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通讯会社 “伦敦通讯会社”成立于1792年1月25日。这一天，以托马斯·哈第为首的9个人在伦敦的斯特兰德大街的贝尔酒店聚会，讨论当时的经济困难和物价高涨等问题，其中8个人建议成立一个社团，以后每周聚会一次，每次交纳一个便士，讨论如何解救穷人的生活苦难。哈第被选为第一任书记兼司库。后来律师莫里斯·马格丽特成了该社的第一届主席。
“伦敦通讯会社”在制订政治纲领时，除了提出穷人生活问题之外，还提出了实行普遍选举权，议会每届任期一年，每年进行选举，重新分配选区和议员名额，减少衰败选区议员名额，增加大城市议员名额等。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他们的主张，广泛吸收会员，并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它的基层组织是分部或小组。到1792年5月，共有9个分部，每个分部的会员为30人左右，但有些分部会员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如最活跃的第2分部的会员最多时（1795年底）达到1700人。当时伦敦有75万人，流动性大，信息灵通，很多人政治斗争的积极性较高，且富有革命传统，所以当“伦敦通讯会社”成立之初，一经号召，即有许多人踊跃参加，会员人数急速增长。本来在1795年3月左右，“伦敦通讯会社”的成员曾一度减少。但未过多久，会员又迅速增加，除了原来已参加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之外，许多工资劳动者也纷纷加入。据说6月有400新会员，9月有700—800新会员入会。同时还新成立了许多分部。到9月底，分部的数目已从3月的17个增加到41个， 10月又增加到70—80个。为了加强各分部之间的联系，由每个分部选举代表组成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再选出7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会社的工作。到1795年，这一套比较系统的组织已粗具规模。由于组织严密，所以当1795年政府颁布“妨害治安集会法”，禁止50人以上集会时，它能够继续存在下来。
“伦敦通讯会社”积极主张进行议会改革，实行普遍选举权，建立共和制度。他们把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平等派的小册子拿来翻印，广为传播。平等派关于普遍选举权和成立一院制共和国的思想，再度吸引了广大中下层人民。在工人、手工业者以及进步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伦敦通讯会社”的拥护者。
1792年“伦敦通讯会社”致函法国国民大会，表示英国人民也要走法国革命的道路，去争取自由。大部分会员支持法国的雅各宾派。当英国参加了反法联盟的军事行动以后，“伦敦通讯会社”的会员们支持法国革命者抗击反法联军的斗争，他们希望英国在战争中失败。当听到法国军队获得胜利而英国遭到失败的消息时，会员们在自己的集会上举杯互相祝贺，甚至有些会员还募集志愿人员站到法国国民大会方面与反法联军作战。
“伦敦通讯会社”会员的人数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无充分史料可供参考。同时在会员中，哪些是积极的固定的成员，哪些是偶而参加集会的同情者，也很难确定。以前历史家对这个团体人员数目的估计一般偏高。“伦敦通讯会社”的人自称他们的会员有5000人。不过，据有关资料分析，在1792年底，它大概有会员650人左右。后来一直在这个数字上下徘徊。人数最多的时候是1795年秋。这时，有一个星期参加各分部集会的人达3576人。但随后人数即迅速跌落。到1798年被迫解散前夕，已只有约400个积极参加者了。至于“伦敦通讯会社”会员的成份，以前的著作认为该会的会员中，小店主和工匠约占一半人数，其余都是出身于社会较高阶层的人。现在有的学者认为，“伦敦通讯会社”成立时，特别是1792年下半年，物价猛涨，实际工资降低，许多生活困难的中下层人民，投身于激进主义组织中，希望能找到一个解救他们苦难的有组织的力量，所以就把“伦敦通讯会社”当作这样的组织团体。“伦敦通讯会社”也开始以生活贫困的中下层人民的代言人自居，后来又以全国的中下层人民的发言人姿态出现。在“伦敦通讯会社”中，工匠和小店主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它主要由小店主和工匠所组成。它的活动，虽然受到广大工人、手工业者、中小资产阶级的欢迎，但仍不能说它是一个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群众组织。
除“伦敦通讯会社”外，其他许多城市，如利兹、德比、诺丁汉、伯明翰、爱丁堡、纽卡斯尔、敦堤、格拉斯哥、斯特林等也建立了同样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彼此之间互相通信联系，对许多问题互相交换意见，使他们的力量显得更加壮大。
潘恩及其他激进主义者 “伦敦通讯会社”和当时的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如托马斯·潘恩等都有密切的联系。潘恩在各激进主义团体和激进派人士中影响很大。他所写的《人权论》一书，在英国中下层人民中受到广泛欢迎。1793年，一本小册子说该书的销售量达到20万册，在许多矿区、农村，包括苏格兰高地、威尔士的北部地区，都有这本书在传播。据说，在设菲尔德，“每一个磨刀匠”都有一本。在纽卡斯尔，潘恩的书“人手一册”。特别在那些制陶业的雇工中，潘恩的书更受欢迎。潘恩的《人权论》已和《鲁宾逊飘流记》等著作一样成了最受欢迎的书。这本书之所以广泛流传，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直接为劳动群众的权利而呼吁，并号召解除下层人民的生活困苦。同时，它的文字通俗易懂，条理清楚，能将现实问题的论述与富有想象力的说理密切结合在一起，加以它出版了大量的廉价本，所以书一出版，立刻销售一空，在短期中出版了6版之多。
《人权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1791年出版，第二部分在1792年出版。它本来是为了批驳伯克对法国革命和英国民主改革要求的攻击而作的。潘恩不同意伯克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歌颂，认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远不能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进步意义相比。他也不同意伯克对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和赞扬，他认为英国在1688年以后保留的君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暴政，只有共和国才能适合人民的利益。任何合理的政府形式，都应该是由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任何君主政体都应该加以废除。像美国这样的“混合制”的政府，事实上也是“腐败的、浪费的、不正义的”，都是应加以废除的，并应代之以共和制。新政府的权力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享有选举议会代表的权利。为了使人民的权益得到保证，为了使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应该制订一部成文宪法，行政权应该从属于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后者应该受到人民最高权力的制约。只有在废除君主制度后，才可以在各国人民之间保持和平的关系，因为所有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无非是各国君主之间的争吵。
潘恩在论述自己的见解时，不是像有些民主主义者，如约翰·卡特赖特和图克那样，依托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据。把人民的权利说成是古已有之，只是后来被统治者所侵犯，而是直接诉诸人的生而俱来的自然权利。
潘恩反对伯克等人推崇1688年光荣革命，把1688年—1689年的一些措施当作后世的效法榜样。他认为不论是“1688年的议会和人民，或者是别的任何时代的议会和人民，都不应该有更多的权利来处置当今的人民。”他说：“我坚决地维护活着的人的权利，反对那些已经失掉的，由已死去的政权所控制和编订的权利。以前有些历史例证，只是对保守主义者有利，因为保守主义者正是把以前的历史例证作为他们限制人民权利的根据的。现在的改革者应该抛弃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的说法和关于17世纪的“万应灵约”，而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建立在天赋人权方面来。潘恩依据理性主义者约翰·洛克和普莱斯的理论，宣称根据共同的人性，人生来就享有一些任何人和政府都不能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追求幸福的权利等。为了保证这些原则的实行，应建立起人民最高主权的原则，并制订一个超越一般行政和立法权的最高法律来宣布这些人民主权，任何人和政府都不能违反。
不过，潘恩虽然不屈不挠为改革事业而奋斗，但他却从来未号召人民进行暴力革命。在他看来，只有当统治阶级用武力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对人民进行镇压时，才可考虑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为了解除穷人的痛苦，潘恩主张向贫民儿童每年发4镑补助金，到14岁为止。对50岁以上60岁以下贫苦老人发6镑补助金，60岁以上的贫苦老人每年发10镑补助金。当穷人婚丧之时，国家也给予补助。 1797年潘恩发表《土地正义》一书，主张以赎买的方式向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来实现土地国有化，并实行累进所得税。而对一般的赋税则加以削减，以减轻贫苦人民的负担。
潘恩因从事激进主义活动，受到政府的迫害。为了避免被政府逮捕和审判，他逃往法国。在法国他得到了公民权，并被选为国民大会的代表。不过，潘恩因支持吉伦特党，所以在雅各宾派执政后被捕，后来从法国逃往美国，在美国又受到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排斥。
本来，1774年潘恩曾从英国到了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潘恩正在美国，他积极支持美国的独立事业。现在，当他在1802年不得不再度到美国时，却到处无法容身。
除潘恩外，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葛德文和托马斯·斯潘斯也都与“伦敦通讯会社”有密切联系，并且在当时的激进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葛德文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将会妨碍个人自由的发展。他青年时曾当过牧师，后因受到法国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辞掉了圣职，从事写作。1793年发表《关于政治正义的探讨》一书，献给法国国民大会。该书宣扬社会改革，但不主张暴力革命。他希望富有的人能自愿地把多得的钱财拿出来分给那些最需要这些财富的穷人。他和“宪法知识协会”及其他一些通讯会社的成员一样，很重视政治教育的问题，认为通过政治教育转变人的政治态度，是达到改变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的基础。他在《关于政治正义的探讨》一书中写道：“一个慈善家所渴望看到的国家革命变革……主要存在于这些国家人民的情绪和气质的变化上。”同时他还谴责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源泉。
斯潘斯原为纽卡斯尔地方的一个小学教师。他在1775年向当地“文学与哲学协会”作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取消地主对土地的私有，把土地转交给公社掌握等主张。这次演讲词后来以《人的权利》的名称出版。斯潘斯主张通过革命来达到废除土地私有制。在他看来，只要人民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就可将土地从地主的手中夺过来。他在一本小册子中以1797年发生的水兵起义为例，证明就像水兵联合行动起来之后，军官无法阻止他们将兵舰夺取到自己手中一样，只要人民能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地主也无法阻止人民将土地据为己有。他的思想，对其他激进主义者发生了很大影响。