们不仅攻击乔治三世个人统治，也攻击了整个旧议会选举制度。
第三支反对力量是辉格党。1780年2月，伯克在下院提出了有名的“节俭改革”方案，并为此发表长篇演说。伯克主张，第一，“出于自由和财政的原因，”一切徒费开支、压制人民、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机构均须裁撤；第二，裁减冗员，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廉价而高效”的政府；第三，严格控制行政开支，把各项政府开支分为九等，把各部大臣的薪俸列为末等，若有超支，则取消大臣本人的薪俸；第四，在官吏的薪俸方面，以固定的工资制度取代由国王和大臣任意给予的“封赏制度”。这个方案的目的，正如伯克所说：“节约钱财是次要的，削弱王权才是首要之事。”伯克的方案成了辉格党的基本政治纲领，也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反对王权的共同要求。
第四方面的反对来自托利党上层人物。他们对乔治三世不但未能完成其使命，反而引起一系列内外危机十分不满，加之乔治三世不仅拒绝辉格党加入政府，甚至拒绝与任何辉格党人来往，妨碍了他们与辉格党的妥协交易，更促使部分贵族地主势力决心采取重大行动，迫使乔治三世就范。他们幕后与辉格党首领们频繁接触，进行政治交易，准备共同行动。福克斯在1779年12月就指出：“上下两院中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人们已决心正视这个增长中的、令人惊恐的王权势力……对危险的共识产生了这个联盟。”为了推卸各种罪责，能与辉格党妥协共同应付危机，部分贵族地主准备抛弃乔治三世。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
唐宁决议与此同时，“北方武装中立同盟”成立，英国陷入完全孤立的地位，暂时丧失了海上霸权，加剧了种种危机。英国国内各种力量加快攻击乔治三世的步伐。4月初，除部分顽固地主贵族势力外，各种政治力量的矛头都直指乔治三世。
4月6日，议会准备讨论各地的请愿书。上午，伦敦数万人民在议会外集会。辉格党人福克斯等发表演说。此时，议会四周出现了大批军队。伦敦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辉格党立即发出警告。福克斯呼吁说：“如果有一帮家伙被放出来镇压人民的合法集会，所有参加这种集会的人们必须拿起武器。”下午，下院在紧张激动的气氛中开会。辉格克人唐宁动议：“王权势力已经增长，并且仍在增长，务必削弱，”并声称对付王权的其他一切手段都失败了，因此，“议会的职责是采取决断措施”去限制“这个日益膨胀、危险的和反宪法的王权”。乔治三世的支持者竭力反击，为王权辩护。双方异常激动，喧嚣争论之声不绝于耳。时至夜半，在表决前的关键时刻，诺顿打破议长不轻易表态的惯例，发表演说。他代表相当部分的贵族地主势力支持唐宁决议。他指出“王权的增长是一个事实”，并认为当前“王权的势力的增长已超出了在本质上”“受法律限制的君主制度”。下院最后以233票对21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唐宁决议。这项决议宣布，王权势力已经增长并仍在增长，务必削弱，下院有权检查并纠正王室开支及其他一切财政收支中的种种弊病。在代表40个郡的80名乡绅地主议员中，70人参加投票，61人支持唐宁决议，仅9人反对。显然，乡绅地主的“反叛”对唐宁决议的通过起了决定性作用。
唐宁决议是贵族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作出的重大让步，是乔治三世个人统治走向倒台的转折点。辉格党人欣喜若狂，近20年来的反王权斗争似乎大功告成。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乔治三世很快就进行了反扑。
随后几天之内，几个旨在铲除王权势力的议案均以几票之差被否决。带头“反叛”的诺顿议长也突然“生病”，下院只得休会。辉格党的攻势被有效地阻止了。10天后，下院复会，辉格党人发现形势不利。唐宁仿效1641年长期议会的榜样动议：在下院采取削弱王权势力的实际措施之前，国王不得解散下院，但该案却以254票对203票被否决。
戈登暴动 6月2日，伦敦约6万人在戈登勋爵带领下向议会呈送反对天主教的请愿书。戈登本人一直是“北美人民事业的朋友”，他曾对诺顿议长诉说其政治不满，诺顿劝他与辉格党人合作。他也得到伦敦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支持。
一些辉格党反对派原打算利用天主教问题向议会和政府施加压力，却不料由于议会拒绝接受请愿书，街头数万群众趁机行动起来，变成了伦敦下层人民反抗剥削的大暴动。2—7日，他们控制了伦敦，四处攻打政府部门，甚至英格兰银行，并占领几所监狱，释放囚徒。一些大臣的住宅被毁，许多富人的房屋和工厂受到袭击，全城数十处起火，烽烟滚滚。街上响彻暴民的呼声。此时伦敦兵力空虚，统治阶级一时措手不及，无力镇压。大英帝国的心脏几乎瘫痪。对此，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慌忙放下彼此的斗争，决心联合支持乔治三世进行血腥镇压。7日，有辉格党首领参加的紧急御前会议一致决定，允许乔治三世打破军队镇压暴动要地方治安法官下令的惯例，直接命令军队开枪镇压。结果在镇压中打死打伤600多人，100多人被捕，80多人被判处死刑或徒刑。
“戈登暴动”震慑了资产阶级和地主。他们感到一时还离不开乔治三世的统治。乔治三世趁此向议会邀功，声称是他“镇压了各处叛乱”，“提供了公众安全”；上院则对他“深表谢意”，并声明对他“最完全的信赖、依恋和热忱”；下院亦“出于最深切的感激、责任和爱戴之情，对陛下作为臣民之父，公众安全的保护者，……迅速有力地镇压叛乱，谨致谢意”。在这种形势下，乔治三世更加猖狂地向改革势力反扑。8月，他下令解散下院，举行大选，试图利用此有利时机打击辉格党。为此，他不惜金钱贿选。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所花的钱比1760年以来历次大选都要多出两倍。结果，上百名议员落选，诺顿被不体面地解除了议长职务。新议会中国王势力得到巩固，很快就扼杀了伯克的“节俭改革”。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斗争暂时偃旗息鼓，一时间摇摇欲坠的国王个人统治在白色恐怖中暂时得到稳固。
但是，这并未解决任何社会和政治矛盾，相反，危机在进一步加剧。1781年，伦敦城向乔治三世呈交的一份抗议书颇能说明危机形势：“许多重要的制造业正在衰退之中，原料供应日益困难，因为陛下的舰队在世界各地都敌不过敌人的力量。全王国的土地财产都贬值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国王陛下的臣民在公债投资中的财产损失已达1/3以上……陛下的舰队丧失了往日的优势，陛下的军队已被击败，（北美）领地已经丢失，而且陛下的臣民一直处在捐税的重压之下。”抗议书要求结束北美战争，清除所有主战派官员。抗议书为大英帝国的狼狈处境勾画出一幅悲惨的写实图画。这种恶劣形势如果继续恶化，对正在进行中的工业革命势必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贵族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此时都深切感到：这场战争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损害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刚建立不久的殖民帝国甚至可能崩溃。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结束决定性的危机终于到来。该年11月25日，英军在约克镇败降的消息传到伦敦。约克镇投降的消息不仅震动了整个英国统治阶级，也震动了社会各阶层。反对国王个人统治的斗争重新大规模兴起。
乔治三世仍顽固拒绝承认失败。他十分明白，承认战争失败将意味着其个人统治的末日来临。27日，他要求议会“坚决地协力相助，击败我们的敌人”，要继续进行战争。这引起了辉格党的猛烈抨击。议会为了应付法、西等国的军事威胁，勉强通过一个含糊其词的决议，要“维持和保护陛下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永久利益”。此时，各派政治力量活动频繁，托利党和辉格党的首领们不断往来接触，谋求妥协，以图联合应付危急局面。唐宁决议时联合反对乔治三世的形势再度出现。贵族地主向乔治三世施加压力，要求他停止战争，实现和谈。1782年1月21日，乔治三世正式拒绝这一要求，坚持反对承认北美独立。几天后，托利党重要人物邓达斯再次通过诺思要求乔治三世解除主战的北美大臣的职务，以便结束北美战争，开始和谈，但又为乔治三世拒绝。
此时，军事形势急剧恶化，英国海军连遭败绩，西印度群岛的几个重要港口相继失守，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据点米诺加守军向法国投降。
2月，辉格党在下院动议：立即停止北美战争，凡继续坚持进行战争者，都将被“视为国家和陛下的敌人”。该案在下院全票通过，无人反对。这一决议和投票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完全承认其失败，他们将在内外政策上作出重大转变。乔治三世严重损害了贵族地主的基本利益，加之顽固坚持战争政策，反对与辉格党妥协，终于使自己成为贵族地主们必须摆脱的政治障碍。乔治三世个人统治失去了社会基础，倒台之日屈指可数了。
此时，辉格党人罗金厄姆在与托利党暗中交易后，正式提出自己上台执政的三条件：1.承认美国独立；2.实行“节俭改革”方案；3.实行两项旨在铲除议会中王权势力的法案。这无异是迫使乔治三世投降的最后通牒。乔治三世断然拒绝。3月8日，下院有人动议：“本院认为所有灾难的重要根源就在于国王陛下的大臣们缺乏远见和能力，”逼迫“国王之友”政府下台，但这一动议以10票之差被否决。3月15日罗斯再次动议：现政府继续执政 “将毁灭国家，撤除他（诺思）可以防止这种毁灭”。该案又仅以10余票之差被否决。但在表决之后，下院托利党首领格罗夫纳代表乡绅地主通知诺思：“现政府不能再继续下去，徒劳无益的斗争只会产生公众的灾难和混乱……此后我们将停止反对……下院的意志。”次日，他再次向诺思声明他们决心放弃对政府的最后支持。诺思同时得知辉格党正在准备弹劾政府的议案，而许多托利党人已决心支持该案。
18日，诺思在写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说“现政府的命运已绝对无可挽回地被决定了，”下院“无论如何都希望更换政府。这股急流太强大，无法抵挡。
陛下完全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国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反对下院深思熟虑的决定。陛下的前任君主们……曾不止一次地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屈从议会的决定……他们的让步从未被视作不体面，而是被认为是他们明智的标志。”
“议会已改变他们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无论对错，终将占上风……如陛下仿效您那些光辉的前任君主们，最后顺从下院的意见和愿望，您将不会失去任何名誉。”“除了罗金厄姆和谢尔本爵士同他们的党派外，无人能够，也无人愿意组织新政府，而且他们不愿同本届政府合作……我谨此……冒昧地建议陛下召请罗金厄姆和谢尔本爵士组织政府。”诺思的信实际上转达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最后决定：国王个人统治必须结束，应由辉格党人上台收拾残局。19日，乔治三世回信表示拒绝。
20日，辉格克人准备提出一个“在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议案。出席下院会议的议员和观众的人数空前。下院刚刚在混乱不堪、叫骂之声震耳的激动气氛中开会，诺思就不顾一切地要求抢在辉格党之前发言，因为他害怕对方会首先提出弹劾政府案。下院顿时大乱，双方都急于抢先发言。诺思声嘶力竭地宣布他的政府“已不存在”，但未说明国王的态度。辉格党人拒绝相信，坚持要提出自己的议案并立即付诸表决。诺思又被迫承认自己是“恢复良好的政府和秩序的障碍”，自称乔治三世已同意他辞职。乔治三世3天后被迫接受罗金厄姆的3项条件，由罗金厄姆上台组织政府，辉格党人迅速接管了政权。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终于结束了。这种统治的失败有利于巩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光荣革命”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实际上是二元君主立宪制，君主虽受限制，但仍是权力中心，政府向君主负责，具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色彩。
而在议会君主立宪制中，议会是权力中心，政府向议会负责，君主统而不治，民主制度较发达，资产阶级逐渐取代贵族地主势力占有主导地位。洛克主张立法权归议会，行政与联盟权属君主的二权分立思想，反映的正是二元君主立宪的原则。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英国的正统政体被普遍认为是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彼此制约，而君主是保持上院贵族和下院平民之间平衡的力量，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是唯一的行政首脑。”这种二元君主立宪不符合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更不能满足工业革命时资产阶级希望直接掌握政权的需要。
限制王权及其意义在反对国王个人统治的斗争中，伯克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理论上发展了君主立宪思想。 1770年初，伯克发表了他最主要的政治著作之一：《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针对当时盛行的王政思潮，他提出：“要划一条把宫廷和政府分开的界限。迄今为止，这两者被视为同义词。但是为了未来，宫廷和行政部门应当看作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君权的行使“只能依据公众原则和国家立场，而非宫廷的好恶、阴谋或其他意图”；“国王、大臣和政治家都必须服从人民的公断”；关于组织政府，“人民拥有拒绝支持的议会否决权”。他还主张“立即划分立法与司法的法令，将此两者彼此分开”。
亚当·斯密抨击说：在国王统治下，不会有公正和平等，如是最坏的国王统治，那就一塌糊涂了。如果君主控制司法权，“无论如何滥用，亦无法矫正”， “如司法权不脱离行政而独立，要想不为所谓世俗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这种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主张三权分立，确立议会主权原则，剥夺君主的实际权力。
从1782年起，为了进一步限制王权，议会和几届政府先后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首先，议会迫使“国王之友”政府下台，使主张限制王权的辉格党上台，就实际剥夺了国王的行政权，巩固了政府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国王负责的议会主权原则，而这正是议会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原则。其次，议会通过两项法案，剥夺了约占选民 1/6的政府官吏和政府承包商的选举权。再次，对效能低下、开支庞大而又依赖国王的政府机构实行大改革，裁撤合并许多政府部门，大批裁减冗员，并实行以英格兰银行监督政府财政开支，废除国王和大臣规定官吏薪俸的“封赏制”等措施。此外，下院不仅为威尔克斯平反，宣布剥夺他的议员资格是对全体选民的权利的“颠覆”，而且还宣布在下院议决问题时，凡是企图以国王意愿影响表决者被视为犯下了重罪。
由此，国家政权理论中相当部分的关于王权至上的封建残余思想被扫除，政府和议会中的君主个人势力基本被摧毁，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君主对国家政权的干涉和侵犯。“爱国君主论”的破产使内阁制得到巩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阶级在如何轮流执政，分配政权的重大问题上扫除了王权这一障碍，实现了妥协。而且，贵族地主的离弃使乔治三世失去坚实的社会基础，君主不再是一种重要的独立政治力量。乔治三世曾哀叹：他被迫放弃一切据以行动的原则，成为“奴隶”。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是在英国18世纪60至80年代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地主阶级为强化君主个人权力而建立的专制统治形式。它的倒台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逆历史潮流而动。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的英国社会变革中，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贵族地主统治是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尤其是这种统治以个人统治形式出现时，就更不可能长久了。
另一方面，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倒台只是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一次妥协。
后者被迫抛弃国王个人统治，前者则只求限制王权，不触动贵族地主的根本利益。这一妥协在于两者毕竟有共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基本利益。同时，英国已有的政治制度也有较灵活地处理内外形势变化的应变能力，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妥协余地，不致极端恶化而不可收拾。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及其倒行逆施政策的结束，为工业革命和英国近代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重大政治障碍。议会君主立宪制从此巩固，英国经济从80年代起开始“起飞”。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兴败也表明：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紧密相关，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