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激进主义与北美殖民地独立运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彼此遥相呼应，互相支持。
“一个传统的两个分支”
北美独立运动的许多激进的思想理论起源于英国。因此，英国激进主义与北美独立运动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可以将两者视为“一个传统的两个分支”。正是英国向它的殖民地提供了反对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英国激进分子所运用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主权在民、平等、自由、正义、反对暴政等等思想观念，几乎都在北美独立运动中的那些反对英国的思想言论中得到反映。这并不奇怪，北美殖民地正是由成千上万的英国移民新建立起来的。这些移民背井离乡、漂洋渡海前往新大陆开拓殖民地时，也一起带去了英国的种种文化和思想。而且他们之中不少人是由于祖居之地的种种迫害而抱着向往自由和新生活的希望而前往美洲。当这个殖民地与其宗主国发生冲突之时，殖民地的思想家们自然就会利用这些思想传统作为自己斗争的思想依据。富兰克林曾宣称北美人是“积极热情的辉格党，自由的朋友，并为种种革命原则所哺育。”约翰·亚当斯也经常提及汉普顿、弥尔顿、哈林顿和洛克等人。一位北美大商人为“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作辩护时说，“确定无疑的是，在本源上，在诺曼征服之前，出席决议诸事的国家谘议会的权利就属于王国中的每一个自由人。”他认为移民们也早将此权利带到了美洲殖民地。老皮特于1766年1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颇能反映英国激进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说：“我认为英国无权对这个殖民地征税。……他们也是王国的臣民，与你们拥有同样的人类的自然权利和英国人特有的种种权利。”“征税不是统治权或立法权的一部分，而是出于人民自愿的礼物。”他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强调只有人民同意方可征税，认为北美无代表权反映了宪法的腐败，不可能永久持续。它如果不被放弃，就一定会被推翻。一些英国激进分子对北美寄予很大希望，希望自己在英国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能够在那里实现。普赖斯在1775年10月就颇有预见性地指出数十年之后，这个北美殖民地将拥有数倍于英国的人口，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由若干州所组成，在对人类的幸福和尊严所做的贡献方面甚至超过英国。1784年他在《美洲革命的重要意义之观察》一书中指出，美国建国之初将是一个极重要的时期，美国有不少有利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没有那种在英国摧残改革努力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在英国，改革之声很快就遭到反对而夭折，而美国却无此种种偏见。“在那里，时间还未使种种陋习弊病得以养成而神圣不可侵犯。在那里，通向社会尊严和幸福之路畅通无阻，理性之声充满自信获得成功。”夏普则郑重地向富兰克林建议在美国实行十户联保制，在此十户联保制中人们互相督促以确保良好行为和社会正义，尊重自由和法律，拥有广泛的选举权利以保证立法机构直接向人民负责，并实现土地平均以防止少数人垄断土地。他认为这种制度曾是英国法律和宪法的基础，但他现在对此制度在英国的作用已不抱希望而希望美国能采用它。当然，这几乎可算是又一个新“乌托邦”，反映了英国激进分子对美国的期望和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的理想。
富兰克林等人与英国激进派北美一些人士同英国激进分子之间有相当密切的个人联系。富兰克林是这种关系中最显著的人物。在他离开英国回到北美，在这之前的20年中，除少数几年，他一直长期留居英国，并且是宾夕法尼亚等殖民地议会的驻英代表。他交游甚广，在英国社会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少就是英国的激进分子。当时的伦敦等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团体协会。富兰克林则同其中不少协会有交往联系。他不仅是皇家学会会员，也同被誉为“工业革命尖兵”
的月球学社有往来，而且同“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这类政治组织也有往来。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等人不仅是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同行，也是他在政治思想方面颇有共同之处的好友。普赖斯就是由富兰克林提名加入皇家学会的，并同他长期保持友谊直到富兰克林去世。另一名激进分子柏格则称他同富兰克林的友谊为平生最大之幸事。北美大商人李同英国激进派有着密切联系。他曾直接参加过威尔克斯运动，并且是“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的成员。
他常常以“美洲的尤利乌斯”的笔名在英国写文章出版小册子，直接为北美人民的利益和英国激进主义摇旗呐喊。他声称：“美洲的事即全英国的共同事业……双方都有同样的怨情，因而也就互为朋友。”他的目的“就是把这里的人民同美洲人民联系起来”。如富兰克林一样，他在英国也广交朋友，政府的反对派如伯克、谢尔本，提出限制五权决议案的唐宁以及激进分子麦考莱夫人、威尔克斯、普赖斯等都同他颇有交往。即使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的困难条件下，一些英国激进分子仍同富兰克林等人以种种方式暗中保持通讯联系，从中了解战争进程，并相互鼓励。富兰克林等人同这些激进分子的友谊加强了英国社会内部对北美人民独立事业的关注与同情。一位英国激进主义者对北美要求拥有议会代表权深有同感：“我们的伯明翰、曼彻斯特、里兹和哈里法克斯与你们的波士顿、纽约、费城……一样都没有正式的代表权。”他还说：“既然英国人的代表权都是非常不平等的，那么美洲人根本就不会有此权利。”而北美对英国激进主义者也大力支持。如北美南卡罗来纳殖民地议会就公开向“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捐款1500镑。
英国激进分子对北美独立的态度 60年代中期之后，英国同北美殖民地的冲突逐步激化，英国社会对北美的关心程度也显著增加。英国大量出版有关北美的著作并翻印北美书刊。在 1720年—1780年，伦敦出售的各种书刊之中有关北美的占1/10，而在1774年—1779年则占1/5。北美出版的书刊往往数月后即在伦敦等地的书店出现。如杰斐逊、亚当斯和潘恩等人的著作文章及北美大陆会议的文件都在英国发行。英国激进分子哈里斯不仅热心再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作品，也热心翻印北美人的宣传品。
在英国同北美殖民地的印花税之争直至独立战争的20年中，英国激进主义者一直关注北美事态的发展。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北美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其斗争。同时，他们也利用北美斗争形势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服务。北美“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很快就为他们借用，作为自己要求议会改革的根据之一。他们四处奔走呼号，大力宣传将财产与政治权力紧密联系起来，主张“纳税与代表权不可分离”。在唐森德征税法令颁布后不久，普里斯特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英国及其殖民地中的自由现状》。他猛烈抨击英国对北美的政策比国内政策更为专横和强暴，主张英国政府和议会作出让步，以同北美和解。普赖斯认为北美是英国的“自由的朋友”，可寄以期望的国度。1774年卡特莱特上校发表了《美洲独立》一文，指出北美殖民地已经成长起来了，具有了自治能力；英国作为母国也无权施以暴政。面对北美急速发展的独立趋势，他和大多数激进分子一样，不愿看到北美脱离英国，希望事态能沿着一条“中间”道路发展，因此他提出英国和北美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持久的，就像一个大家族各分支之间那样的联盟。激进分子就北美问题提出的种种解决方案和建议大都是如此，旨在将英国和北美的关系建立在“自治、相互尊重和依赖”
的基础上，力图把北美留在英帝国之内，不要完全走向独立。他们这种“和解”主张实际上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已卷入政府的殖民政策之中的既得利益者立场。他们显然有低估北美争取独立的能力的倾向。为此，这些激进分子中的一些人积极在政界活动。其中一些同议会中的反对派，如老皮特和谢尔本勋爵等保持密切联系，以求通过他们在议会中呼吁实现“和解”以挽救危机。威尔克斯等议员也多次提出议案，要求改变对北美的政策。另外一方面，若干激进分子还直接在英国政府和北美大陆会议之间充作调解人。1774年11月至1775年初，富斯吉尔等人在富兰克林和英国的北美事务大臣之间穿梭往来，企图使之达成和解。其计划的基础是，英国撤消遭到北美反对的法令，并承认议会无权干涉北美内部事务，不向北美征税，但北美在英国处于战争之时应予以财政等支持。但激进分子的这一努力由于诺思政府的最后拒绝而宣告失败。不久之后，列克星顿的枪声宣告了北美独立战争爆发。
此时，英国社会充满了战争喧嚣。即使是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一向对北美抱有同情之感的大城市之中也出现逆转的情况。许多商人放弃了对北美的支持与同情，而在“爱国”口号下站到了政府一边。政府也对激进分子严加镇压打击。那些发表同情北美言论的作者和出版商受到了警告。一些激进分子如图克等还被监禁判刑并罚以重金。激进主义运动一度处于困难境地。
随着英国军队在北美战场上的节节失利，这些激进分子又重新活跃起来，疾呼停止战争。其中一些人又再次充当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调解人，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实现“和解”，不希望北美完全脱离英国。即使在约克镇战役已确定了英国的败局之后以及后来的和谈之中，他们仍抱有希望。但是，一个幅员辽阔、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美利坚合众国，已不再可能回到英国的怀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