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发展在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之后，英国哲学领域中虽有人坚持和发展唯物论，但更多的是转向唯心论。
约翰·托兰德（1670—1722）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主张物体不仅具有广延性，而且具有内在能动性，认为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并具有多种运动形式。他发展了自然神论的思想，否认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及神创造世界的观念，提倡自由思考和讨论，推崇理性。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托兰德的主要著述有《基督教并不神秘》和《给塞烈娜的信》等。18世纪后期，普里斯特利（1733—1800）又发展了英国的唯物主义，肯定了物质实体的积极能动性，认为大脑是思想的自然所在。他还进一步提出：“自然界，包括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和自然规律，将会越来越服从于人的意志。”在唯心主义哲学中，18世纪英国出现了托马斯·瑞德（1710—1796）为代表的二元论的“苏格兰学派”（亦称常识哲学），其中最著名的是乔治·贝克莱主教和大卫·休谟。贝克莱（1685—1753）作为西欧近代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创始者，将洛克的经验主义由唯物论转向唯心论，成为“英国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 ——存在就是被感知。他完全否定客观物质存在，把外界事物看成“观念”
（即感觉）的复合，而一切观念的根据是“无限心灵”，即上帝。贝克莱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反对无神论，维护神学。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我们的研究中应占首要位置的，乃是对于上帝和我们的天职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 《视觉新论》、《人类知识原理》和《希勒斯与斐勒斯的三篇对话》等。
出身没落贵族的大卫·休谟兴趣广泛，不仅对哲学，而且对历史、经济、宗教和政治学均有研究和著述。他是西欧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者，同贝克莱一样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但他认为经验由包括印象和观念的知觉所组成，而知觉之外是不可知的领域，即除了知觉，一切皆不可知。在他看来，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宇宙万物都不过是一束知觉之流，而每一知觉又是特殊的和互不关联的。至于知觉如何获得，知觉之外是否有客观实体存在，他认为这是人们不可能知道的。他说道：“除了对知觉而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完善的观念……当人们问：知觉是寓存于一个物质的实体中，还是寓存于一个非物质的（精神的）实体中时，我们甚至不懂得这个问题的含义，那么如何还能加以答复？”休谟完全否认了客观物质存在是产生知觉的根源，否认了知觉同外在事物的联系。另一方面，休谟的不可知论与贝克莱的哲学不同，实际上是一种非宗教的哲学思想形式。恩格斯指出这种不可知论实际上否认了神的存在。休谟的不可知论对后来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各种唯心主义流派颇具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 《道德原理研究》等。
休谟和贝克莱在政治上都主张对现存政权的顺从，反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用过的思想武器，如社会契约论等。他们的哲学也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在确立其统治后转向保守在理论上的反映。
经济学的发展在经济学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8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它起始于威廉·配第（1623—1687），以亚当·斯密（1723—1790）为典型代表，至大卫·李嘉图（1772—1823）结束。从17世纪后期起，重商主义逐渐不能适应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探索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并论证其优越性，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和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并得以充分发展。这一学说的主要贡献和科学成分在于：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不自觉地发现了剩余价值；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地主、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三个社会阶级，并探讨了这三个阶级间的矛盾。
配第的主要著作有《赋税论》、《资本略论》和《政治算术》等。他把经济学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运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成为劳动价值论的最初奠基人。他把价格分为“政治价格”（即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即价值），并着重研究后者，但他的研究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
此后百余年中，由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随之得到深入发展。洛克从“自然法”和“自然权力”
的理论出发，认为劳动果实应为劳动者所有，利息和地租都是对别人剩余劳动的占有。洛克的经济思想中已有了剩余价值论的萌芽。达德利·诺芝（1641 —1691）则将借贷资本与货币分开。马克思赞扬诺芝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关于Stock即资本的明确概念。”诺芝还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
约瑟夫·马西（？—1784）则第一次指出利润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决定于利润率。他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一书为马克思誉为“划时代”之作。贝克莱在经济学方面亦有所研究，他注重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认为单纯的土地和矿山不是财富，只有与劳动生产结合才能成为财富。休谟提出了第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价值决定于货币流通量，商品价格取决于货币流通量的多少。
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家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于1767年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系统阐述了重商主义观点。他探索了利润的起源，并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初步分开，这是他的有益贡献。
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亚当·斯密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终建成一座辉煌的知识大殿。此时，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兴起，重商主义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扩张的重大障碍，这个阶级迫切感到需要取消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和政策。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次把当时一切经济知识归结为一个统一完整的体系，旨在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产生与发展的条件，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提供理论武器。全书中心内容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全书分五篇：第一、二篇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工与资本；第三、四篇虽然是关于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但实质上是论证国家政策正确与否对国民财富和生产的影响，主张最好的经济政策是不干涉个人经济活动；第五篇是财政学，论证国家收支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认为收入超出支出才能增加财富。他不赞成征收资本家的利润税，认为地租是最合适的征税对象。这一观点鲜明地表现出亚当·斯密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部巨著之中，亚当·斯密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并把社会明确分为工人、地主和资产阶级三大阶级，研究了这三个阶级的三种收入：工资、地租和利润。不过，亚当·斯密在方法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他看来，不是经济关系决定人的本性，而是人的本性决定经济关系。
历史学的发展 18世纪的英国史学尚未完全从文学中独立出来。不少政治家、哲学家等也涉足于史学领域。历史著作大多仍是描述政治与宗教事件及显贵人物的活动。但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之下，有些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历史的“原因”和如何解释历史。
18世纪前半叶，大卫·威尔金斯（1685—1745）在中世纪研究方面达到较高水平，主要著作有《公元446—1717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宗教会议史》。托马斯·马克多斯（？—1727）著有《英国王室度支部的历史和古代制度》等。他是第一个深入到原始档案资料中进行研究的英国史学家。他还在自己的著述中颇为详细地讨论了历史批判的性质和方法。
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休谟、威廉·罗伯逊（1721—1793）和爱德华·吉本这样一些重要的史学家。休谟的名著是《从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6卷）。他承袭王党史学家克拉兰敦的观点，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大叛乱，同情被杀的查理一世，但他也衷心拥护1688年“光荣革命”，提倡自由、宗教宽容、理性与科学。休谟代表开始踏进权力宝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既要防止暴力革命，又要防止封建复辟，力图建立历史运动中的因果关系，并突破史学中以帝王将相和战争等为中心的传统局限，重视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威廉·罗伯特自称为伏尔泰和休谟的追随者，著有《苏格兰史》、《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的历史》、《美洲史》和《印度古史谭》等。
他治学严谨，文笔优美，其著作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注明所引用的史料出处，以昭信实。
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幼年丧母，父亲严厉，因而性格内向。他靠自学博览群书，后去法国结识了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受到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27岁时吉本游览了充满魅力的罗马。他写道：“我伫立在这座古都的废墟里，在夕阳残照中缅怀往事，陷于沉思时，看到那些赤着脚的修道士在朱庇特神庙唱晚祷诗，于是我脑海里第一次闪过一个念头，要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以20年之心血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
1776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立即轰动了英国。该书共 6卷，71章，120余万字，所述历史时间上下1200余年，涉及的国家繁多，史事纷杂，然而吉本的文笔生动自然且典雅堂皇，叙事之中以简驭繁，条理清晰。他大胆地从理性出发批判了基督教和封建愚昧，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原因在于基督教破坏了罗马人的务实精神。虽然吉本忽视了社会运动中的经济因素和普通人民的历史活动，但这部巨著仍不失为史学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